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島內的南北人才流動之外，許多工作地點更是跨國際性的。哪裡提供最好的資源、最有前景的工作，人才就往哪裡移動。這種逐水草而居的工作型態，就是《工作游牧族》一書中所倡導的、行動化的工作與生活。當原居地的資源——就業機會、收入、生活品質，都不足以憑藉時，人們會往資源富足的地方移動。而這裡所謂的資源，不僅僅是薪資水準而已，更重要的是該地未來的發展潛力。
逐水草而居的矽谷工程師
來自矽谷的這群華裔工程師就是最好的例證。29歲的薛雲，從小跟著父母移居南美洲的瓜地馬拉，大學時原本想回台灣念歷史，但因父母的反對，而到美國念了電機系，也順理成章地在矽谷的Scan-Disk總公司擔任工程師。不過企圖心強盛的他並不以此而自滿，薛雲看中了亞洲的發展前景，跟著亞美玉山科技的夥伴們，來台灣探測新的機會，他在拜訪幾家台灣的高科技廠商後，下一站將轉往上海，了解當地的工作環境，以便決定到哪兒工作。
「對我來說，工作的地點不是問題，哪裡提供我更好的機會和職涯規劃我就去那裡，」薛雲說。因為多元文化的背景和語言能力，讓薛雲決定脫離工程師固定的職涯，轉往國際行銷的工作。而看好正在興起的亞洲市場，加上矽谷的玻璃天花板效應，亞裔族群升遷有限，是薛雲決定離開矽谷的原因。
他的決定當然也曾經受到親友的質疑，因為矽谷無論工作環境、薪資水準都優於台灣和上海，薛雲怎麼會想到亞洲工作呢？他認為：「金錢其實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潛在價值。」
跟薛雲一同前來的矽谷工程師王照閔，是國中就移民加拿大的小留學生，多倫多大學電機系畢業後，目前在矽谷的LSI Logic工作，面對工作地點的不確定性，他倒是處之泰然，「我們已經習慣這種生活了！」
王照閔舉自己為例，他待過台灣、溫哥華、多倫多、又到美國矽谷工作，工作地點的轉換對他來說可是家常便飯。王照閔認為許多年輕人挑工作喜歡錢多事少離家近，這其實有很大的問題，因為離家近表示視野狹窄，相較之下，薪水和工作地點不是那麼重要，最重要的是能不能學到東西。
27歲的王旭平也抱持著同樣的想法。他史丹福大學畢業後在矽谷工作了一段時間，又回到學校念博士學位，但因父親的工廠大火，王旭平中斷了博士班的課程，準備自創一番事業。為了尋求資金的挹注，他現在得台灣、矽谷兩頭跑，是標準的空中飛人。
而同樣來自矽谷的工程師呂明霖，則更是直言想回台灣工作，因為在美國工程師的路很清楚，台灣則充滿了更多變動性和挑戰。他任職的航太公司，會因為政治、波灣戰爭的爆發而營業額暴起暴落，當然也間接影響到員工的工作權。表示視野狹窄，相較之下，薪水和工作地點不是那麼重要，最重要的是能不能學到東西。
27歲的王旭平也抱持著同樣的想法。他史丹福大學畢業後在矽谷工作了一段時間，又回到學校念博士學位，但因父親的工廠大火，王旭平中斷了博士班的課程，準備自創一番事業。為了尋求資金的挹注，他現在得台灣、矽谷兩頭跑，是標準的空中飛人。
而同樣來自矽谷的工程師呂明霖，則更是直言想回台灣工作，因為在美國工程師的路很清楚，台灣則充滿了更多變動性和挑戰。他任職的航太公司，會因為政治、波灣戰爭的爆發而營業額暴起暴落，當然也間接影響到員工的工作權。
跨國競爭已成趨勢
不過，一國的工作者可以離開故鄉到資源豐富的綠洲維生，他國的工作者也可以有相同的抉擇，這時，水草肥美的工作地點就面臨多國競爭者環伺的情形。
像矽谷三分之一以上的工程師、研發人員和科學家來自於其他國家，多元文化為企業帶來豐沛的想像力和能量，但也為工作者帶來很大的競爭壓力。除了來自各地菁英的競爭，其他地區也有競爭及排擠的效應。根據《經濟學人》報導，印度南方的邦加洛因為工資便宜、人力素質高、又通曉英文，所以占了全球外包市場的80％，有「印度矽谷」的美譽，美國本土的軟體程式和客戶服務，都外包到了這裡。
矽谷的公司大多都面臨了這樣的情況，薛雲的公司也不例外：「當時我們老闆說外包到印度是為了讓大家專注於更高層次、更有興趣的工作，不過我們大家都了解最後都搬到那裡去了。」王照閔任職公司的副總甚至直接說：「我們測試人才主要會搬到印度去，所以我們公司不會在矽谷擴張，甚至有可能縮編。」因此兩人都贊成工作地點回歸亞洲是必然的趨勢。
雖說是回歸亞洲，但是不是回到台灣就不一定了。
四位工程師一致認為面對人人可以自由遷徙、自由選擇工作地點的時代，台灣必須找出自己的核心價值，而不只是專注於製造及外包；同時也要更加強相關工作環境的建設，才能吸引更多優秀人才的進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