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
基本上，父親用一個人，大部分要他經過階段性的歷練，例如做過縣長，當過省府委員、省長，然後一步一步上來，極少是一步登天的。當然例外並不是沒有，例如當年張豐緒，就是從屏東縣長到台北市來當市長。
第二個，他主要看這個人適不適合？操守好不好？父親對於操守是特別的重視，在操守方面有瑕疵的人，父親是絕不寬待的，那比什麼事情都來得重要。經過了這些歷練以後，要說完全的不適任，倒也不至於；說一定是完全適任，也不盡然。他總是會捨長取短。
另外，父親總是認為，孝順的人會是忠誠；窮苦人家出身的人，大概貪污的可能性是比較少的。父親滿注重這兩點中國固有的傳統。
我也覺得有一些幹部們因為了解父親，所以抓到父親的弱點。例如某一位大老，因為大學生在蘇澳翻船事件為負政治責任而辭去部長職務，給人很有政治擔待的感覺。第二次他重施故技，在十信案中又辭職了。問題就在其中，他把所有可能因這件事情牽扯的責任也全部都推光了。
父親最生氣和嚴重的話是講「沒有辦法」。如果部屬犯了錯，他把犯錯的同志叫來，當著面一定會講這件事情怎麼做錯了，錯在哪裡？你要怎麼去補救？甚至代他好怎麼去解決。等到問題解決了後，如果這一個人還犯同樣問題的話，那他當然很「沒有辦法」了。
有一回父親問我：「孝勇，你覺得你跟我做事有什麼最大差別？」我跟父親報告：「你做事太求全，我做事情則是求盡量。」父親當時跟我講：「孝勇你很了解我，祖父就一再講我這人就是太求全，所以人比較悲觀一點，你求盡量是對的。」我也向父親報告：「很多事情當然是希望求全，但是求全是否能夠做得到，我想不見得，就像你說過窮人一定不貪污，孝順的一定會忠誠，我並不這麼認為。」我說這些並不是有感而發，事實證明結果是如此。
老實說父親到了晚年，最煩惱的事之一也在用人。並不是找不到合適的人，而是有些提供來的相關資訊是錯誤的，也有些資源受到人為的掌控。這點對父親的影響是滿大的。
當時我的了解，父親對用不到合適的人才相當的痛苦，我說痛苦這兩個字，就是「到後來，不了解的人不能用；要了解，也沒有多少時間去了解。」儘管如此，他已經做了一些補救，在他已經很不容易。
在這些事情上，我也無法替他老人家分憂解勞，只是父親交代我的事情，我就以做子女的身分去做。我從來沒有把他當做總統、主席，就一直當是我的父親。
信任
父親對自己的幹部是非常信任的。記得那時父親已不良於行，有一次到總統府去上班，當時侍衛長是吳東明，他把總統府的警衛都給換掉，換了七海的警衛，穿了憲兵制服。父親當然看出來了，發了大脾氣。父親說：「連自己的精忠部隊都不相信，還夠資格當元首啊？」講話講得重到這種程度。
記得父親當年訪問美國時不是被行刺嗎？回來後，負責安全的人就搞了一部防彈車給他當座車。祖父和父親為這件事情非常生氣，說：「你在國外被人家刺了，回來就有不安全感，對自己人連這麼點信心都沒有？」
他從來不允許用監聽手段去查自己幹部的言行，對於有些單位假借名義背著家父去做這種事情，他知道一、二後非常生氣。
雖然不論自由國家或民主國家，國際監聽是為國家安全而設的；但是在國內監聽部分，完全違反家父的意思。所以後來他十分贊成在辦防止犯罪方面，一定經過合法手續來做。但是如果對自己幹部言詞監聽，那是絕對不可能允許的，都是那些假公濟私的人藉這個名義，做他們自己所希望要了解的東西。
厭浮華
父親討厭浮華與奢侈，和他在俄國的經歷並沒有關係；與俄國最有關係的，是他把錢看得很淡。父親跟我講過幾次，他那個時候被送到西伯利亞去勞改，就睡在金礦中的金子上，他說：「你有再多的錢，事實上代表什麼意思？」
對浮華奢侈的看法影響最大的，應該是在上海打老虎的經驗。那個時候，不知多少巨商、巨賈送鑽石、古董、翡翠等，希望賄賂他，全都被他退掉了，他對這種人深惡痛絕，嚴辦到底。
父親也最厭惡欺瞞。他身體好的那個時期，經常喜歡各地跑，尤其喜歡見到地方情況有所改善。有一日，他到某一縣去視察，那個縣長不知怎麼搞的曉得父親要去了，就要地方表現很豐收的樣子。當時天氣預報就說是要變壞了，他仍然要那些農民曬穀子；後來大雨傾盆，把這些穀子全灑壞了。父親曉得他作假，比什麼都氣。
磨練
祖父對父親的教導方式，我想最重要的一點可能是磨練，出生入死的磨練。
記得很清楚，父親一再跟我講，在民國三十八年動亂的時候，他常常有很多任務出勤，他的領子裡面就有一顆氫化鉀，咬一口就是會死掉的。也就是抱著必死之心去出任務；親身的磨練是滿重要的一件事情，置之死地而後生。
父親對危險的哲理非常有意思。有一次照顧父親，他身體很不舒服，發了高燒，三十九度多，當時有很多醫生在那邊研究，父親就跟我講說：「孝勇，我曉得我生病生得很厲害。」我說：「醫生對於發燒發到三十九度正在研究，怎麼樣子來，那怎麼樣子解決問題。」他說：「不是，不只是肺炎問題，那一定是有關什麼事情要開刀。」我說：「沒有啊，這是內科的事情。」他說：「不是，你在安慰我。」我說：「都照顧那麼久了，我從來不會說要安慰你我才安慰你。」他說：「不是，這一次我有這種感覺。」接下去他就不講話了。
「你做決定好了，再危險，需要開刀的話，馬上就開刀，絕對不要考慮危險不危險。」他說，我答「好好好，如果有需要的話，我當然是聽你的，但事實上是沒有這回事情。」他接著對我說，「要把它弄清楚，只要有百分之一的機會，成功率還是百分之五十。」
這句話對我的影響，到今天還是非常大，這也是為什麼我認為中國國民黨還有救，只要有百分之一的機會，成功率還是百分之五十。
鬱悶
民國七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國民大會行憲紀念會，對於反對黨在現場可能出現的狀況，我們在事前都向父親報告過，他仍然決定要去，而且是中山堂。當時秘書長沈昌煥還對父親說：「那你不要去好了。」父親說：「你要搞清楚，我還是國家的總統，我怎能迴避這些事情？」
後來情況的演變，當時處理的黨部和國安局要負責任。他們也了解當時的情況，只是沒有做該有的措施，而當時該有的措施都有腹案的。以父親那個時候坐在台上，請人去唸稿，看到台下那些今人傷心的舉動，心情如何是可以體會的。
在那以後很久的時間，他都非常少開口，我就一直陪在旁邊，偶爾陪他講講話。這當中找過郝柏村來談了一些，不過也講得不多。
那時候，我已經想到他身體上可能有狀況，也請醫生做了各種檢查。當時父親是有一點點的肺炎，也懷疑到會不會有內出血。查出來的結果並沒有什麼大問題，事實上是大問題產生了，可能是心情的鬱悶影響後來血管破裂。
一月十三日那天，他沒有起來吃飯，在房間裡，我走進去，他還有意識。我大哥身體已經不太行，當天早上父親還特別把他叫到房間去看了看他。人家說有迴光返照，大概是有預感吧！
有人說如果當時在醫院裡就不會有這些事了，哪裡是這樣呢？根本就是來不及的。我做事情總是求盡量，總是儘可能把一些狀況預備好，但是準備再好用不上，又有什麼用？
自省
為什麼說我跟父親比較接近？那是在祖父過世以後，外面有些謠言，始終不斷，認為我父親準備培植二哥做接班人。這是讓父親很生氣的一件事情，所以從那以後，他要出去就帶著我，讓謠言不攻自破。
另外，很可能我講話比較不保留，也絕對不去揣測，他老人家問我事情，不管他喜歡或不喜歡聽，我知道什麼就說什麼。這樣使得我與父親的感情愈來愈近。
我至今還記得一些事情他跟我講時的反應。的確有很多人在跟他報告時，因為害怕萬一報告錯了，多少有點顧慮或隱瞞。我是毫無顧忌，有時候老人家還罵我，叫我把事情搞清楚再跟他講。罵歸罵，講歸講，久了他也習慣了，我也習慣了。
說老實話，在他身邊，知道的事情不少，但我從來不會把自己利害扯進去，現在捫心自問，也交代得過去。
父親一向對我們兄弟管教滿嚴，他十分清楚很多人想利用我們去做不該做的事，當曉得這種事情發生時，他非常地生氣。事實上我絕對承認，藉著我們的名義去招搖撞騙，甚至做生意的情況的確是有的。我也不否認年紀輕時被人家利用過，因為有人捧著你，總是最愉快的事，這點自己本身也應該檢討反省。
簡單舉例，借我名字做生意的就有。我倒並不反對做生意，我也一直希望把自己界定為生意人，但是生意人的原則，至少是站在相當公平競爭的立場。我從學校畢業到黨營事業做事，相信父親對我這個原則也不反對。如果問有沒有人藉由我這個身分的關係，達到非分的利益？我想是有的。而且那個時候還是很接近的朋友做這種事情；當然那個時候看不清楚，現在已經看清楚了。現在回想，當時甚至自己有沒有助約為虐，都很難講。
這次生病以後，我體驗不少，覺得生這個病獲得的比不生病來得多。我是有宗教信仰的人，總相信靈的存在，從祖父、父親過世以後，在我的一個宗教觀裡，只覺得是暫時跟他們的溝通阻隔，我相信人總有一天會死，死的時候也就是再一次團聚的時候。
我的病，可以算是不治之症，只是時間的早晚而已。我經常在思考一個問題：當我再見父親的時候，父親會問我這段期間做了哪些事情，到底是做對了還是做錯了？我覺得當然不可能樣樣事都做對，但大體而言，父親對我的指責應該不會太多。我倒是有這個把握。
很多基督徒喜歡當見證人，我不太喜歡做見證，但是如果把自己的親身體會講出來，能夠幫助一些人，我倒是滿願意去做這個事。以我本身對自我的瞭解和體會，我自認叫人向善的比例比叫人向惡的比例大一點。
做為一個政治家庭的一員，我希望到我這一代就畫上句點。這是我自己的立場和心願，父親生前我也跟他報告過。所以在父親過世第二年的三月，我們全家就移民加拿大，後來轉往美國。我不僅對自己的子女有這樣的期望，我對我二哥的子女，也是如此，希望政治人物身分到此為止。
(王力行採訪整理)
(本文近期將由天下文化出版公司集結成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