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的時候，報上常有耗費巨資刊登支持某候選人的廣告，連名支持者底下大都有一行「XX大學教授」。競選各造，也都輕易可以端出一堆「學者」，為他加持造勢。
當學者、教授侃侃大談「我們知識分子‥…」時，內心是否反省過：知識分子族群應該是什麼圖像？
後殖民論述建構者薩依德，窮其一生就在探索這幅圖畫。二十五年來始終為文「雕塑」知識分子形象的薩依德歸結，知識分子應是「局外人、業餘者、攪擾現狀的人」；而知識分子所處的情境，是類似流亡者和邊緣人的狀態。
流亡既是真實的情境，也是隱喻的情境。知識分子即使不是真正的流亡，也要保有流亡的思維方式。唯有處在邊緣，才可以敏銳地看到權力中心所看不到的事務。
根據薩依德的定義，處在現代工商社會的大都是有機的知識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是在知識生產或知識分配相關領域工作的人。令人沮喪的是，有機知識分子附屬於某個組織（公司、公會或政黨等），較無法站在邊緣、流亡的角度堅持自己的信念。
做個質疑者，而非顧間
在國族主義掛帥的新興民族國家裡，知識分子經常搖擺於國家理念與自由真理的兩難困境。薩依德堅信，國族主義對於知識分子是致命的誘惑。知識分子應不論政黨、國家背景與效忠對象，都要固守有關人類苦難和迫害的真理標準。因此，如果譴責敵人無故侵略之舉，當本國政府入侵更弱的一方時，同樣應該譴責。薩依德抨擊，這種指責他國，卻放過自己社會相同行徑的態度，是最卑劣的策略（所以當我們譴責中共摧殘人權時，對政府處理弱勢族群的不當手段也不能沈默以對）。
薩依德認為，知識分子的角色應該是質疑，而不是顧問，對於權威和傳統應該存疑，批評比支持國家理念、國族認同重要，而且「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檢驗知識分子的標準，不是看他的忠誠度、能力，而是看他是否具有批判的道德勇氣。
今天威脅知識分子的，除了國族主義之外，還有專業態度。專業化迫使知識分子，必須讓自己是「客觀的」、有市場性、沒有爭議、要代表主流價值，這使得知識分子淪為被權力直接雇用，因而喪失獨立的批判立場。這些壓力都可以用業餘性來對抗，不為利益或獎賞，只為了興趣和喜愛，才能夠越過界限。
以一生形塑知識分子
檢驗薩依德一生，也是在實踐他對知識份子的關照。身為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薩依德在美國接受精英教育，並在學院中教授比較文學。一九六七年以阿六日戰爭，是他一生的轉捩點，從鑽研純文學的學院教授，轉而為思索知識分子塑像的政治參與者。他的作品《東方主義》《文化與帝國主義》，結合政治、知識與學術，建構了後殖民論述，以迥異於西方白種人的觀點，闡述被殖民社會與宗主國的關係。薩依德引介歐洲學派的批評理論（如傅柯、德悉達），但是卻不滿他們對權力太有興趣。他顛覆以西方為中心（他反對任何中心）的文化論述，並為弱勢族群（如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文化歷史架構。
一九七○年代後，薩依德介入巴勒斯坦獨立運動，擔任不支薪的巴勒斯坦國會議員達十四年之久（支薪就意味著受雇，不符合他對知識分子的期許），他從未加入以色列、美國那邊，也從未為阿拉伯國家的政策背書。他寧願以流亡者的姿態，保有局外人和懷疑者的自主性。
薩依德秉持「我不服務」的信念，反對改信或相信任何政治神祇。九○年代初期以巴和談後，舉世讚頌之聲，薩依德卻連寫多篇文章撻伐阿拉法特，質疑這種和平「是誰的和平」？
如果按照這樣的標準，台灣夠格稱做知識分子的人寥寥無幾。知識分子要做的絕不是「鞏固」而是「質疑」領導中心。他必須對抗正統與教條，不被政府或集團收編，要為下層社會、無人代表的人發聲。身為知識分子要經常提醒自己：是主動盡力代表真理，還是被動地讓主子或權威來引導。
做薩依德架構下的知識分子典範，或許太過沈重，也太討人厭；但是，在台灣，只要有幾個就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