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安婷：當偏鄉志工比領高薪快樂

年薪兩百萬台幣的美國工作，與從事台灣偏鄉教育的非營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簡稱NPO）工作，你會選哪個？十拿九穩的台大，與錄取機率渺茫的美國大學，你會選哪個？在熟悉環境做人人稱羨的資優生，與在一個陌生環境掙扎適應，你又會選哪個？

一九八九年出生的劉安婷，總是選擇和別人不同的道路。就讀台中女中語文資優班時，她明明可以考上台大，卻執意花雙倍力氣申請美國的學校，最後錄取普林斯頓大學；畢業後明明在紐約可找到高薪的醫療顧問工作，卻毅然放棄，回台創立培育偏鄉師資的「為台灣而教」（Teach For Taiwan）。這些選擇，在一般人眼中很「跳tone」，但對劉安婷而言，都是經過深思熟慮。「我傾聽心底的聲音，想清楚，就放手去做！」笑容溫婉的她說。

二○一六年初，《富比士》（Forbes）公布首份亞洲版「三十歲以下青年創業者」，介紹各國傑出青年，劉安婷是入選的三位台灣人之一。至二○一六年底，「為台灣而教」已扎根二十七個鄉鎮、三十所小學，更服務超過一千七百位學童，讓台灣的偏鄉教育翻轉。

勇敢走自己的路，與家庭教育密不可分。「從小，父母就鼓勵我多方嘗試，總是支持我的決定，」劉安婷說。父母是林業生慈善基金會的經營者，天資優異的劉安婷是眾人眼中的天之驕女，學業名列前茅。高一升高二的暑假，她在父母支持下，去史丹佛大學修習暑假課程，沒想到改變她的一生。

「史丹佛大學的教學讓我大開眼界，我從來不知道學習可以這麼有趣，」劉安婷眼睛發亮地說，過去在台灣，所謂的「學習」都是不斷的填鴨背誦，幾乎沒有自己的想法。然而在史丹佛，每位老師都鼓勵學生發言，甚至歡迎學生主動和老師辯論。

一個暑假的震撼教育，讓劉安婷下定決心去美國讀大學。明知「自討苦吃」，她還是在外人不看好下，開始準備美國的SAT考試。為了不讓父母擔心，她也同時準備台灣的指考。當時的劉安婷，一次拚兩國考試，每天只睡三、四小時，她不但順利考上台大外文及政治系，SAT也用接近滿分的成績，申請到普林斯頓大學的全額獎學金。

走自己的路成就感高，但很辛苦，劉安婷在台灣是讀語文資優生班，到普林斯頓的第一年卻不適應。「老師講的每個字我都背過，連起來卻聽不懂，」她搖搖頭回憶，當時從台灣的「雞首」，淪為美國「牛後」，覺得自己是全班最笨的人，常躲在棉被裡哭。

大一有門必修的寫作課，要求學生互相評論其他同學匿名的文章。一般美國同學兩、三小時就完成，劉安婷卻每次都要花快一個禮拜仍寫不好。有次一位同學讀她的文章，批評一輪完，還補上一句「不知道這個人怎麼考上普林斯頓」，讓她大受打擊。出了教室，她邊看著校園的松鼠邊流淚，「真希望自己是松鼠，就不用受這種羞辱。」

幸而不斷努力下，劉安婷逐漸跟上腳步，畢業時論文甚至從一百五十人中脫穎而出，獲得最佳畢業論文獎。更重要的是，她在開放環境中，發現對教育的熱忱，抓住機會去到迦納、柬埔寨、海地等第三世界當教育志工，更讓她看到偏鄉教育的重要。

教育永遠不會完美但可以更好

畢業後，名校光環與精采履歷，讓劉安婷順利找到紐約醫療顧問的工作。工作開始前她回到台灣，因緣際會下從「公益平台」認識一群對偏鄉研究有熱誠的伙伴。返美後開始「雙面人生」—早上穿正式套裝，為藥廠、醫院提策略建議。晚上則做偏鄉研究，是密集用Skype與台灣伙伴溝通的熱血志工。

劉安婷愈投入，愈發現這是她的熱情，「每天我都等不及要下班，希望回家做我的偏鄉研究，」她回憶。她觀察到台灣有很多流浪教師，但偏鄉又找不到老師，而社會企業「為美國而教」（Teach For America）的作法與概念，其實可以引進台灣。

二○一三年底，劉安婷與林普晴共同創立「為台灣而教」，在第一期師資培訓招募中，只有八個名額卻收到近兩百份履歷，隔年招募二十四名教師，來了三百份履歷。劉安婷說，當時幾乎是哭著看完每份履歷，「很多是二十到三十歲的年輕人來應徵，每個人的故事都很動人。」

劉安婷回憶，某個派去台東的TFT老師曾說：「我從不期望能成為一百分的老師，但是我期許，成為每天加一分的老師。」這句話後來成為她的座右銘，教育永遠不會完美，但可以朝更好的方向前進。

「為台灣而教」成立邁入第四年，已培育五十七名老師，團隊人數更從剛創立的兩人成長至八十多人。不過，劉安婷不以功自居，她眼神堅定地說，之所以投入偏鄉教育，「是想讓社會看見教育的使命與價值」。受到她的感召，TFT吸引許多對教育懷抱理想的年輕人，甚至有小學校長主動聯繫劉安婷，希望與TFT攜手改善偏鄉教育問題。

「人，是為了一個更大的使命而活，」有著超齡成熟的劉安婷說，雖然當年放棄百萬高薪工作，但投入教育所獲得的喜悅，卻是千金難換。（文／王怡棻、陳信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