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島內的南北人才流動之外,許多工作地點更是跨國際性的。哪裡提供最好的資源、最有前景的工作,人才就往哪裡移動。這種逐水草而居的工作型態,就是《工作游牧族》一書中所倡導的、行動化的工作與生活。當原居地的資源——就業機會、收入、生活品質,都不足以憑藉時,人們會往資源富足的地方移動。而這裡所謂的資源,不僅僅是薪資水準而已,更重要的是該地未來的發展潛力。
逐水草而居的矽谷工程師
來自矽谷的這群華裔工程師就是最好的例證。29歲的薛雲,從小跟著父母移居南美洲的瓜地馬拉,大學時原本想回台灣念歷史,但因父母的反對,而到美國念了電機系,也順理成章地在矽谷的Scan-Disk總公司擔任工程師。不過企圖心強盛的他並不以此而自滿,薛雲看中了亞洲的發展前景,跟著亞美玉山科技的夥伴們,來台灣探測新的機會,他在拜訪幾家台灣的高科技廠商後,下一站將轉往上海,了解當地的工作環境,以便決定到哪兒工作。
「對我來說,工作的地點不是問題,哪裡提供我更好的機會和職涯規劃我就去那裡,」薛雲說。因為多元文化的背景和語言能力,讓薛雲決定脫離工程師固定的職涯,轉往國際行銷的工作。而看好正在興起的亞洲市場,加上矽谷的玻璃天花板效應,亞裔族群升遷有限,是薛雲決定離開矽谷的原因。
他的決定當然也曾經受到親友的質疑,因為矽谷無論工作環境、薪資水準都優於台灣和上海,薛雲怎麼會想到亞洲工作呢?他認為:「金錢其實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潛在價值。」
跟薛雲一同前來的矽谷工程師王照閔,是國中就移民加拿大的小留學生,多倫多大學電機系畢業後,目前在矽谷的LSI Logic工作,面對工作地點的不確定性,他倒是處之泰然,「我們已經習慣這種生活了!」
王照閔舉自己為例,他待過台灣、溫哥華、多倫多、又到美國矽谷工作,工作地點的轉換對他來說可是家常便飯。王照閔認為許多年輕人挑工作喜歡錢多事少離家近,這其實有很大的問題,因為離家近表示視野狹窄,相較之下,薪水和工作地點不是那麼重要,最重要的是能不能學到東西。
27歲的王旭平也抱持著同樣的想法。他史丹福大學畢業後在矽谷工作了一段時間,又回到學校念博士學位,但因父親的工廠大火,王旭平中斷了博士班的課程,準備自創一番事業。為了尋求資金的挹注,他現在得台灣、矽谷兩頭跑,是標準的空中飛人。
而同樣來自矽谷的工程師呂明霖,則更是直言想回台灣工作,因為在美國工程師的路很清楚,台灣則充滿了更多變動性和挑戰。他任職的航太公司,會因為政治、波灣戰爭的爆發而營業額暴起暴落,當然也間接影響到員工的工作權。表示視野狹窄,相較之下,薪水和工作地點不是那麼重要,最重要的是能不能學到東西。
27歲的王旭平也抱持著同樣的想法。他史丹福大學畢業後在矽谷工作了一段時間,又回到學校念博士學位,但因父親的工廠大火,王旭平中斷了博士班的課程,準備自創一番事業。為了尋求資金的挹注,他現在得台灣、矽谷兩頭跑,是標準的空中飛人。
而同樣來自矽谷的工程師呂明霖,則更是直言想回台灣工作,因為在美國工程師的路很清楚,台灣則充滿了更多變動性和挑戰。他任職的航太公司,會因為政治、波灣戰爭的爆發而營業額暴起暴落,當然也間接影響到員工的工作權。
跨國競爭已成趨勢
不過,一國的工作者可以離開故鄉到資源豐富的綠洲維生,他國的工作者也可以有相同的抉擇,這時,水草肥美的工作地點就面臨多國競爭者環伺的情形。
像矽谷三分之一以上的工程師、研發人員和科學家來自於其他國家,多元文化為企業帶來豐沛的想像力和能量,但也為工作者帶來很大的競爭壓力。除了來自各地菁英的競爭,其他地區也有競爭及排擠的效應。根據《經濟學人》報導,印度南方的邦加洛因為工資便宜、人力素質高、又通曉英文,所以占了全球外包市場的80%,有「印度矽谷」的美譽,美國本土的軟體程式和客戶服務,都外包到了這裡。
矽谷的公司大多都面臨了這樣的情況,薛雲的公司也不例外:「當時我們老闆說外包到印度是為了讓大家專注於更高層次、更有興趣的工作,不過我們大家都了解最後都搬到那裡去了。」王照閔任職公司的副總甚至直接說:「我們測試人才主要會搬到印度去,所以我們公司不會在矽谷擴張,甚至有可能縮編。」因此兩人都贊成工作地點回歸亞洲是必然的趨勢。
雖說是回歸亞洲,但是不是回到台灣就不一定了。
四位工程師一致認為面對人人可以自由遷徙、自由選擇工作地點的時代,台灣必須找出自己的核心價值,而不只是專注於製造及外包;同時也要更加強相關工作環境的建設,才能吸引更多優秀人才的進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