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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不是導演一個人的

國際紀錄片新秀:印花印象團隊
文 / 30雜誌    
2006-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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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不是導演一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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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紀錄片領域的人,對印花印象這個紀錄片團隊應該很陌生, 但只要提到《Discovery》頻道2004年開拍的「台灣人物誌」單元中,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的故事,就是由這個團隊操刀掌鏡, 想必會喚回不少人的記憶。

過去,紀錄片一直是個本土的小眾市場;而現在,台灣的拍片團隊能獲得國際媒體的信賴,而且連續兩年標到《Discovery》的案子,對一向只知固守本土市場的紀錄片工作者而言,無疑是開啟了通往國際市場的大門。

而這樣一個與國際接軌的拍片團隊,卻只有四個人,而且平均年齡才32歲。

一場熱情的因緣聚會

「我們本來要解散轉行的。」63年次、在這行已經做了十一年的製作人兼公司CEO阿偉說。因為公司成立之前都是幫人代工,別人標到案子後才發一部分讓他們拍,因此阿偉和擔任導演的阿雄,從前只專注在拍片技術上的精進,根本忽略了最重要的源頭──該怎麼樣進一步寫好的提案和腳本,才能夠標到拍攝紀錄片的案子、也有足夠的錢讓公司生存下去?

這時,小葳的加入帶來了一線希望。三年前,小葳透過奇摩交友認識了阿偉、阿雄兩兄弟,當時她的認知是這兩個人一直在很辛苦地拍片,跟她的世界完全不同,壓根沒想過會和他們有交集。直到小葳拿到文化史碩士回國,阿偉要她來學剪接,沒想到這一學就這樣踏入了完全陌生的紀錄片領域。原本要解散的公司因為提案獲得《Discovery》的青睞後,「火又燒起來了。」阿偉說。

團隊成員互補而各司其職,是印花印象在這個艱辛的行業中,能獨樹一幟的秘訣。阿偉、阿雄對拍攝的技術工作很純熟, 但對文本卻是一竅不通,小葳則恰好相反。而最後才加入的製片經理黃毛,原本念的是物理,卻因為受了紀錄片老師的感召,退伍後毅然放棄所學,成為團體內負責營運接洽的製片。

品牌是團隊的,不是導演的

過去紀錄片公司有兩個困境:一是導演論,就是所有的光環都集中在導演的身上,其他成員相較之下無足輕重;二是根本沒有營運和成本的概念,錢一下就燒光了。但這兩個問題現在都被印花印象一一克服。

「台灣的影像產業體質沒辦法建全,很大的原因是導演論。」阿偉分析,只要提到哪部有名的紀錄片,大家一開始聯想到的都是導演的名字。但實際上,紀錄片是由團隊共同完成的,所有人的努力都累積在這個品牌上,而不是只有導演一個人。再加上紀錄片的經費往往只夠養活導演一個人,因此常見的情況是剝削完了一批默默無聞的團隊成員,又有一批懷抱夢想的年輕新血加入被剝削的行列。大家比的,是誰先撐不下去離開,如此一來,產業的體質自然無法健全。

因此, 印花印象想要打響的是團隊的品牌名聲,而不是只有導演一個人的名聲。「我們希望在這邊工作的人,出去之後是說我在『印花印象』工作,而不是我為『XX導演』工作過。」阿偉說。

為了打響團隊的品牌名聲、加強大家的溝通,印花印象用了一種類似部落格、或是wikipedia概念的網路平台來讓意見整合。例如黃毛如果有一個新的構想,就把它放在這個網路平台上,阿雄看了覺得還可以再加什麼讓這個創意更完美,就再加上去,久而久之這個討論串就會變成一個很大的筆記本,有可能某天就成為一個新的提案。而新進的成員也可以在網站上學習,馬上就進入狀況。有了這個溝通平台,開會就只剩下確認某件工作是否完成,節省了很多討論的時間。

三方團隊的創意衝擊

除了用網路平台來溝通之外,跨團隊的學習也是互相成長的重點。像幫《Discovery》拍攝林懷民的紀錄片時,就是《Discovery》、雲門、印花印象三個團隊彼此適應和腦力激盪的時刻。

《Discovery》團隊帶來的國際觀,就讓印花印象團隊學到了很多。例如片中有一段是美學大師蔣勳談林懷民,他用《紅樓夢》去談林懷民的創作背景,認為林懷民的早期創作是種對父權社會的抵制,而林懷民自己就像是紅樓夢裡的賈寶玉一般。

此時,問題來了,該怎麼用畫面來詮釋這段話呢?

印花印象原本拍攝的片子是用一本古書來作為《紅樓夢》的影像,他們認為沒有人會不知道《紅樓夢》是什麼東西,不過《Discovery》的監製就給了很寶貴的建議:「我是一個外國人,我怎麼知道《紅樓夢》是什麼?賈寶玉又是誰?」於是經過協調後,畫面改成了穿古裝的演員揮動袍袖,旁白再加上《紅樓夢》這本書的簡單說明。印花印象團隊原本認為要解釋《紅樓夢》是什麼,本身就已經很不專業了,但卻忘了影片要在國際上播出,得從國際觀眾的角度來看,不能只以自己的角度出發。

除了國際視野的提升外,《Discovery》團隊的工作模式也讓他們學到很多。像從前導演一個人剪片,常常剪得頭昏腦脹,得出去喝個咖啡、抽根煙才能想清楚。但《Discovery》的工作模式是剪片時身邊多了一個夥伴,可以馬上將思路釐清。因為創作是不客觀的,封閉的流程只會讓人一直陷在同一個盲點裡面,這時如果有其他人加入工作,就能夠提供截然不同的觀點。

雲門團隊也給了很多建議,林懷民自己就常以國際觀眾的角度來看這支紀錄片。例如原本影片的結尾是呈現教舞的過程,但林懷民覺得應該回歸到跟人們的接觸,所以片尾改成了他跟小朋友說謝謝的畫面,感覺更觸動人心。

像這樣有不同意見的情況常常發生,但印花印象團隊成員都認同:「共同的目的不是我們的創作,而是大家一起把片子做好。」合作的過程「不是去拒絕多少,而是很開放地容納多少好意見進來。畢竟,影像一直是很團隊的工作!」阿偉肯定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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