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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野火到沙龍,天真持續二十年

龍應台
文 / 游常山‧江欣怡    攝影 / 吳毅平
2006-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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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野火到沙龍,天真持續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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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2月27日, 新竹風城寒風刺骨。接近中午的冬末課堂內,清華大學教育館裡三樓,大學部通識教育「批判閱讀」這門課正上得如火如荼。

先是由兩個小組的同學輪流上去報告俄羅斯和古巴的政經情勢,這群18、19歲的青春男孩、女孩,把千里外的第三世界國家講得栩栩如生,不僅用新聞學「深度報導」的手法,時時把台灣的經濟統計數字和這些國家對照,還能仔細地討論車臣和俄羅斯的尖銳關係。

上游的教育是火源

這是本學期倒數第二次上課,已經上到了尾聲,指導老師龍應台不厭其煩地講著公民意識的概念,拿Nike舉例說明,「一個有問題意識的人,就不應該買剝削勞工的廠商的產品。」

還沒講完,一位學生就迫不及待地舉手發言了:「現在就是一個包裝的時代,我們上的消費者行為學也是這樣說,如果沒有包裝的話,那Nike那種大廠不就都死光了嗎?」

聽到學生理直氣壯地爭辯,龍應台嚴肅地回應說:「全球的發展趨勢是如此,台灣沒有教授與討論的現象,並不表示世界上沒有發生。」當場她嚴肅地回應這位選修「行銷學」的經濟系學生。

下課後, 龍應台還耿耿於> Role Models 面對典範懷地進一步討論清大學生不該有的、過於天真、單面思考的「理直氣壯」態度。「『行銷』在這個學生心中已經是天經地義,就像是環境教他以為地球的確是圓的一樣,這是大多數人的想法。在台灣,很少人談世界公民意識;在西方,這個意識卻已經是風起雲湧了。」

龍應台覺得,台灣的青年人要突破,就要先問台灣人該怎麼辦,根源就是要從上游的教育開始著手,而國際觀也應該要從上游開始培養。她反覆地闡述全球問題意識與公民意識的意涵,就是為了要在年輕學子的心中埋下一「國際觀」的種子。

現在的龍應台拋開二十年前寫《野火集》時候的咄咄逼人,在講台轉身間,她再一次成為安德烈( 龍應台的大兒子)心目中隨時可以討論發言的「MM」(她兩個兒子對媽媽的簡稱)。

台灣青年普遍被矮化

在下一代逐漸地長大,曾經對於社會充滿尖銳批評的龍應台,卻在最近連載的「親愛的安德烈」的母子家書系列中關注到世代的差異與文化之別。過去嚴厲的批判,此刻在她的心中, 轉換成溫和的方式。「對我來說,世代差異是大於文化差別,表面上是同的,但往下就很不一樣, 安德烈是20歲的歐洲青年,很有全球意識、社會正義關懷,但台灣的年輕人普遍比較少,大陸根本都沒有。」

在龍應台的眼中,台灣年輕人比歐洲人晚熟,而且這種晚熟是環境所鼓勵的。「從國外回來後,我發現台灣有種『小女生文化』,以我在美國接觸到的25歲年輕人來說,他們大方、莊重、專業,但在台灣連博物館裡的解說員解說起來也像是對待小孩子的語氣,全國上下都這樣,不管是18歲還是45歲,語氣中都是可愛。」

這讓龍應台發現,要下一代怎樣表現就跟我們怎樣對待他們有關。當你對待他的方式像小孩,他就會表現出小孩的樣子,但如果你把他當作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新左派思想家),他就會是哈伯瑪斯的樣子。所以,現在報紙教育版上常介紹大學美女,你給讀者看這種東西,每個人都只會想成為大學美女。

反觀德國, 14歲的小孩,老師就稱呼「您」,這就成為台灣與歐洲年輕人最大的差異。「我兒子飛飛有次跟我說, 他發現在歐洲, 會以年齡來判斷你成年與否;但在台灣,卻以『世代』來判斷你,所以, 台灣社會完全不自覺地在矮化年輕人,譬如『草莓族』這個名詞,每一代都有草莓族,憑什麼說現在這一代就是草莓族?」對於社會給年輕人貼的標籤,龍應台認為不該是這樣,「你矮化他,他就裝可愛。」她無奈地說。

熱情燃燒二十年

所以,她應前任清大校長沈君山的邀請,成立了「清華思想沙龍」之後, 她對於參與的學生們都以高規格的標準要求,不管是事前的講題規畫還是事後的追蹤,平均年齡不到20歲的思想沙龍成員們,都是如履薄冰地遵照龍老師的指示,「希望清華思想沙龍有擴散的作用,也希望成員們能培養專業、敬業的精神。」手裡握有一枝尖銳的筆,還有在社會中累積許久的人脈,從《野火集》到現在的二十年中,龍應台重新回到了原點,重新將自己的熱情灌注在開創思想的路上,這一個目標,卻是二十年來未曾改變的。

「龍應台教會我,什麼是藝術(音樂、美術、建築等八大藝術),什麼是文化(藝術加上文學、歷史、哲學),什麼是文明(文化加上科技、法律、政治典章制度),這中間有很多層次的不同!」廣達科技集團董事長林百里在林口總部接受《30雜誌》獨家專訪時,猶津津樂道龍應台的博學和獨特說服力。酷愛張大千名畫的林百里在龍應台的影響下,更積極介入古物保護收藏工作,甚至和嚴長壽等企業家共同贊助「龍應台文化基金會」。

素樸天真的點火者

這樣一位重量級的大作家,卻願意為清華園的青澀少年付出心力,諄諄教誨,其實早在她33歲寫《野火集》臧否時政時,就可以看出端倪。當時台灣仍是戒嚴時代,批評當道絕對是十惡不赦的異議份子;而一度回到台灣在中央大學客座的龍應台,寫就此書之際人不在台灣,卻在島內放了一把熊熊之火。

「我和所有異議份子最大不同的一點,就是我從來都不憤世嫉俗,如果你仔細看,當時的我甚至有點『素樸的天真』,」龍應台回顧前塵往事,感嘆地說,她錯過了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錯過了跟台灣人民一起呼吸的時刻,大學畢業後便前往美國念書,一路攻得美國堪薩斯州英美文學博士,又曾經在紐約市立大學、梅西學院任教,1983年回到台灣,而後嫁給德籍夫婿,在1991到1999年間旅居德國。

繼續扮演啟蒙者

「遠距離」這個因素讓龍應台看得更清楚,《野火集》燎原般地席捲台灣,而後龍應台的筆走向歐洲、關注起教育,一直到卸任台北市文化局長後,一篇「在紫藤廬和starbucks之間」的文章,又燃起台灣人對於台灣社會定位的討論。這次,龍應台離開公職轉往香港後,又漂泊回到了台灣,如同一顆蒲公英的種子,落腳到了清華大學,隨即又轟轟烈烈地綻放,成立清華思想沙龍繼續從事思想觀念的改造工作。

從《野火集》到最近的《孩子,你慢慢來》,一路走來,龍應台彷彿回到了原點,「我不會再寫《野火集》那種文章,現在台灣社會也不需要了,不過,天真還是持續的,若沒有天真,我不會做現在正在做的事情。」龍應台清楚自己在做些什麼。

現在的她,只想繼續扮演「啟蒙者」的角色。不同的時空,不同的啟蒙經驗,就像此刻清大的學生,蒙昧無知於西方國家、乃至韓國農民如火如荼的「反全球化」行動。她想繼承梁啟超等民初「有機知識份子」的角色,喚醒台灣青年的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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