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冰冰的女兒白曉燕被綁架,李登輝總統表示震怒與難過,連戰副總統且親到白家慰問。可是他們隨即就趕往高爾夫球場打球,並將辦案的警力調去開道、護衛。此事招致大眾相當的不滿與批評,認為他們傷了「頭家」的心。在「五0四」大遊行之後,據新聞報導,李總統已多日末到球場,連副總統也將「暫時封桿」,挪出時間多到基層訪問。「五一八」遊行的當天上午,「前政務委員」馬英九在電視上說,李登輝總統倡議的「心靈改革」,不該只是一個口號,重要的是以身作則,拿出誠意給民眾看。他強調,領導人如能不打小白球,外界的觀感會很不一樣。
高爾夫球,不過是一種運動,本無甚特殊,但另一位國家元首蔣中正總統也曾受其困擾,只是時移勢易,兩者的內涵及影響完全不一樣了。
民國四十五年十月三十一日為蔣中正總統七十歲華誕。蔣先生「謙辭祝壽」,而希望各方對他個人及國事坦誠建言。當時最具代表性的「政論雜誌」--「自由中國」半月刊,特出刊「祝壽專號」,除「壽總統蔣公」的社論外,尚有十五篇專論,作者均為有地位的學者專家和各黨派領袖人物,其中最有代表性者,當推胡適的那篇「述文森豪總統的兩個故事給蔣總統祝壽」。
小白球打得太少的蔣總統?
第一個故事說,艾森豪擔任哥倫比亞大學校長時,副校長為他安排會見學校各部門負責人,以院長、所長以上為限,一共六十三人。艾校長一聽大叫「太多了」,他說他在歐洲做盟軍統師,率領有史以來人數最龐大的軍隊,也只要和三個受他直接指揮的將領會面,其他都分層負責了。
第二個故事是說艾森豪在一九五三年就任美國總統之後,有一天正在高爾夫球場打球,白宮送來一件公事,請總統立即批示。總統的助理亞丹士已擬了兩個批稿,一件是準備批「可」,一件是準備批「否」的,艾總統一時不能決定,就在兩個擬稿上都簽了字,另加一句話:「請狄克替我挑一個吧!」狄克是副總統尼克森的小名。
胡適因而說:「我們的蔣總統是終身為國家勤勞的愛國者。我在二十五年前第一次寫信給他,我勸他不可多管細事,不可躬親庶務。民國二十二年,我在武漢第一次見他時,就留下我的一冊《淮南王書》託人送給他,做一個國家元首最好參考准南王的思想。蔣總統今年已七十歲了,我在今天要貢獻給蔣先生的話,還只是淮南王書裡說的「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眾智之所為,則無不成」。」
胡適已說得很清楚,希望蔣總統能乘眾勢、用眾智,把責任分給部下,自己學學艾森豪總統,多打高爾夫球去,國家的事只要注意大政方針就好了,不要「躬親庶務」。
這樣的話,蔣總統當然也聽得懂,據說在一個黨政大員齊集的會議上,蔣總統感慨地說:「我哪裡不知道打高爾夫球安逸?我現在這樣盯著,你們都會偷懶,我若打球去,你們還會好好幹嗎?」如果這個傳聞屬實,那就不知道是黨政大員太不勤快,所以要蔣總統做得多、盯得緊?還是蔣總統做得太多、盯得太緊,反使他們都無責可負了?
小白球打得太多的李總統?
今天,民眾批評李連打球,除了白曉燕案的時間因素外,還有下面這些基本原因:
一、台灣土地面積小而多山,但是全台現有八十四家高爾夫球場,不符土地開發利用的原則。
二、打高爾夫每次需要半天的時間,需要車子,需要價值不菲的裝備,需要動輒數百萬元的會員證,每次還有餐飲和桿弟等開銷,與一般民眾的生活距離太遠。
三、很多高爾夫球場,竊占國有土地,破壞水土保持,違反山坡地利用規則,但是因為高官們去打球,主管機關不僅不取締,反而千方百計地修改或曲解法令,使這些違規的球場能「就地合法」,嚴重傷害了政府的公權力。
四、和政府領導階層人士在如茵碧草上「球敘」的,多是工商企業界的大老闆,遂使久受詬病的「金權政治」色彩更濃、嫌疑更重,政府風氣就更形混濁。
白曉燕案之所以會引起政治風潮,當然不僅只是因為治安問題,而是民眾對政府整體施政不滿的總爆發。同樣地,社會批評李連打高爾夫球,也不在球的本身,而是認為他們的行為悖離民意,完全不瞭解人民的痛苦與需要。如果他們能回到「民之所欲、常在我心」的立足點上,真心誠意地為百姓做些事,就是他們再去打球,大眾也會接受;若是政務泄沓如故,社會凶亂如故,就是他們從此不再打球,也不會贏得人心。
諷刺的是:當年胡適勸蔣中正總統打高爾夫球,是因為他大權在握,管得太多,且「躬親庶務」;應該多打球,少管事。現在的李登輝總統酷好高爾夫球,卻也是大權在握,管得太多,且「躬親庶務」--過問勞工住宅每坪多少錢,口蹄疫後的豬肉應該內銷還是外銷。球是打了,事似乎管得比蔣總統還多。
可見,國家領導人的性格和品格,要由法制來規範,不能任其自由發展。就像打小白球,不是也要一些規矩嗎?
談到法制,大家當然已注意到,李總統正推動再次修憲。等這回修憲完成之後,總統的權力就凌駕憲法之上,就更無「法」管得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