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鬱悶的台灣
九七年台灣的春天，籠罩在鬱悶與難以理解之中。
「鬱悶」是指中產階級－－特別是知識分子－－看不到春天的社會應當出現的生機；「難以理解」是指為什麼執政黨要在這一時刻全力來推出一個支離破碎的憲改？又再以「戒急用忍」使兩岸關係更雪上加霜？
根據多種民意測驗，台灣老百姓當前最迫切需要的兩大項是安定的社會與安定的兩岸關係。領導階層施政的優先次序與民眾的願望，出現了愈來愈嚴重的落差。面對年底的縣市長選舉，執政黨怎麼可能不失掉半壁以上的江山？
領導階層可動用的資源(如金錢、人脈、職位、承諾、選舉支票)不是無限制的；領導階層本身的精力、時間、注意力，更是有限的。執政黨在全力推動當前民眾認為並不急需、而又引起社會極大爭論的憲政改革與元首外交，正是提升台灣競爭力的兩大絆腳石。
政客與政治家的區別，在於前者是滿足個人主觀判斷所衍生的政治欲望，後者則在滿足全民所反映的共同利益。台灣政壇有哪些可以稱之為政治家？
(二)活躍的江南
九七年江南的春天，不論在都市、或在鄉間，則充滿了活力。都是勤奮聰敏的中國人，中共只要鬆綁，想賺錢的意願就變成銳不可當的生命力。
四月中隨著遠見雜誌在大陸所舉辦一年一度的兩岸學術討論會後，我們十多位朋友一起參觀訪問了江蘇境內的南京、揚州、無錫、江陰、蘇州與特別市上海。這些地方是江南的精華，也是中國大陸經濟改革成效顯著的地區。
看到了江南的發展，再細看台灣經濟的滑落，更明瞭；只要有稍好的環境，民間就會衝刺，像今天的大陸；缺乏有利的環境，投資就會遲疑，就像當前的台灣。
山青水秀、人文薈萃的江南出現過不少在台灣受到尊敬的人物：嚴家淦、李國鼎、余紀忠、趙耀東、星雲大師、田長霖等。擁有七千多萬人口的江蘇省以及一千五百萬人口的上海，為當前投資者之所愛。一路上，所看到的、聽到的、談論到的、感覺到的，不再是盤旋在台灣的鬱悶，而是出現在江南的「旺」與「勢」。
這股旺的人氣、以及這股強的氣勢，在我們台灣的七０年代、八０年代都持續出現過。在那一時期，民間旺盛的企圖心、投資熱、以及政府領導階層的專心發展經濟與潔身自愛，厚植了台灣的經濟實力。可惜這幾年來在施政的優先次序錯置的情況下，台灣經濟指標一路下滑，政府在山窮水盡之中，是靠著老本與公債維持今天的局面。
(三)江南見聞
讓我來片段記述兩個多禮拜的江南見聞：
(1)南京的討論會：四月中在遠見雜誌與東南大學合辦的「海峽兩岸經貿與信息傳播學術研討會」上，我們邀請了二十多位台灣各界精英與會。最難得的是王昭明先生，離開大陸幾乎半世紀後第一次回去，他的大陸行受到各方矚目。在貴賓演講中，他敘述了台灣發展過程及親身經歷，十分生動。
東南大學的前身係中央大學，李國鼎與余紀忠兩位先生即是中大校友。近年來兩位曾先後回過母校，這次會議即在余先生捐建以紀念他母親的「春暉堂」舉行。東南大學已經刊印出十餘本李先生論述台灣經濟發展的著作。另一個在中壢的中央大學，負責籌備「李國鼎台灣經濟發展研究中心」的李誠教授，也在大會發表「台灣經濟發展之評價」，積極推動兩校的學術交流。
自一九八八年春天，我回大陸參加學術研討會算起，十年來不下三十餘次。起初幾年，常出現兩岸學術界對一些理念與政策的熱烈爭辯；近年以來，愈來愈少見意識形態上的歧見。在這次討論會中，更是相互激盪，充滿共識。大陸方面特別對石滋宜、張福賢、邱紹成三位在高科技發展所發展的論點引起迴響。西安交大陳金賢教授在會中數次犀利與坦率的發言－－特別強調科技教育與研究的重要，獲得不少掌聲。
東南大學校長陳篤信教授，係一位著名的科學家，細心聆聽，全程參與，發言中強調兩岸學術交流的重要性，引起一致的共鳴。
(2)年輕優秀的地方領導：在走訪改革以後經濟蓬勃發展的江陰、吳縣等地時，我們有機會與這些地方幹部晤談。看到他們的熱忱，聽到他們的發展藍圖，就會聯想到當年的台灣情景。當時我們那一批專業的技術官僚正值壯年，全心投入國家發展，他們廉潔、能幹、有守、有為。這批人才日後就是台灣經濟奇蹟的功臣。在他們垂暮之年，看到台灣經濟的衰退與社會亂象的湧現，一定懷有最深切的感嘆。
大陸地方大，一個江蘇省的人口就是台灣的三倍多。在這批地方領導中，江陰的市委書記袁靜波與副市長曹建華(女)特別突出。他們侃侃而談改革開放以後的各種進步，也不諱言遭遇的困難，更不敢低估以後有更長的路。這批幹部都受過高等教育與專業訓練(上述二位都是高級經濟師)，更在各種工作崗位上有過磨練。他們已不再是「解放」初期的「老粗」型幹部，而且都有相當程度的國際視野，幾乎都在新加坡、香港、日本、美國等實地考察過。
交談之中，他們也會出現一些幽默。江陰領導袁靜波說：幾世紀以來，長江邊的江陰水牛多，織布更多，因此根據他的「考證」，牛郎織女的故事，應當是指江陰。以民間神話來「推銷」江陰，正表現出他們的巧思。
他們最要努力爭取的還是要吸引更多的投資。正在興建另一座跨江大橋的江陰，就有來自台灣的永豐餘紙廠、焦廷標的太平洋電信電纜，以及王玉雲正在興建的工廠。
江陰市內的南菁中學是當地的明星中學。吳稚暉、鄧傳楷都是他們著名的校友。該校學生以數學理化見長。一位高一的學生，是江蘇省選出的唯一代表，明年將代表中國去俄羅斯參加兩國的數學對抗賽。他們的建築、圖書館、宿舍，不輸於台灣的中學。
該校有「捐助金」入學的彈性設置。成績稍差一些的學生，在家長捐款的情況下，可以特准就學。這對南菁的教學發展有相當助益。我稱讚他們：靈活運用了市場經濟的精神。他們在不影響既有的學生名額下，額外增加了一些名額，卻帶來了較多的經費。這連台灣都無法做到的，南菁已經領先做到了。從家長們的樂意捐獻，正反映出今天在大陸上家長們對子女教育的重視。我一直鼓吹：要等國家富裕之後才大量投資教育，國家永不可能富裕。，投資教育要走在前面，它是富裕的原因，不是富裕的結果。
(3)汪道涵先生的聚晤：近兩年來兩岸關係陷入低潮，辜汪二位已四年未見面。我們十餘位朋友與汪先生在上海小聚了一個多小時。我們深知兩岸關係的改善，民間無處著力，因此在即席發言中，大家不約而同針對其他方面的改善提出不少建言，如：
．王昭明先生談及大陸應當吸取某些台灣經驗，但要避免台灣走過的一些冤枉路。
．武士嵩先生與潘家慶教授建議對台灣媒體的採訪及兩邊媒體互訪，應放寬各種限制。
．石齊平教授建議可借重外資之參與國有企業(或購買、或合併)，來解決其資金不足、管理不善等問題。
．張全聲先生建議大陸應開放大陸以外人士－－特別是來自台灣的，去私人興學。
．我則回應汪先生在開場白中談及波特教授訪台一事。我說：波特認為美國競爭力近幾年來被評定為全球第一的關鍵因素，是因為美國是一個Open society(開放的社會)。我再引伸：在開放社會中，人才流通、資訊流通、資金流通、產品流通、科技流通。這些流通的相互激盪、刺激、競爭、互補就產生了一個充滿壓力、活力、生命力，以及競爭力的社會。
幾年未見的汪先生仍然神采奕奕。他耐心地聽，然後對我們的建議以溫和的語氣擇要作答。他的長者之風一如辜振甫先生，其是海峽兩岸的兩位紳士。當這兩位紳士變成好朋友時，兩岸的關係也就解凍了。
(4)二十五萬外商在上海：如果香港是東方明珠，那麼上海有潛力可以超越香港。僅僅這五、六年，沈睡四十多年的上海醒了過來。當上海一伸腰、一投手、一舉足、一撒嬌，長江流域、整個江南、大陸沿海，然後就是世界各地的外商隨之起舞。只要隔一年來一次上海，就可以明顯地感覺到上海的飛躍。
一位在上海投資的台商說：「目前至少有二十五萬外商住在上海，台商大概在五、六萬之間，而且人數不斷地增加。」
這幾十萬外商在上海，當然只有一個目的：賺錢。以五萬多台商來說，他們要離鄉背井，忍受寂寞；他們不論是投資製造業、經營服務業、或從事貿易業……，其過程總是充滿了波折與變數。他們喜愛大陸的市場，但是討厭大陸的行政手續。受「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揮舞，為了利潤還是湧入了上海。
試想一個過去封閉的社會，突然擁有了日日夜夜想賺錢的外商，由於他們的投資、生產、消費，及相互之間的乘數效果，會對大陸經濟產生多大的正面作用？當地的就業人數增加了、管理技能增加了、生產技術引進了、稅收增加了、房地產繁榮了，當地人要創業的意願也加強了。大陸的計畫經濟，正就在這種開放改革中，慢慢地變成了市場經濟。如果大陸怕資本主義污染，「戒急用忍」應當是他們而非我們。
一位台商說得好：「最聰敏的中共官員，就是讓二十五萬外商日日夜夜心甘情願地幫大陸創造財富，而他們只要放心與放手讓別人有賺錢的機會……。」
誠哉斯言！最笨最累的方法，就是政府只想壟斷獨占(不肯民營化)，什麼都要政府自己來做(此即國營事業)，其結果總是價格高、品質差、服務壞……。
上海的二十五萬外商雖然有各種煩惱，但顯然賺錢帶來的喜悅仍然超越了痛苦。他們為自己創造了財富，也為大陸增加了財富，這就是市場經濟所產生的雙贏的奇妙。
(5)幾次演講：一生從事教書的我，只要有適當的安排，我就樂意對年輕朋友，尤其大學生，傳播一些自認為「進步」的觀念。 這次途中除了東南大學外，還在南京大學、上海交大、杭州大學、與浙江省立教育學院做了四次演講。在交大的那一場，余秋雨先生也在座。我說：「余先生在台灣的演講都擠不進去，今天應當請他來講，我才有機會聽。」
四次演講的主題都環繞著「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這是北京三聯書店為我出版的一本書名，也是我在大陸出版的第三本書。這個書名一九七七年也曾在台北用過，但這本書選錄的文章則涵蓋了一九七七年以後的多篇短文。
我告訴大陸的年輕朋友：當提出的觀念受到責難時，不要緊張；得到共鳴時，也不要自喜。有道德勇氣的知識分子，既不祈求掌聲，也不恐懼噓聲。在傳播觀念的路上，終會有風雨，也終會有藍天。
今天的台灣，「白吃午餐」的心態仍然彌漫著，尚末脫離大鍋飯傳統的大陸，豈不是更嚴重？
讓我們來讀這段話；「這些(國有)企業每存在一天，都要占用和消耗社會大量的資源，如果總是怕國有資產受損失，不斷增加進行「搶救」，不敢實行破產，結果就得長期受損失，而且會遭受更大的損失。為了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最大限度地減少損失，只能對這些企業依法進行破產清算，使之從市場上完全退出。」
這段話是：
(1)世界銀行對大陸處理國營事業的建議。
(2)王昭明或石齊平對大陸的建議。
(3)受資本主義影響，返國的大陸學者的建議。
(4)禁止刊出的反動言論流到媒體。
上面的答案都錯。這段話居然來自北京官方國務院於四月二十日發出的改革聲明，在全國各地報導的第一版上刊載。我不得不佩服北京官方有這樣的決心，來對付「白吃午餐」的國有企業。
台北倒可以學學北京整頓國營事業的這種魄力。
(四)天堂與地獄
讀者不要誤解大陸一無錯處。大陸的問題一籮筐：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教育的……，但它們的經濟在成長中，經濟成長率接近百分之十，物價已控制在百分之六以下。只要經濟在成長，政府就擁有改革的能力，社會就會產生推動改革的機制。
我也不斷告訴他們：如果市場經濟帶來的效率與財富是人間天堂；那麼很殘酷地，走向市場經濟這條天堂之路，是要經過失業、物價上升、所得分配不均的這個地獄。
大陸改革開放前，我們哀江南；現在似乎要哀自己。
以過去台灣四十年的深厚基礎與發展經驗，老百姓的生活，可以愈來愈接近天堂。可惜，現在天堂離開人間是何其遙遠！
建立「信息共享」
什麼是「信息」？「信息」又該何傳播？
台灣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潘家慶指出，兩岸經貿的重點工作便是「訊息」交換的日漸頻繁。而台灣所說的「訊息」(類似西方的「message」)，就是大陸所稱的「信息」(接近「資訊(information)」)，但兩者之間似乎又有段距離。
海峽兩岸隔絕四十年，雙方語文、語意上都有很大的差異，「一般溝通雖然尚可，但要達到完全瞭解，並不容易。」潘家慶說。想讓彼此「懂得」，專攻語意學的他認為；兩岸研究語文上的共識與統一，該是責無旁貸的任務。
提到尋求「共識」，安徽中國科技大學信息管理與決策科學系副教授湯書昆，也書寫了一個海峽之間的「傳播理想國」；按照「一國兩制」，雙方暫時擱置社會體制的分歧，在直航的城市共創「信息港」，甚至嘗試合辦大眾傳播事業。
湯書昆建議；兩岸若想建立中文信息共享的機制，不妨就從消費領域做起，再逐漸推動至社會內涵較深的傳播媒體。
此一互惠機制能否成功，Internet(網際網路)和lntranet(企業網路)將是關鍵。關於Internet與Intranet的好處，中國生產力中心總經理石滋宜以親身經歷驗證。自從該中心經由架構電腦網路、成為「機動辦公制」(Mobile Office)之後，原有的扁平化組織蛻變得更具彈性。石滋宜甚至鼓勵同事不要到辦公室上班，而到客戶處服務。他不怕員工偷懶，因為藉由主管、部屬的彼此互信，與無遠弗屆的網路聯繫，「就連人在哪裡度蜜月，我都曉得。」石滋宜笑著說。 石滋宜堅信，在信息傳遞全面數據化的新時代，「速度」就是個人與企業決勝負的關鍵。「只有跨世紀、無疆界、零時差的信息溝通，才能活在明天。」
(馬萱人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