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戰先生的夫人方瑀女士寫了一本訪問大陸的書，指明要我寫序言。出版這本書的高希均教授笑著追問她為什麼選我，她神祕地說：「經一些高人指點。」
哪些高人？猜不出來。但我知道高教授為什麼追問她，因為高教授很清楚我這個人歷來遠離政治，不會作這方面的評論。我遠離政治，是為了維護自己在文化立場上的獨立和純粹。在過去很長時間內，海峽兩岸，政治比什麼都大，因此，「不問政治」成了一種冒險的節操；現在，愈來愈多的人開始明白，比政治更大的是文化，政治事件中只有極小的一部分才夠得上文化的評述，條件是它們必須確實地反映和改變廣大民眾的價值觀念和心理走向。
極具文化價值的大陸行
由連戰先生開頭的台灣政治領袖訪問大陸，便是極少數具有文化評述價值的政治事件，不管這樣的事件在政治領域是什麼結果。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國共兩黨的血火爭鬥，早已超出政治範圍，成為中華文化在現代的嚴峻歷史話語、道義話語、情感話語，甚至成了文學話語和藝術話語。
僅從大陸這方面來說，老兵老將猶在，遺孀遺孤猶在，戰場陳跡猶在，課本記述猶在，即便是波及千家萬戶的「文化大革命」， 當時的定義也是「共產黨和國民黨鬥爭的繼續」。這種籠罩處處的敵對情緒，凝凍成了幾代人的人文認知，雖然自改革開放以來已經大有緩解，但一直沒有一個終結儀式。如果說，今天的這個儀式還屬於政治範疇，而且還遠不是終結，那麼，當這個儀式被全國幾乎所有的電視台直播，多少億人看了之後居然都心情平靜，這樣驚人的事實就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的文化現象了。
說得遠一點，國共爭鬥，其實又是悠久的中國文化，在十九世紀中後期開始，因迫於外力而試圖走向激進的自我突破的結果，因此今天這個儀式的文化意義，更不可小看。
兩岸交會，超越界限
那天夜晚，正是連戰先生一行還在黃浦江上遊覽的時候，幾位台灣友人約我和妻子在江邊的一個樓頂喝咖啡。天下過雨，有點涼，我當時已看了幾天來自台灣媒體上，一些習慣性的政治褒貶，便說：「多麼想告訴我眾多的台灣朋友，不管眼前這個事件的起因如何，它實際上已經觸動了多數中國人的一種集體文化心理。把它再打回到政治權謀的小格局裡，是輕而易舉的，因為這種集體文化心理還比較脆弱，但我希望不是這樣。」
我所說的這種集體文化心理，在內容上，是指那麼多大陸民眾不約而同地，獲得了有關昨天和明天，有關仇恨和和解，有關民族和世界的某種共識；在形式上，是指大家不再敏感於陳舊的概念、界限和防範，反而關注起彼此交往時最尋常的一切，包括表情、聲調和儀態。這種改變，似小實大，已屬於文化。
感性是理性的歸巢
因此，說實話，聽到有些台灣朋友在媒體上，反覆評論連戰先生在北大演講時，講到了什麼主義是多麼重要，沒講到什麼概念是多麼遺憾時，我不禁啞然失笑。因為這實在是有點小看北大了。今天人們注意的，是一個政治人物的學者風度，以及超乎預期的輕鬆和幽默。大家本來就是因為不再敏感於陳舊的概念，才會有這次儀式的，那麼又怎能回到概念堆裡來解讀呢？
由概念回歸尋常，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就是從政治回歸文化。生態文化的歸結性標誌在於：先不問理由，只問大家
是不是對一種突然來到眼前的「宿怨信號」竟然聽順耳了，看順眼了。在這方面，感性是理性的歸巢。
連戰先生這次最大的成功，是讓為數眾多的中國人聽順耳了，看順眼了。這很難，歷來很少有人做到。而且我想，這也是化解政治問題或別的問題的感性基礎。
動人的尋常細節
另一個被大家看順眼了的，就是站在他身邊的方瑀女士。
儘管她一再自稱「不懂政治」，大家遠遠看去也願意相信她確實不怎麼懂。由此進一步證明， 順耳順眼， 與政治標記關係不大。對絕大多數今天的大陸觀眾來說，突然覺得聽不順耳的，反倒是西安后宰門小學那些可愛孩子的朗誦表演，因為編排得矯情，離開了尋常態。由此可見，今天生態文化的著眼點，已普遍轉移。
方瑀女士的這本書，提供了一個置身政治儀式中心，而又不太懂政治的妻子的獨特目光。書中寫得有趣的部位，是那些與政治若即若離的尋常生活細節，例如在短短幾天時間裡，準備服裝的苦惱，每次餐飲的具體狀況，遠遠看見一個酷似母親的白髮長者，便上前抱住叫「舅舅」的場面，尤其是幾處寫到在北京與吳儀女士交談、吃飯，聯想到自己年輕時的婆婆的情景，都相當生動。
文化之道，抒情深遠
方瑀女士讀過很多書，也能寫散文。她常常能從尋常態的旅途敘述中拔身而出，聯想到與眼前景物有關的歷史和詩文。本書最後一篇文章寫到某個夜晚，由兒子指引去上海一家餐廳用餐，得知那裡原是白先勇先生家的住宅，而白先勇先生的父親又是國民黨的高級將領，她走神了：「看著窗外的梧桐樹，搖曳的蔭影下，我似乎看到了永遠的尹雪豔，穿著月白色的絲緞旗袍，梳著髮髻，嫋嫋婷婷在四周徘徊。」這又由政治跳入了文化，而且是由生態文化跳入了文本文化，讓人一喜。政治紛爭間當然也有是非曲直，最終裁判和消解的，是廣大民眾的生活方式即生態文化。是的，幾十年的劍戟鏗鏘，早已變成了梧桐樹下的杯盤叮噹，啜飲一口後扭頭看窗，永遠嫋嫋婷婷徘徊在人們四周的，總是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