1.憂鬱症不是文明病
雖然憂鬱症目前名列21世紀三大疾病之一，但是人類的憂鬱症病史其實從很早以前就已經開始了，這也是現在很多精神疾病學家，對於外界將憂鬱症視為文明病感到不以為然。
古代希臘名醫希波克拉底（Hippokrates）很早就開始研究憂鬱症，在西方的文獻裡，希臘羅馬時期的專家學者將憂鬱症歸咎為「膽汁過多的毛病」，所以英語的「抑鬱症」（melancholy）即是從希臘語的黑膽汁（melaina chole）而來。
每個世紀對憂鬱症的解讀不同，曾經在2002年入圍美國普立茲獎的書籍《正午惡魔──憂鬱症紀實》（The Noonday Demon）這本書中，飽受憂鬱症之苦的英美知名小說家安德魯‧所羅門（Andrew Solomon）鉅細靡遺地探討憂鬱症的演化與成因，他指出憂鬱症在中古世紀被視為是受到天譴的疾病，到了文藝復興時期卻又被過度的浪漫化，認為是天才與創作者的天賦；到了20世紀初，佛洛伊德等人開始使用精神分析來解釋憂鬱症的成因，演變至今，專家學者們已經把憂鬱症解讀為一種情緒障礙，也就是「神經生物學性障礙」。
2.憂鬱症非不幸者專利
憂鬱症與其他病症很大的不同， 在於它的臨床界線不清楚， 所以才會被不斷地推翻與重新解讀， 即便如此， 憂鬱症卻從來沒有停下它的腳步過，它跟隨著人類歷史與思想發展，飛入達官王謝與尋常百姓家，而且不分性別，不分族群，它甚至不是只屬於受挫失敗的人們，從締造豐功偉業的英雄到市井小民，無一倖免。
「我是在人生開始順遂之後， 才罹患憂鬱症的。」這是安德魯‧ 所羅門在書中開宗明義的表白；南北戰爭時期的美國總統林肯也飽受憂鬱症之苦，他形容自己是天下最可憐不幸的人；英國首相邱吉爾稱自己的憂鬱症為「黑狗」又來了；維吉尼亞‧吳爾芙在留給另一半的自殺遺書上寫道：「在沒有得到這個病以前，我們曾經非常幸福。」
憂鬱症雖然在西方社會很早就開始探討研究，但是放到東方社會來卻是近年來才逐漸公開提及的事實。現在我們才了解到，原來作家三毛曾飽受憂鬱症之苦；上個月底南韓知名女藝人李恩珠（在台灣上映的韓劇【火鳥】就是她的代表作），也是受不了憂鬱症之苦而選擇結束生命；作家許佑生乾脆跳出來出書現身說法，希望大家正視憂鬱症同樣普遍發生在東方社會。
3.愈先進的國家愈憂鬱
憂鬱症讓人聯想為文明病的原因之一，大概也是因為憂鬱症人口比例較高的國家幾乎都集中在福利制度良好的先進國家。董氏基金會心理衛生組主任葉雅馨便指出，全球罹患憂鬱症的指數當屬北歐國家最高，所以最早的心理機構也是在北歐成立。
究竟北歐國家罹患憂鬱症的比率有多高呢？葉雅馨舉芬蘭國家為例，罹患憂鬱症的民眾就佔了人口的60％，在如此驚人的數字下，芬蘭的政府費了很大的功夫，拚命想要改善憂鬱症的蔓延程度，例如在公共場合及廣場上打上強燈，為缺少陽光的冬季增添明亮，或是在牆壁上塗上鮮明的顏色，盡量讓民眾感受輕鬆溫暖的視覺效果。
根據最近一期的《經濟學人》內容指出，目前全美國從18～54歲的民眾，就有9.5％的人有憂鬱症； 亞洲雖然比例較低， 但是世界衛生組織（WHO）調查發現，至少有5000萬名亞洲民眾罹患憂鬱症，只是就診率比歐美低。
4.憂鬱的時代已來臨
憂鬱症就像冰山一角，隨著時代的開放， 逐漸浮上海平面，人們對於這個龐然冒出的藍色怪獸，已經開始在學習如何與它共處。於是，我們可以發現憂鬱症的元素已經滲入到我們的生活層面中，教你不重視它也難。
電影《時時刻刻》一開始就是維吉尼亞‧ 吳爾芙受不了憂鬱症決定沉入水中的場景；《瓶中美人》描述早逝的美國女詩人希微雅‧普拉斯與憂鬱症對抗的一生；《艾蜜莉的異想世界》裡，身為女兒的艾蜜莉想盡辦法要取悅因妻子過世而罹患憂鬱症的父親。
這幾年來因憂鬱症自殺的社會新聞與相關報導，也一再提醒大眾要正視憂鬱症的存在，這個被稱為「隱形殺手」的憂鬱症，也因為罹患的年齡層有逐漸年輕化的趨勢，正困擾著青少年與處在為事業打拚的職場工作者。根據《美國醫學會期刊》所做的估計，美國每年因為憂鬱症的損失已經高達43兆美元，其中潛在勞動人口過早死亡的損失為8兆，在職場上因憂鬱症而失去勞動力的損失為23兆，這些數字所導致的社會國家損失，的確令人堪憂。
當藍色風暴來襲，身為憂鬱患者自然希望大眾能夠正確解讀，而做為一個旁觀他人之痛苦者，我們更要了解憂鬱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