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內在層次和外在層次，外在層次可以隨著地域、時代的變化而變化，但內在層次並不受到地域變化而變化。我常開玩笑說，我們現在看李清照的詩，很難說是山東文化；甚至我們看莎士比亞的作品，也不能限定他是英國文化；所以文化最重要的層次不在於區分，而在於溝通。歌德說過，人靠著智慧把世界許多事情分出很多界限，最後又用愛把它們全部溝通。在我看來，科學技術的思維，是精密地把許多事情的特殊性找出來，而文化找的是共通性。
文化最深厚的內涵，是不分地域時間的，我的文章，和年齡、地域都沒關係，大家都能看；只要碰撞到文化的內核，並不受外在東西影響。所以我不太在乎這個地方的文化在那個地方的命運，那個地方的文化在這個地方的命運，我只尋找人類共通的地方。同樣地，中華文化最高貴的東西，不僅在大陸、台灣有生命力，在其他國家也會有生命力。沒有生命力的東西，不但在台灣沒有生命力，在大陸也不會有生命力。
所以文化人要尋找文化內核的共通性，不要在表層上跑來跑去，這完全是沒有價值的。有本事、有價值的東西，一定能找到共通性，不必費吹灰之力，其他地方的人都能接受。如果不是人類可以溝通的東西，即使死亡了也不要緊。今天大家喜歡看歐洲的電影、日本的電視劇，不是去尋找歐洲風、日本風，是尋找內在人性共通性的東西。沒有日本文化和中國文化的區別，文化在最高層次一定是人類共通的，不存在誰侵犯誰、誰抵抗誰的問題。
我經常旅行各地，每到一個地方都不太怕，我要尋找的是每個地方相通的文化內核，在最深的地方我們一定可以溝通。文化人應該是人群和人群的第一溝通者，應該以溝通為使命，我會把文化的差異、陌生感當作觀察的對象。
用餘溫點火
一個地方不可能一直接受非常傳統的東西，如果有，我覺得這是很沒有出息的事。要不斷地變，不斷出現新人類，然後新人類根據他們的需要，來重新選擇傳統。面對新人類，態度要比較樂觀、放鬆。表層的傳統失落了，一點不可惜，只要是傳統中真正有價值的內容、符合人類利益的，一定不會被丟失。千萬不要為中華文化傳統中，外層的東西呼籲，這很容易造成誤會，一定要尋找內在的共通精神。如果它生命力不行，你幹嘛要為它呼籲？一定要讓傳統經受現代、新人類的考驗。文化斷不了的，再過兩百年，後人讀到李白的詩還會喜歡，看到老子的智慧還會激動，還會出現大量文化意義上的東方人。
我現在做的，就是把傳統文化中好的內涵挖出來，我也挖國外好的東西，只要是好的都應該挖。我研究戲劇理論，就拚命挖掘古印度戲劇理論，我覺得有些地方，它比古代中國的戲劇理論還重要。林懷民的舞也挖得很不錯，他用現代舞的語言，表述東方美的內在精神、東方人的思維方式。
我的文化論述能受到歡迎，是我比較去尋找中華文化中有生命力的、能和今天溝通的東西。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曾講過，歷史是一堆灰燼，但是這堆灰燼裡，還可能保留著餘溫。一般的歷史學家，就看外面的灰燼，比較厲害的歷史學家，就把手伸進去，摸歷史灰燼當中的餘溫。餘溫和我的體溫就可以接觸，我們要崇拜的不是歷史的灰燼，而是灰燼裡的餘溫，這個熱量和我的體溫能溝通。這個溫暖說不定還能點燃別人心頭的溫暖，餘溫就可以點起火來。
我的文章能被歷史知識不是很豐富的人接受，讓對中國文化不感興趣的人感動，就是我摸到一種餘溫，它有生命的熱量。比如我把文化中一個個好東西找出來的時候，我就找出它今天還有價值的溫度。
到底歷史上哪些東西有沒有溫度？溫度基礎在哪裡？這溫度基礎就在我們心中。我們平常接觸許多歷史訊息、文化信息，心中砰然所動時，就能感覺我的溫度和它的溫度對了。我寫的文章你看到激動的時候，我的溫度就和你的溫度對了，歷史的溫度、余秋雨的溫度和你的溫度，就對在一起了，都有餘溫的，我們是用溫度在互相溫暖。我的任務就是把歷史當中的溫度拉出來，這種溫度和溫度的接觸，很容易感染另一些有溫度的人。所以如果內在的溫度一直保持著，那麼周邊所有的文化信號，都有可能。
我每天遇到的事情很多，說不定一百個當中，只能找到一件事情是有餘溫的，我就抓住它。所以要經常接觸歷史事件、旅遊，我旅遊就是去尋找那個溫度，我讀書也是尋找那個溫度。自己心中是有溫度，但在煩躁當中可能會冷卻，唯一的辦法就是尋找其它熱量，來保持體溫。我寫這些文章，也是想藉歷史的餘溫，保留心裡的溫度，不至於冷卻。
台北有文化熱情
今天我的演講會有那麼多的人，他們會那麼激動，也是溫度和溫度的對應。
我觀察一個地方的方法，是用平常心去觀察它，在無數的平常中，去尋找有沒有大一點的問題。我覺得台北城市的變化很大，文化熱誠很高，我到好幾個書店去，很多人買書，書店也很有品味、格調，我所見到的朋友，也比較溫情、大氣。但有兩個值得參考的問題：第一是對生存狀態和對文化精心系統的研究、思考少了一點，感覺都不錯，整體思考就比較少。第二是這裡的朋友熱情而敏感，但是對許多問題的態度和判斷，情緒性的東西大了點，很容易被一些東西激動、憤怒。
台北的文化構架也是有的，在創造構架上，有一些學養很深的學者、藝術家，創造的藝術作品，不僅在台灣有影響力，在更大範圍內都有很好的影響，這是高層次；在中層次，也有一群對流行藝術比較敏感的人，無論在音樂上、繪畫上，都有不錯的表現；再來就是對海外、大陸的文化現象都不陌生，這就構成構架。在接受構架上，像聽眾、讀者，也相當齊全，好書有人看，再深的書也有人買，林懷民的舞蹈有人看，這種構架有了。
台北出現的余秋雨現象，我想不是對我個人的熱情，而是對文化的熱情，是人辜對文化永久的可能性，這往往出乎文化評論家的估計。我覺得問題永遠不能怪接受者，只能說我們在文化建設上有問題，如果有足夠的創造、建設，總是有觀眾、有聽眾，任何時代的觀眾，都有可能接受很好的作品，關鍵就在有沒有很好的作品。還有，能不能透過一個機制，使好作品被很多人接受。有沒有熱情和機制，來讓文化被人接受，是很重要的。
文化政策有一個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要盡量淡化、削弱文化的排場性浪費，立足於對文化做其實的建構，目前兩岸都面臨這樣的問題。文化要實實在在地為人們喜聞樂見，變成人們自己的事情。和人們需要脫離的，就是排場。不能光看虛假，光要熱鬧。在文化政策上永遠要清楚，文化在社會上不是種點綴，它是許多杜會活動重要的靈魂，所以文化的地位特殊。
讓大師長久存活
文化政策的制定者，不要以限制、包辦做為文化政策的重心，應該著重於扶植、幫助。此外，文化的多元也很重要，有必要容忍多元文化的出現，包括文化政策制定者所不喜歡的文化。
此外，中國文化要再進步，一定要解除消解傑出文化的力量。我寫過一篇「歷史的暗角」，就是談小人。我在出名以後，就有很多謠言、毀謗，我不知道我的出名、成就，對另外一批人是一種傷害。面對謠言，我基本上採取不理的方式，隨便你怎麼講，這是社會的需要。
我們的文化有產生好東西，但也有消解這種好文化的機制。很多人就怕這樣，所以就不寫了。我現在最大的悲哀就在這裡，想為歷史上千百萬個不敢寫文章的天才一哭，他們本來可以成為世界級大師，但由於周圍的忌妒、毀謗，他完全沒辦法控制，終於選擇退縮的態度，損失的不是他們，是文化。
中國文人從屈原、蘇東坡開始，永遠要遇到這個問題，他只要一出名，遇到的往往是他自己說不清，要辯解又不甘辯解，辯解以後馬上姿態很醜惡的狀態。文化人很可能被這種力量纏死，把這種纏死的力量砍除掉，是中國文化往前走的重要關鍵。一定要有一種氣氛，使得纏住文化藝術家邪惡的力量，能夠解除掉。
現在被纏住的很多文化人，都是靠自己的意志在搏鬥；中國文化的陰暗面，是現代人必須要把它排除的。時代會冒出大師這點不必擔心，大師有的是土壤，問題是冒出來的大師，有沒有可能使他長久地存活？過去很多人認為是政治的因素讓他沒辦法存活，比較麻煩的是文化界自身的力量把他纏死了。
要保護文化人，就是要尊敬一切文化創造者，即使是流行歌星，也是文化創造者，都要尊敬，這就是文化人格，要養就一種不需要謠言的文化人格。過去的許多政治災難，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某個政治人物造成的，其實不是，是每個文人都聽信各種各樣謠言，才造成這樣的災難。
在社會轉型時期，一定會出現文化現象的交錯，文化座標的重疊，老式座標和新式座標都會重疊，兩方面都會惱火，這沒有什麼不好，這就會產生文化。
文化最後就是一種心態和生態，我說過，王國維的自殺是死於一種文化。整個舊時代結束，他也喜歡新時代到來，但他的生命已經和舊文化連在一起了，他只有自我消解。我認為王國維的死，是一次很深刻的死亡，他其是為文化而死，但不能因為王國維為舊文化而死，我們就要維持他所喜歡的文化，我們還是要不斷往前走。
生來愛閱讀
我會變成今天這樣一個人，出生地對我的幫助很大。我出生在浙江餘姚，那是個文化傳統非常豐厚的地方。所謂文化傳統，並不是說人們拚命叫我讀書，而是變成一種文化信仰，就是要敬仰文化。那兒的農民，看到有字的紙，都不會踩上去。第二我得要感謝上海，上海國際消息多，傳統的書籍很多，可以請教的人也相當多，上海讓我童年時期的文化信仰，得到落實。
我的自學習慣對我影響也很大，我從小就養成自學的習慣，不管在多困難的情況，就是要抓到一木書認真地學習。我不管在哪兒，總是一個比較勤奮地求學問道的人。這個興趣，我想會一直保留下去，直到我生命結束。我永遠在尋找心中的疑問，永遠在解決這個疑問，我不斷關注世界上聰明的人，他們在怎麼想、怎麼尋找。自學習慣是種神秘、天然的東西，我生來就喜歡閱讀，雖然我生長的環境不是很便於讀書的。
另一方面，文化遭遇的災難，反而激起了我的文化良知和文化使命感。我接觸到許多破壞文化的現象，看在眼裡，不斷在想應該怎麼樣，我認為文化不應該遭賤，這種文化良知愈來愈強烈，要為文化辯護，這對我影響非常大。
每個人都能文字通順，表達非常清楚，我十四歲的時候，一篇作文得到上海作文一等獎，那時的評語就說我有很高的辭章修養，這樣的人在我們身邊很多。為什麼文字很好的人，他的文章不能再往前走一步呢？
我從十四歲進步到現在，有兩個原因，第一是我腦子當中有一種監督機制，內心要表達的東西，用文字寫出來的時候，我腦子很明確，這還沒到，監察員在我腦子裡，說這還沒到，所以我還要重寫，內心的東西一定要表達得非常透徹。
另外我還有對讀者心理預期的機制，這和我長期搞戲劇有關，一個戲劇家在戲上演的前面五分鐘，觀眾的情緒帶動不起來，這個戲就完了。他心裡要很明確，戲到這個時候觀眾要厭倦了，厭倦不能超過多少時間，馬上就要調整。我寫文章時就比較注意這點，要注意觀眾能夠接受。此如我在描述一個場面，我知道只有這樣寫，觀眾腦子才會出現這個場面。好多作家只寫自己心中的書面，不管觀眾腦中有沒有，表述方式要和讀者心態相結合。
(蕭富元、季欣麟採訪，蕭富元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