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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海源:需要一場體制與體質的改革

遠見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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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見編輯部

1997-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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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海源:需要一場體制與體質的改革
 

本文出自 1997 / 2月號雜誌 第128期遠見雜誌

從大體方向、形式上來說,這次會議有兩點值得肯定。第一是兩黨開始協商改革。從九0年國會全面改選以來,一直到九六年總統直選,這麼長的時間政府都在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但幾年來除了總統直選之外,中央體制的改革並沒有做,而一直有停滯的現象,所以這一次我們急需完成一個變革。

另外,以往改革時國民黨總是以「將好好研究」當作藉口,這次我倒是贊成沒有再去問省政府、監察院等部門的意見後才做決定。在國發會先制定出大方向,大刀闊斧地將樣子砍出來,儘管粗糙,但雛型出來後我們可以再加以琢磨。

可是就憲改實質的內容來說,仍有許多具體的問題存在。國民黨提出的「改良式混和制」,其前提與立論基礎本身相當脆弱,稍微能夠掌握法國雙首長制的人都可以理解,事實上這兩者並不同。

簡單來說,法國實行的是雙軌制,而「改良式混和制」是單軌進行。法國總統密特朗與總理席哈克時代是左右共制,當國會落入右派,強勢的席哈克與國會聯合起來,即成為總理制;如果國會是左派占多數,與總統勢力結合又成為總統制;這都與國會的席次有關,而能夠靈活地運作著。但我們是,無論國會如何,總統就是當家,而行政院長因為不是總理,因此成為總統的幕僚長。實際上這整個設計是偏向總統制,混合式的說法本身有掛羊頭賣狗肉的味道。

而從整個結果看來,總統擴權屬實,立法院增權則是虛實之間。立委沈富雄曾說這是「一套西裝換四條內褲」,改良式混和制換來的都是原屬國會的權力,而在我看來這是紙內褲,是四種虛的權力。

比如說彈劾是要看證據的,立法院只有調閱權沒有調查權,如何去調查總統有無重大缺失?當調閱權是虛,國會要如何進行彈劾?而罷免也不是容易的事,在野黨並沒有辦法主導,門檻也會相當高。所以,罷免與彈劾權都是虛的。

過去審計權往往是獨立行使,立法院雖擁有審計權,但如果短期內自己素質無法提升,審計權將不容易行使。像最近傳說健保局無法答應個別立委提出回饋地方的要求,幾個立委便聯手砍了五十億的預算,這樣搞審計豈不更糟。

而就制度來看,總統、行政院與立法院到底是什麼關係?以三權分立來說,行政、立法、司法三者關係又如何調整?例如:行政院長由總統任命,但立法院卻只能對總統的幕僚長提不信任案,這是什麼關係?權責不清將是一種對內的亂。此外,日後總統為最高決策層級時,決策過程要如何安排?現在的設計是總統不開國務會議,但做決策的行政院院會總統又無法參與,這部分就有些曖昧不明。今年國大不管是修憲或制憲,三權之間的關係一定要清楚,政治責任才能明確。

兩黨豪賭

三權之外,省級的問題亦然。不管是凍結選舉造成虛級化或是廢省,重點是變革的工程浩大,這需要有膽識、有魄力又很周延地設計。省級這麼多的官員如何由中央與地方吸納?這些都是具體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安排,縣市政府的功能與權責如何擴充?國會規模如何改變?如果規畫不當,帶來的不只是動盪,而是更大的動亂。所以實質改革,現在還是個開始。

我想國、民兩黨,在國發會前會時沒有作實質性的討論,是一種遺憾;但是在最後時刻才提出改良式混和制,這有點政變的味道。台灣的改革可能真的需要用這種特殊手段來推一把,所以,雖然遺憾但還是勉強可以。

我自己對這樣的協商有一些複雜的反應(mixed feeling)。大的方向來說,協商還是必須的,台灣政治的最大危機就是不協商,民主政治是需要協商而後折衷,才會有compromise(妥協)。我們的黨與黨之間、黨內的派系間從來不協商、不溝通,都是在報上放話,所以協商應該是一個好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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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次協商不是正式公開的,秘密協商容易讓人懷疑其中有利益交換。而五天的會議,等到最後兩天才有檯面上的協商,時間太短促也很難談出一個好的計畫來,所以學者稱兩黨是進行一場豪賭。協商需要有更深入的意見交換,重要的決策辯論也要說清楚。這次就沒有一個良好的辯論作為協商的基礎,最後淪為討價還價。

基本上不太可能常常有這種協商。今年九月之前將要修憲,修憲之後就成為制度的運作。如此,制度性的協商應該不會再有,因為國民黨內部的保守勢力與新黨已稱這次為制憲,而制憲就已是最關鍵所在。不過修憲之前還是一定會有秘密會議,因為如何修、修哪一條,兩黨互不同意時就還需要協商;而兩黨也一定會重演國發會的情形聯手合殺新黨。

如果兩黨協商的結果還是漏洞百出,社會力會出來譴責制衡;民眾還是有輿論空間的。如果兩黨協商製造出不理想的制度,也不理會社會輿論的壓力,這就是民主社會的一個現象,全民需要分擔這個後果與代價。

體質問題漫漫長路

我想,台灣需要的改革,一個是體制,一個是體質的改革。體制的改革可以說從七0年末,就一直發動到現在尚未完整,但終究是要完成的,或是我們希望在九七年能真正完成民主的設計。

可是真正漫漫長路的是體質的問題。包括總統官員、民眾、民意代表,全體國民的民主素養都還差一大截,這是更困難的事。目前擁有公民權的人都成長於戒嚴時期,觀念行為還不是那麼符合民主,所以體質的變革需要經過一個或兩個世代才能完成。

這次國發會民進黨表面上是賺,實際上是小賺,至少總統擴權的部份受到限制;而單一國會逐漸成形,國大選舉停止,改為比例代表制,這都是國民黨不願意的。另外則是省的部分,不管是虛級化或是廢省,這也是在民進黨的要求下所產生。所以,民進黨不是沒有收穫,也不能說他們完全配合國民黨起舞。但這並非說民進黨對這次憲政改革有非常積極的貢獻,主要還是在國民黨主導之下討價還價,才有單一國會與省虛級化的結果。

「opposition party」翻譯成反對黨不是很恰當,中文的反對黨三個字意思很強。以反對黨的定義來說,現在就來指責民進黨放棄反對黨的立場並不恰當。我認為,在政治體制的改革過程中,反對黨尤其不能玩一種全有全無、零和的游戲,雙方一定要有相當程度的合作,才能把體制建立起來。所以針對體制的改革,作適度的協商是必須的,民進黨的作法應該值得肯定。

如果是與國民黨做利益交換,就會受制於原來的政治勢力,成為有害全民利益與國家發展的一種結盟。但基本上我認為這次協商還是制度問題。

如果今年八、九月之前修憲完成的話,新黨、建國黨這兩個小黨無法在體制內施力是可以看得到的,或許只能在外圍施點批判的力吧!

如果新黨再不作調整的話,將會與實際的政治脫節;如果他們還是堅持自己、沒有盡量想辦法進入體制,作某個程度的修訂,日後一定會被排除掉。而建國黨則是因成立的時間沒有選舉,所以整個氣勢被削弱。這次國發會他們加不進去,只是在場外發新聞稿,這對反對黨來說,更強化了自己邊緣的地位。這對兩個黨的影響也不小,他們有可能因為這次修憲而大傷。

(賴曉芬、劉紹華採訪,賴曉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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