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秋香的擁抱民主並不新鮮。在她以前，已經有非常多的越南人挺身而出反對專制政權。談現代越南史談到這裡，我們自然可以輕輕鬆鬆地將一九八六年以來的政治變革做一總結。但且讓我們最後再退一步自我提醒：獨裁專制與多元政治在今日越南的尖銳對立，可以回溯到漫漫二十世紀。越南共和主義不是一九八六年以後特有的現象。改革也不是。它在一個多世紀以前，早在共產主義還沒有進入越南以前便已出現。想了解今天現代越南的政治變化、展望未來，得從二十世紀尋根。
如本書前文所述，早在一九○○年代初期，許多共和理念已經透過印刷媒體，從香港取道東京灣，經由港口、透過法國殖民政府湧入西貢。許多人開始成為共和主義信徒。事實上，早年皈依共和主義信徒的名單，讀起來彷彿是二十世紀初期越南名人錄一樣：潘佩珠、潘周楨、潘文忠、阮世充、黃康、阮太學、阮祥三、陳仲金，或許越南最偉大的民主鬥士阮安寧也是這一時期的人物。他們都擁抱人民主權、法治、自由選舉與代議制政府理念。甚至是年輕的保大帝，也曾在一九三○年代之初提議建立君主立憲，而讓他那些殖民主子嚇一跳。畢竟，從沒有一個當皇帝的人願意放棄神授君權去支持共和。
胡志明在一開始也是其中一分子。雖說官方傳記立傳人喜歡以他在巴黎歸從共產主義為起點訴說他的故事，但他們有意無意地忘了一件事：這位共產黨越南的國父在一開始倡導的，是從海外流入越南的民主理念。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前往歐洲，希望迫使法國遵守政治改革承諾。在旅法期間，他加入人權聯盟、共濟會與社會黨。一九一九年，當戰勝的盟國在凡爾賽集會欲決定戰後世界秩序時，胡志明在巴黎夥同其他共和派人士，要求法國在越南推動尊重越南人個人權利的改革，讓越南人有政治發言權。一九一九年「安南人宣言」就有濃厚的共和主義色彩：
1.大赦政治犯；
2.改革司法系統，以保證歐洲人與越南人享有同樣合法權益，包括徹底而永久地廢除用來恐嚇、壓迫越南人的特別法庭；
3.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
4.集會自由與結社自由；
5.遷徙自由與旅行海外的自由；
6.教育自由，在每個省建立技術與專業學校；
7.終止特別法；
8.在法國國會成立常設代表團，向政府轉達越南人民的願望。
總督薩活一九一九年在河內發表的那篇著名演說，讓許多人重燃希望，認為第三共和終於要以民主方式改革它的專制殖民國了。但不出幾年，越南人已經察覺所謂殖民改革只是用來駕馭、擊垮越南共和主義的工具，這樣的希望化歸泡影。薩活確實開放新聞自由，也為少數越南精英擴大了投票權，但同時也建立勢力龐大的政治警察「公共安全部」。新聞檢查手段仍然嚴厲。法國當局在審查新聞媒體作業執照時，態度之嚴謹與共產黨今天監督網路一般無二。沒有法治，加上一味高壓，仍是殖民政策的重要內容。總督授權特別委員會與法庭審判、定罪、監禁與處決「叛徒」。甚至在法國左派聯盟於一九三○年代當政、組成「人民陣線」聯合政府以後，仍然不能在印度支那建立像印度國會一樣的民主機構。極度沮喪之餘，胡志明這類人士遂成為馬列主義信徒。但並非所有共和派都這樣。許多人仍然篤信共和，運用既有體制盡可能推動殖民改革，利用法國與國際情勢壓縮專制極權。
同等重要的是，各式各樣新協會、俱樂部、慈善、自助、文藝與反貧窮團體，也開始以新方式改造社會與地方政治。都市計畫、稅務、政府專賣與經濟開發案引起激烈辯論，形成新政治文化。國語字印刷的報刊圖書將理念散播到各處，也將各處的人結合在一起。越南人律師專業階級崛起（不過他們打的多半是土地糾紛官司，不是政治性官司）。知識分子、作家、記者、藝術家更加重視都市窮人與廣大農民的日常生活。地方市政廳與村民委員會往往成為土地改革的論壇。在人民陣線控制法國的短短幾年間（一九三六至一九三八年），阮安寧爭取到包括工人在內的眾多支持者，在地方選舉中所向披靡。直到當局採取封殺行動，才為這段殖民民主政治史上短暫但重要的實驗畫上句點。
越南共和主義亦有激進派。一九二○年代末，越南國民黨內一群男女黨員達成結論，認為只有以暴力手段才能建立真正獨立的民主國。殖民改革是一條政治死胡同。一九三○年東京安沛暴亂主謀阮太學，於遭處決之前幾天寫了一封致巴黎法國國會的信，他在信中解釋說，法國不能在越南實施真正政治改革，使他的國民黨別無選擇，只有以暴力手段建立「越南共和國」。另一名越南國民黨高官也對記者說，他要的不多不少，都是法國人已經有的：「一個民主政府、全民參政權、新聞自由、尊重人權與公民權，當然，還有獨立。」
不過，殖民專制與越南共和主義間的緊張情勢只說了半個故事。越南共和派與共產黨因越南前途問題而起的衝突，也同樣重要。雙方都想推翻殖民政府，但雙方各有如何達到這個目標的迥異意識形態道路圖，對於一旦目標達到以後，新國家應該像什麼樣子，雙方也各執己見。官方歷史學者想讓我們相信，在安沛暴亂（見第五章）結束後，越南國民黨與其他地方的真正民族主義者都成了共產黨。這可以讓官方故事說得天衣無縫，只不過他們忘了一項事實：一整代越南共和派人士繼續擁抱以全民主權、全民參政、多黨政治、自由選舉，以及獨立國會與司法系統為基礎的代議式政府。另一方面，胡志明等共產黨則以民主中央集權、階級鬥爭與透過土改的農業集體化，做為達標道路圖。他們設計的後殖民共產國要以保護工人與農民建立法統，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進行運作。簡言之，從一九二○年代末期以降（而不是從一九八六年才開始），一群民族主義者向大西洋共和主義取經，希望建立自由統治政體；另一派則以蘇聯式馬列主義為藍圖，意圖建立一黨專政的國家。
儘管這兩派統治類型的競爭當時出現在全球各地，在印度支那，由於殖民專制政權既反對越南共和主義又反對共產主義，兩派之間的競爭也變得非常不一樣。兩派之間的第一波辯論（應該說是衝突）所以出現在法國專關政治犯的昆崙島監獄，原因就在這裡。在人民陣線左派聯合政府在法國執政的短短幾年間，兩派人馬也在新聞媒體與政治運動上交火。不過到最後，當胡志明領導的聯合政府，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六年間，以越南民主共和國的形式極力掙扎求存之際，兩派之間的緊張衝突漸趨於表面化。由於八十年來殖民控制首次消失，也由於盟國當局在一九四五年九月派進越南、接受北印度支那日軍投降的中國國民黨部隊，越南民主派與共產黨能透過相當開放的媒體表達理念，能在沒有殖民政府干擾的情況下組織政治示威與集會，建立政黨。越南政治史上幾次最生動的政治辯論就出現在這短短幾年間。特別是在一九四六年三月成立的國會，代表們為訂定越南第一部憲法所進行的辯論尤其激烈非常。儘管這種共和局面僅局限於北方（因為法國人這時已經在南方發動攻擊），現代越南史上終於第一次出現了一個脆弱的民主國。保大帝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宣布遜位，結束了千年來的君權統治，不啻是促成這項發展的重要推手。保大刻意在遜位後自稱「公民永瑞」，與高棉國王施亞努的作為形成強烈對比。施亞努為保全自己的統治、拯救王朝而歡迎法國人再次入主，還與主張建立憲政民主的一派人戰鬥。
越南境內這波共和潮持續了不到一年。全面戰爭於一九四六年年底爆發之後，隨著軍隊進駐，殖民政權逐漸復辟，法國當局也立即採取行動，廢止民主權益。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法國在越南宣布正式「緊急狀態」，授權軍隊接管警察、行政與司法事務。新聞檢查恢復，特別委員會與法庭開始審理越來越多在這場戰爭中淪為戰犯的「叛黨者」。但法國不肯宣戰，因為這麼做等於承認對手國的存在。就這樣，數以萬計政治犯淪為殖民監獄囚犯，或在軍方控制的勞工營充當幾乎沒有人權的勞工。
另一方面，共產黨亦無意讓他們的越南對手利用民主憲法與多黨政府迫使他們在自由選舉中競爭，迫使他們只能像法國與義大利這類共和國的共產黨一樣爭取執政。而且說老實話，就像共產黨一樣，中國占領軍與他們的越南盟友，包括阮海臣與武鴻卿等人，也願意使用不民主手段，加強對越南民主共和國的控制或甚至將它推翻。當中國軍隊於一九四六年年中撤軍後，法國殖民政權與越南共產黨都首先展開行動對付他們共同的越南敵人，之後再相互廝殺，原因也就在這裡。
在北方，越南共產黨以強制或吸收買通手段關閉反對黨，控制所有報刊媒體，禁止未經授權的示威，逮捕違規者。當新憲法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八日至九日通過成為法律時，只有兩名反對黨成員參與投票。在南方，法國人對付越南民族主義者的手段也沒什麼不同。
不過，一九四六年的憲法，確實也將太多越南人早在二十世紀之交就爭取的許多政治權益，如全民參政權、獨立的國會與司法體系、法治、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宗教自由、受教育的權利、旅行自由、私有財產等等形諸於法律明文。這是越南政治理論的一塊里程碑。此外，它完全由越南人一手促成，既非法國、也不是美國推動的產品。它同時也是越南人聯手合作、而不是共產黨強加的結果。大多數（對中國支持的政黨感到不滿的）共和派人士，在堅決反對法國殖民主義重返越南的共同信念團結下，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六年加入胡志明的聯合政府，相信一旦戰爭結束、國家獨立，他們可以參與打造憲法保證的多黨政府。
只是事與願違。共產黨雖說靠著與民主派人士聯手，才讓越南民主共和國在驚滔駭浪下存活，但自一九五○年起，毛澤東提供的軍援、政治模式與顧問，讓胡志明與他的信徒將這個國家轉變為一個一黨專政的共產國。一九四六年憲法的規定或共和國內部非共人士的看法均已無足輕重。共產黨推動（中國式的）改造與學習，沒有經過辯論。共產黨將政府官僚、警察、司法與軍隊系統收歸黨有，沒有經過投票。在整個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期間，國會只開過一次會―在一九五三年集會，批准胡志明一夥人已經與他們的顧問（包括蘇聯顧問，但最重要的是中國顧問）擬妥了的土地改革政策。
在一九五四年日內瓦會議後，共產黨控制整個越南北部，而且不斷在這個戰火下誕生的國家擴展勢力。在掌控軍警之後，共產黨不想再像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六年那樣與其他黨派共享政權。遭到邊緣化的共和派這時也只能眼睜睜看著一九六○年新憲通過，將原本實行代議制社會主義民主的越南民主共和國轉型為一黨專政的共黨國。根據蘇聯模式打造的一九六○年新憲法，以「社會主義」為官方意識形態（因為當時吳廷琰在南方打造一個反共國，為了避免落入吳廷琰的圈套，新憲法刻意避開「共產主義」一詞）。對今天的共產黨而言，越南基本法是一九六○年，非一九四六年那部憲法。越南的共和派今天極力爭取要求恢復一九四六年那部「真正的」憲法，原因就在這裡。因為一旦施行一九四六年憲法，共產黨必須交回他們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期間據有的政府控制權。
不過，專制獨裁不是共產主義或殖民主義的專利。越南民主共和國的競爭對手—保大領導的越南國，沒能創建一個可以運作的國會，部分原因固然是法國人不肯放棄殖民統治，但也因為本身做法不當。吳廷琰在法國撤出後奪權，當了越南共和國總統，統有北緯十七度線以南的原越南國版圖。但談到尊重個人自由、法治、代議政治與新聞自由，他的作為不比胡志明強。在一九五五年的選舉中，吳廷琰得到幾乎百分之百的票，當了總統，讓人乍看之下以為是共黨國家的選舉。他與他的家族控制國會與司法體系，而且以命令進行統治。如果說胡志明政權用一九五○年代的土改發動階級鬥爭來對付「資產階級」與「地主」，吳廷琰則運用特別權力與法庭剷除「共產黨」，同樣也在那個年代迫使數以十萬計的農民遷入戰略村。對那些呼籲法治的越南民主派，吳廷琰完全不能容忍。就這樣，許多民主派或淪為階下囚，或倒向另一邊，相信一旦戰爭結束，共產黨會遵守他們的民主承諾。雖說近年來的研究顯示，越南共和國在吳廷琰於一九六三年遇刺後開始步上民主，但共產黨在一九七五年的最後勝利，使它沒有機會像台灣與南韓一樣，從反共專制轉型為議會民主。厭惡共產黨的人當然這麼認為。但如果越南共和國一直存活到今天，它同樣有可能像緬甸軍政權一樣至今仍然獨裁，至少直到不久以前仍為如此。反事實思維的歷史有許多走向，對那些用它們來滿足目前需求的人而言尤其如此。只是到最後，我們永遠無法知道事情會怎樣發展。
本文節錄自：《越南：世界史的失語者》一書，克里斯多佛‧高夏（Christopher Goscha）著，譚天譯，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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