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篇短文裡，我來探討一個大趨勢的問題。分析大趨勢，不是忽略細葉繁枝，而是關心整個社會的動態和表現。分析的重點是抓住一些緊要的關節，找出整體的特性。從這分析中，判斷這個社會的良劣性。有了這個判斷，對這社會的特性就可以進一步探索它的來龍去脈。
我所要探討的大趨勢，是一個社會所顯示的主體或邊緣性。
大凡一個社會，可以從「主體－－邊緣」這個兩極的概念來看它的大趨勢。這個分析僅適用於開放性的社會。
主體性社會的定義
在一個開放式的社會，它整體上總可看出在「主體－－邊緣」這兩極觀念上的一個定點上的趨勢。什麼是主體性的社會呢？我給它下的典型定義是：這個社會在整體和個體群表現出的意識型態是主動的、關心的、自信的、熱愛的，和自尊的。而在具體表現上，發揮出高度的參與行為、反饋行為和投資行為。
從層次來看，這三種行為有先後順序，深淺程度。參與行為是主體性社會最起碼、最基礎的表現，反饋行為是進一步的自覺表現，而投資行為是最徹底、最積極的主體性表現。
上面這個申述，給人的印象似乎全是針對成員、個體而言，而對上層結構並未有所要求。其實不然，上層結構也必須有同樣的表現。從政者必須有參與行為，而非被動的唯利是圖、唯命是從，為一己之利(升官發財)而參與。反饋行為是不依樣畫葫蘆、因循苟且、做表面文章，而是在政策的擬定和執行上反映出為群體利益著想，為社會長遠打算。而投資行為不僅是對個人和小企業的期求，也是對上層結構的成員為社會紮根，肯下本錢的表現有所要求。
相反的，邊緣性社會的意識型態是被動、漠不關心、缺乏自信心、冷淡和自卑的；甚至於是缺乏參與行為、反饋行為和投資行為。
抱著看戲的心情
在這種型態的社會中，多數人抱著看戲的心情，有好看的，也許鼓鼓掌，喝幾聲采。有不好看的，責罵幾聲，掉頭而去。而更甚者，社會上一切活動都不聞不問，認為事不關己。如果有參與表現，也是被動的，非自願的(情面問題，或是參加有賞)，甚至於是被迫的(不參加有罰)。一個具體例子，就是對選舉不關心，不投票。若是投票，要不是受惠，就是怕被懲罰，或者是一種反抗行為的代表。
邊緣社會更缺乏反饋行為。凡是對自己、自家有利的就去做，一切行為都以這個原則為動機。對社會群體的利益、利害，很少是行為上考慮的因素。家中院裡整潔美觀，門外垃圾堆積如山。對公家群體的所有物，不但無心保護、愛惜，反而任意摧殘，能拿就拿。公害、汙染問題，只要不觸及個人和家庭利害，就認定是「公家」的事，反而要大罵「公家」，表現置身局外。
邊緣社會取缺乏的就是投資行為。所有資源的取得都以自我為中心方式來搜取。若有投資意願，則是把資源投向國外。在自己的社會中，雖然資源豐富，也是一片「投資意願低迷」的景況。
上面所申述的社會主體性和邊緣性的意識型態和行為表現，是就這個概念取其兩個極端典型來點出這兩極的特徵。在一般社會上，不可能有極端主體或極端邊緣的。尤其是主體性，是屬於一種理想社會，是所有社會都應茤峓碻穻V的。所以，如果我們斷然說這一個社會是主體性的，那一個社會是邊緣性，那就不符合科學分析的要求，也不是我們探討這概念應有的態度。
台灣是邊緣性社會嗎？
現在我們要探討的是：台灣是邊緣性社會嗎？更正確一點，這問題應是：台灣是個邊緣性較重的社會嗎？
在缺乏精確調查資料的情況下，我們當然不能武斷一口咬定一個答案。在這裡，我只能提供一個假設。然後就一些粗略的佐證，來看看這個假設是否可能成立。如果有成立的可能，一方面應進一步搜集更具體精確的資料。另一方面，也應尋求其可能的根源，而提一些可能改變其特性的因素和方案。
我的假設是：台灣是個邊緣性較強的社會。這個假設有那些佐證呢？
台灣群體和個人處處都給人一種被動、沒有自信心、無所適從的感覺。這種感覺在報章、言談上都反應出來。對外界來的衝擊反應是堵塞性的、暫時性的、退一步的。和其他社會接觸交往，尤其是主體性較強的社會－－北美、西歐、日本不談，甚至於今日的南韓，都是做小生意，用小手腳的，很少看到展開大局面，自己做東的。這種意識型態也許是感受層，那麼實際行為表現呢？
先談參與行為。台灣的群體和成員是看戲的居多，參而表演者極少。似乎已演變到一個局面，參與反而被視為異端，被人說是「自我表現」、「喜出風頭」、「花樣太多」，甚至於被認定是「居心不良」、「想佔便宜」。在這種對參與行為評價下，潔身自好，用「出汙泥而不染」來曲解，不僅化自身裹足不前為清高，連帶使 別人參與，也礙手礙腳，顧忌很多，終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但不願也不敢參加表演，最後連看戲的情趣都給沖淡了。
把參與行為視為搖旗吶喊
同時，上層結構也常把參與行為看做可能影響既得利益和權力，因此制定章法，把參與行為與搖旗吶喊揉成一團。在這種「非友即敵」的態度下，把參與行為的範圍儘量縮小、標準化。務必庭得四平八穩，以致參與行為變成八股行文的延伸。
就以選舉投票來看，賄票似乎已成許多參與的條件。最近，紐約時報刊登一文介紹去年台灣選舉賄票的報導中，引述一位台灣公民自誇說：「我們台灣人是很講信用的，給了錢，一定投一票，很少黃牛的。」讀來令人心酸。
那麼反饋行為呢？台灣環境汙染程度早已躋身世界領先尖端，但是垃圾照倒、廢氣照放。山河大地，變色變味。
最近看到一些報導，說某些地方交通浦學生來協助維持，有些遊園場所調童軍來勸說遊客不要摧殘動物花草。難道皮饋行為真的已經變成在「小鬼們的把戲」的解嘲下才能被逼表現出來嗎？
至於投資行為呢？台灣在經濟上投資意願低迷已經是一個長時間的問題了。二、三年前認為是受世界不景氣的影響。但是這二年來，世界景氣，台灣也景氣，外匯存底已達到承受不了的地步，而低迷氣氛仍然存在。有人說，「看看我們出口的份量，不是很行嗎？」台灣的企業是真夠份量嗎？產品真已爭取到世界前茅的地位了嗎？
低迷氣氛依然存在
台灣的工業起步是靠加工業的成長。加工業是工業化過程的一個轉接。但是台灣已經加工加了近三十年，是否已有了基礎工業，由加工業變為全面工業了呢？由於投資行為的欠缺，只圖近利，不及遠功，以至迄今大多數工業仍是模仿性的、加工性的、拼湊性的。很多基礎工業仍然依靠進口。試問在世界市場中，用自已牌子，用自己的質量，站得住腳的台灣產品有那些？我想恐怕包括肯尼土的網球拍、大同的顯示器、Multi-Tech和Mitac的個人電腦等一共數不出一打來。其他大都是用別人的精確出品，加上自己的廉價加工，替別人做、掛別人牌子，堂皇出口了。
不可否認的，台灣企業已經有長足進展。但是你知道南韓四家私人企業已躋身世界五百大企業內，而台灣仍不列名嗎？這四個韓國企業中最小的集團它的資本超過台灣最雄厚集團資本二十餘倍！
私人投資意願低迷，也許是能力不夠，眼光不遠，那麼整體投資呢？日本、韓國政府有計畫、有組織，與私人企業做長遠性的結合，集中力量，制定基礎工業發展的長、短程目標，堅持執行。政府不惜有「吃虧」的準備(天下那有不勞而獲的魔術式手法呢？)，把全體的利益推到集團或上層結構利益的前面(當然，集團或上層結構也終會有利可圖的)，上啟下效，全社會都有「肥水不外流」的決心，就是在外國開辦企業，也是資金利潤運轉回國再投資的，和台灣投資意願在內低迷、在外澎湃的情況大異其趣。
反投資行為盛行
台灣不但缺乏投資行為，反投資行為也大行其道。一些個人和集團，運用種種不法手段，利用一些人不敢參與投資、卻想發財的心理，吸取了社會上的資源，然後倒閉、捲逃，成了社會的吸血蟲。
這些佐證，自然是一些大家比較熟悉的，或許只是片面的，但是我想在無充份證據做反證的情況下，「台灣是個邊緣性強的社會」這一假設是有可能的。但是這種特性，如果成立，是否一成不變，永遠不能改變呢？
我認為一個邊緣性社會是可能改變的。我也認為台灣的邊緣件可能改變，最近似乎就看到了些徵兆。這些徵兆，是從政治活動具體顯示出來的。
台灣的政治活動，多年來反映著中國二十世紀以來的潮流。在執政黨一黨主持之下，所有政治性活動，都是在執政黨「黨政合一」的原則下運作。拮種潮流，它的歷史淵源，在本文無法述說，但產生的效果是在集體與成員個體的意識型態和行為表現上，都呈現強烈的邊緣感。每次選舉，參與行為是低落的。若是有，也極多是上述那種被動的、或反抗的表現。反饋行為應該表現在參政人提出抱負、理想、計畫，為社會服務。而台灣一直是參政人數不多，看不出什麼政見。若是黨外的，要不是「友黨」，就是被視為敵對的、擾亂的、造反的。進而把政冶沽動當做數年一度的大拜拜，平日不燒香，臨時抱佛腳(賄票、煽動)。在這種潮流運行下，政治活動很難反應出社會上欣欣向榮，力爭貢獻的主體性。
石破天驚的變動
這個潮流卻在去年年底的立法委員、國大代表增額競選時有了一次石破天驚的大變動。為什麼說是石破天驚呢？因為這是光復以來，台灣第一次有多黨競選，而執政黨、在野黨、投票人都表現出前所未有的主體性。
當然，台灣一直都有友黨(青年、民社)參政。但這些友黨是執政黨之友，無論在政見上、選舉上都沒有與執政黨抗衡對立的競爭意念。也一直都有在野人士參加競選，但是多半是以個人、家族、地方力量為後盾，爭取的是「同情票」、「反對票」，而很少是「同意票」。所以這種競選是給整體一個衝擊，而無進取。
這次選舉卻不同。「民進黨」的出現和組成沒有遭受到執政黨的干預(雖然在發言上，報導上有口頭式的警告)，而在可能造成暴力行動的場合中(中正機場迎接海外在野人士)，有嚴肅持中的態度。在整個競選過程中，對方均表現出負責任、自信的、容忍的精神。
這種執政黨和在野黨的表現，對整個選舉本身有什麼影響呢？一是刺激了成員的參與意願，投票率較往年為高。二則競選期中，反饋性增強，競選人較多以正面的、積極的政見，取代了慢罵、攻擊、中傷的作風。而間接影響的是，賄票力量和後果相形減低。選舉結果也對整個社會有增強意義。執政黨經得起考驗，激起了進一步對政策的擬定和執行更能順從民意的檢討。這幾個月來，執政黨從蔣經國先生以次，都表現了主動、自信、自尊、容忍的民主思潮。
在野黨也受益
在野黨也是受益者，從候選人得票分佈中可以看出主動、積極參政派的力量已超越了地方性的力量。
當然，這次選舉，僅是幾個月前的事情，不論執政黨、在野黨，內部議論紛歧，保守與改進的討論，在所難免。這種內部轉變過程，都還要經過一些考驗。但是從歷史、傳統來看，這幾個月的經驗確是中國近代史上尉未有，石破天驚的。試問，自從民國創始以來，是否有過如此容忍、和平競爭的例子？
過去，中國政治總是被傳統的大一統觀念束縛。很多人也說西方政治活動方式制度不適合東方社會。這個說法過去也許有它歷史的意義，因為一個多黨(或一黨多派，像日本)政治必須建立在一定的經濟、教育基礎之上。在一個工業化、城市化、教育普及等先決條件未形成的社會中實行多黨政治是困難的。但這些條件，台灣早已具備。再堅持民主政治不適於中國社會，是存心對中國社會所有成員的一個侮辱。
那麼，為什麼民主(多黨)政治在中國一直很困難呢？我想各家理論很多。但就我的分析，這是中國二十世紀來失去主體性的遺毒。上屬結構沒有自信心，唯恐民主經不起考驗，失去既得的權益。把多黨政治和「天下大亂」的傳統觀念結合在一起。也有些領導人真心憂慮社會秩序。
傳統思潮的改變
為什麼這個傳統思潮現在有了變化呢？遠因自然是上面已提到的經濟、教育條件，近因主要的有兩個。一是經濟起飛，逐漸發現自己的產品，就是用別人的牌子，也竟然在國際市場打開局面，品質受到肯定，逐漸轉被動為主動。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空前未有的，給上層結構和所有成員帶來鼓舞和自信。
另一個近因是外交上退出聯合國後，面臨兩個選擇。一是往回退縮，抱著人進我退，非我即敵的策略，縮小範圍，儘量維護既有資源；二是往前衝刺，有進無退，持非敵即友的策略，努力爭取更多資源。在過去這十幾年來，這兩種策略、心情都同時出現。但由於經濟的起飛和進展，積極進取性的政治型態顯然也跟著佔上風。
在第二個近因條件下，經歷了一些周折，奇蹟終於出現。這個政治奇蹟的政冶敵端，其重要性，從中國歷史長遠來看，比這三十年來的經濟奇蹟，絕對更有份量。
在短短幾個月來，整個社會的主體性有了轉機。執政黨的行為、作風已有從「家長式」轉到「管家式」的趨勢。在野黨的責任感、參與性也逐漸形成氣候。整個社會的成長對這次選舉參與的經驗和感受是正面的。對執政黨、在野黨都給予鼓勵和期望。在國際視聽上，也是面目一新，美國紐約時報特別著文評論，似乎也感到意外。
這個政治活動向主體性的趨勢，是否是整個社會由邊緣性趨向主體性的前兆呢？我以為這種看法是正確的。當然在這種石破天驚，前無古人的過程中，一定有許多波折、挫退。但是如果上層結構、在野集團、全體成員都能互相督促、期勉、容忍、樂觀，堅持參與、反饋、投資，那麼誰敢斷言中國社會二百多年來邊緣傳統不會就此突破，在世界上堂堂正正的展現一個光彩耀人的主體社會呢？
(林南為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社會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