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是「城市時代」。趨勢學家在二十世紀末大聲宣告：不到十年以後，世界五成以上的人口住在都市中；都市將取代國家成為政治、文化和經濟的發言者。
亞太地區，城市的時代更早來到。
世界銀行公布全球二十二個人口超過八百萬的超大型都會，今天已經有一半在亞太；人口一百萬以上的都市，從日本到南亞星羅棋布，早已囊括這個區域一半以上的人口。二十年後，預估全球三十三個超級都會有二十一個擠在環太平洋區。
今天談國家競爭力，用的常是城市的角度和尺規。未來，世人注定要看到更多城市的比較和排名。而這種非以國界為範圍的角力賽，在亞太地區更已進入白熱化。
大家都在趕
一眼望得見的，是一場速度加規模的城市硬體競爭；過去五年，上海市所花的基礎建設經費，等於五０年代初到八０年代末，四十年的總和。未來一條通往浦東新機場的道路，一公里造價人民幣一億元。上海，用十幾個月蓋一座大橋、光纖電纜的鋪設平均一個月一萬用戶。
吉隆坡的發展因兩個時間而加速度：一九九八年的英聯邦運動會，和二０二０年的已開發國家宏願。三年間，這個城市豎起了二十五棟超高大樓，也把城市周圍的橡膠和棕油樹園丘，換成了一色綿延的住宅區。吉隆坡人說：「我們一直在趕、一直在趕。」
香港耗資兩百億美元的新機場正在加緊建造；大阪從一座人工島上浮起的關西空港工程，今年開始修築一條四千公尺長的飛機跑道，等著下個世紀為「大阪２１」起跑。
即便以「隨遇而安」為口頭禪的雪梨，都打起了精神面對加油聲隆隆的亞洲鄰居，以兩千年奧運地主的姿態，拉出了一條從市中心到紅布什灣的捷運，發展新的副都心，準備迎接亞太世紀的挑戰來到。
許多的「第一」和「中心」，順勢在這時候出現新加坡要蓋亞洲最大的歌劇院，創造亞洲文化中心；上海是「一個龍頭(浦東開發)、三個中心(金融、貿易、經濟)」；吉隆坡除了世界第一高的雙塔，還有亞洲第一高的旗竿……。
第一的壓力總令人心急，大家免不了要問：那麼台北在哪裡？
不過明眼人也都知道，別人建設的速度和規模，不該是台北競爭的目標。
那向著浩翰太平洋，背後一條橫貫九域萬里長江的上海，用的是社會主義絕對的政治力量，去推動資本主義的大格局建設，解嚴後的盆地台北，豈能用規模去迎接上海的競爭力？
宏願城市吉隆坡，到處都是提早完工的道路與建築，但在效率背後是不容質疑的建設目標、「政府可以發展之名，徵收任何土地」的威權法令，以及付之闕如的社會保險。這種速度，走過威權時代的台北，不能、也不該回頭去追求。
尋找台北機會
如果說，民主與效率是困擾許多東亞城市的弔詭困境，那麼國民年平均所得已躍過一萬九千美元的雪梨，在起跳點上就與大部分的亞洲城市不同。而與鄰國動見觀瞻的島嶼經濟，也不容台北學習雪梨經營「享樂」的哲學。
起跑點不同、制度不同，回到原點便會發現，別人發展的光環不見得能套在台北頭上。城市發展，沒有海盜版的成功模式。
然而正因如此，台北面對的是一場更劇烈的競爭，一場「超競爭」的觀念競賽：
也許台北應該思考的是，城市發展的理念是什麼？在這個國界愈來愈模糊、區域合作愈來愈緊密、分散又集中的年代，與別人的相對位置是什麼？而什麼又是城市跨入下個世紀最佳的角色？
當雪梨開始將自己定位在「最亞洲的西方城市」，從教育、種族到貿易政策都隨著這個基調而行，它就不再是台北遙遠的對手，而是近在眼前，以優異的生活品質，吸走亞洲菁英的大機器。身分觀念的扭轉，成了這個城市行銷的利基。
而上海最足以令人畏懼的，不是浦東的潛力，而是當它決定不要興建比吉隆坡雙塔更高的摩天樓，轉而建造看不見的基礎建設，「蘇州河清之日，才是上海揚眉吐氣時」；這種永續經營的城市觀念和反省能力，才是它領先未來的立足點。
觀念決定城市選擇什麼素材與別人競爭。台北的機會在哪裡？
從歐洲世紀到美國世紀到亞洲世紀，歷史讓我們看到經濟是最容易轉移和消失的優勢。今日的產業分工也已經證實，企業可以把總部放在一個毫無工業的城市。
日本法政大學教授田村明論及國際城市的規畫說：「所謂國際城市，不一定都像紐約或東京，坎城因為影展而成為國際都市；秘魯是世界級的城市，因為它是印加文明的首都；甚至日本富山縣人口只有兩千的一個小村子，也能因為聞名全球的夏季戲劇節，而成為地球村。」
這些城市都不是第一，但它們都有面對世界的重心。
不能忽視的「人」
當許多城市瘋狂用規模和速度來成就各種「中心」時，台北無需是最大、最快，需要的正是專屬台北的發展「重心」。
台北的機會在哪裡？問起那些從東京、上海、從新加坡或吉隆坡，甚至從歐洲回來的人：「你覺得什麼是台北最大的競爭力？」常會得到類似的答案：「生命力」、「人的活力與創造力」、「吸收資訊很快的台北人」……，一位剛經歷了雪梨藍天碧海風情的人，回到亂七八糟的台北，卻用了這樣的形容詞：「這是個有靈魂的城市」。而另一位來台北念書的馬來西亞人則說：「這個城市的魅力是，人在這裡，好自由、好自由。」
人，是台北既抽象，又具體的機會。
慢半拍的雪梨人，今年熱烈地談論後現代主義、X世代，台北人早在幾年前已將這些議題轉換、再轉換了。
當今日上海完全依賴公權力來治理快速擴張的都會，造成龐大的管理成本時，社區意識在台北，已經由抗爭走向為地方建設主動規畫的層次。
十年來，「台灣製」或「台北製」的小劇場，在資源增加有限的狀況下，卻也植地生根，使我們的表演藝術走得出台北。
台北，有當今亞洲華人社會最蓬勃且最自由的網路文化；香港帶動了華語偶像流行市場，台北則提供香港多元的音樂創作人才。
台北，有九歲的孩子打電話進廣播電台，參與時事的討論。
在瑞士管理學院(IMD)的競爭力排名中，台灣的生活品質與環境指標一直落人於後，但勞力素質仍是名列前茅。
在自由與混亂之中
自由台北人、資訊台北人、創意台北人，這些力量就好像水在這個城市流動，有沒有合適而足夠的渠道，將他們化為城市的競爭力？
也許可以想想紐約。
一九九一年，兩位學者庫柏與狄洛(Coopers & Lyrand Deloitte)在他們的研究中發現，雖然紐約是全球頂級的金融、貿易中心，可是支撐這個城市最重要的經濟因素，卻是戲劇團體、書店、藝術家工作坊、咖啡屋、專賣店，和許多小型的創意與媒體事業。這些產業創造紐約蓬勃的商業、文化、觀光活動和消費，也創造了知性和感性的吸引力，使各樣高級的服務、資訊、金融業人才願意留在這個地方，間接帶動更多經濟的發展。
紐約印證了趨勢學家艾爾摩(R. Elmore)所言，二十世紀末最重要，也最有價值的原材料就是知識。
同樣地，當新加坡嚴格地管制網路，吉隆坡少見的時論叩應節目，六個月就被迫消失，而香港又有九七大限，台北，是不是該把握機會，在台灣已然蓬勃的資訊科技產業支撐下，從更多元的文化出發，成為亞洲華人圈一個吞吐知識、觀念和創意的自由港？
台北並不乏美麗的藍圖。在「亞太營運中心」的口號下，台北是「亞太媒體中心」；台北市政府也有「人文薈萃」、「綠色生態」、「民主安康」、「國際互動」、「資訊效率」的五大架構。
然而真正要落實成為一個資訊人、創意人可以優游的城市，台北的發展計畫，需要有更清楚的優先順序。
我們如何讓資訊流通更迅速，而成本更低廉？如果上海可以為了有線電視鋪設光纖網路，有數十萬網路人口的台北，豈不是更要加緊步伐，讓民眾不致要在電腦前面呆坐，等待緩慢的資訊傳輸？
東京有一百五十個大小表演場地，香港有十五個，台北只有五個。除了需要蓋十年的巨蛋之外，什麼時候可以讓民間創作團體，不需要租借公寓來演出？
台北如何讓海峽對岸、讓東南亞以及全球各地的華人，有更多透過這個城市發聲的管道？
甚至，台北是否該有一份清楚的地圖，讓外來者不需費力，就能找到這個城市創意與資訊活躍的地方？
雖然既自由又混亂，但是面對下個世紀，台北是有機會的。別人從大處想起(Thinking Big)，台北又何妨從小處想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