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2月27日， 新竹風城寒風刺骨。接近中午的冬末課堂內，清華大學教育館裡三樓，大學部通識教育「批判閱讀」這門課正上得如火如荼。
先是由兩個小組的同學輪流上去報告俄羅斯和古巴的政經情勢，這群18、19歲的青春男孩、女孩，把千里外的第三世界國家講得栩栩如生，不僅用新聞學「深度報導」的手法，時時把台灣的經濟統計數字和這些國家對照，還能仔細地討論車臣和俄羅斯的尖銳關係。
上游的教育是火源
這是本學期倒數第二次上課，已經上到了尾聲，指導老師龍應台不厭其煩地講著公民意識的概念，拿Nike舉例說明，「一個有問題意識的人，就不應該買剝削勞工的廠商的產品。」
還沒講完，一位學生就迫不及待地舉手發言了：「現在就是一個包裝的時代，我們上的消費者行為學也是這樣說，如果沒有包裝的話，那Nike那種大廠不就都死光了嗎？」
聽到學生理直氣壯地爭辯，龍應台嚴肅地回應說：「全球的發展趨勢是如此，台灣沒有教授與討論的現象，並不表示世界上沒有發生。」當場她嚴肅地回應這位選修「行銷學」的經濟系學生。
下課後， 龍應台還耿耿於> Role Models 面對典範懷地進一步討論清大學生不該有的、過於天真、單面思考的「理直氣壯」態度。「『行銷』在這個學生心中已經是天經地義，就像是環境教他以為地球的確是圓的一樣，這是大多數人的想法。在台灣，很少人談世界公民意識；在西方，這個意識卻已經是風起雲湧了。」
龍應台覺得，台灣的青年人要突破，就要先問台灣人該怎麼辦，根源就是要從上游的教育開始著手，而國際觀也應該要從上游開始培養。她反覆地闡述全球問題意識與公民意識的意涵，就是為了要在年輕學子的心中埋下一「國際觀」的種子。
現在的龍應台拋開二十年前寫《野火集》時候的咄咄逼人，在講台轉身間，她再一次成為安德烈（ 龍應台的大兒子）心目中隨時可以討論發言的「MM」（她兩個兒子對媽媽的簡稱）。
台灣青年普遍被矮化
在下一代逐漸地長大，曾經對於社會充滿尖銳批評的龍應台，卻在最近連載的「親愛的安德烈」的母子家書系列中關注到世代的差異與文化之別。過去嚴厲的批判，此刻在她的心中， 轉換成溫和的方式。「對我來說，世代差異是大於文化差別，表面上是同的，但往下就很不一樣， 安德烈是20歲的歐洲青年，很有全球意識、社會正義關懷，但台灣的年輕人普遍比較少，大陸根本都沒有。」
在龍應台的眼中，台灣年輕人比歐洲人晚熟，而且這種晚熟是環境所鼓勵的。「從國外回來後，我發現台灣有種『小女生文化』，以我在美國接觸到的25歲年輕人來說，他們大方、莊重、專業，但在台灣連博物館裡的解說員解說起來也像是對待小孩子的語氣，全國上下都這樣，不管是18歲還是45歲，語氣中都是可愛。」
這讓龍應台發現，要下一代怎樣表現就跟我們怎樣對待他們有關。當你對待他的方式像小孩，他就會表現出小孩的樣子，但如果你把他當作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新左派思想家），他就會是哈伯瑪斯的樣子。所以，現在報紙教育版上常介紹大學美女，你給讀者看這種東西，每個人都只會想成為大學美女。
反觀德國， 14歲的小孩，老師就稱呼「您」，這就成為台灣與歐洲年輕人最大的差異。「我兒子飛飛有次跟我說， 他發現在歐洲， 會以年齡來判斷你成年與否；但在台灣，卻以『世代』來判斷你，所以， 台灣社會完全不自覺地在矮化年輕人，譬如『草莓族』這個名詞，每一代都有草莓族，憑什麼說現在這一代就是草莓族？」對於社會給年輕人貼的標籤，龍應台認為不該是這樣，「你矮化他，他就裝可愛。」她無奈地說。
熱情燃燒二十年
所以，她應前任清大校長沈君山的邀請，成立了「清華思想沙龍」之後， 她對於參與的學生們都以高規格的標準要求，不管是事前的講題規畫還是事後的追蹤，平均年齡不到20歲的思想沙龍成員們，都是如履薄冰地遵照龍老師的指示，「希望清華思想沙龍有擴散的作用，也希望成員們能培養專業、敬業的精神。」手裡握有一枝尖銳的筆，還有在社會中累積許久的人脈，從《野火集》到現在的二十年中，龍應台重新回到了原點，重新將自己的熱情灌注在開創思想的路上，這一個目標，卻是二十年來未曾改變的。
「龍應台教會我，什麼是藝術（音樂、美術、建築等八大藝術），什麼是文化（藝術加上文學、歷史、哲學），什麼是文明（文化加上科技、法律、政治典章制度），這中間有很多層次的不同！」廣達科技集團董事長林百里在林口總部接受《30雜誌》獨家專訪時，猶津津樂道龍應台的博學和獨特說服力。酷愛張大千名畫的林百里在龍應台的影響下，更積極介入古物保護收藏工作，甚至和嚴長壽等企業家共同贊助「龍應台文化基金會」。
素樸天真的點火者
這樣一位重量級的大作家，卻願意為清華園的青澀少年付出心力，諄諄教誨，其實早在她33歲寫《野火集》臧否時政時，就可以看出端倪。當時台灣仍是戒嚴時代，批評當道絕對是十惡不赦的異議份子；而一度回到台灣在中央大學客座的龍應台，寫就此書之際人不在台灣，卻在島內放了一把熊熊之火。
「我和所有異議份子最大不同的一點，就是我從來都不憤世嫉俗，如果你仔細看，當時的我甚至有點『素樸的天真』，」龍應台回顧前塵往事，感嘆地說，她錯過了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錯過了跟台灣人民一起呼吸的時刻，大學畢業後便前往美國念書，一路攻得美國堪薩斯州英美文學博士，又曾經在紐約市立大學、梅西學院任教，1983年回到台灣，而後嫁給德籍夫婿，在1991到1999年間旅居德國。
繼續扮演啟蒙者
「遠距離」這個因素讓龍應台看得更清楚，《野火集》燎原般地席捲台灣，而後龍應台的筆走向歐洲、關注起教育，一直到卸任台北市文化局長後，一篇「在紫藤廬和starbucks之間」的文章，又燃起台灣人對於台灣社會定位的討論。這次，龍應台離開公職轉往香港後，又漂泊回到了台灣，如同一顆蒲公英的種子，落腳到了清華大學，隨即又轟轟烈烈地綻放，成立清華思想沙龍繼續從事思想觀念的改造工作。
從《野火集》到最近的《孩子，你慢慢來》，一路走來，龍應台彷彿回到了原點，「我不會再寫《野火集》那種文章，現在台灣社會也不需要了，不過，天真還是持續的，若沒有天真，我不會做現在正在做的事情。」龍應台清楚自己在做些什麼。
現在的她，只想繼續扮演「啟蒙者」的角色。不同的時空，不同的啟蒙經驗，就像此刻清大的學生，蒙昧無知於西方國家、乃至韓國農民如火如荼的「反全球化」行動。她想繼承梁啟超等民初「有機知識份子」的角色，喚醒台灣青年的覺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