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台灣人主義」是由宋楚瑜省長所提出來的,我相信這也是他跑遍台灣三百多個鄉鎮,實際與政府官員、民眾直接面對面地接觸、互動後,深深體會提出來的。
新台灣人有什麼特質?我們看到台灣從過去的農業社會一直到工業高速繁榮發展,確實看到許多的特質。台灣依賴外貿,密集地跟國際間互動,而且是海島的地理位置,從南到北,各地人很集中,它在文化、藝術、社會的互動上,比中國的任何一個地區密集,對國際了解得更清楚。
競爭的個性
我覺得台灣人的個性裡充滿了競爭,多少有工業化、外貿、功利的取向,這也是工商社會發展下的必然結果。我們在這個社會中看到靈活、彈性、活力的這一面--中小企業因應國際狀況的變化,從農業轉型到工業;這也是一個開放的社會--我們的學習力相當強,國際間的新思潮、新流行,馬上就可以模倣,甚至能行銷國際。
我們也看到台灣是一個中國人的地方,且深受中國文化、倫理的影響。
要在這樣一塊土地上建立族群融合與新台灣意識,當然要克服一些障礙。依我在立法院的觀察,我們在政治上的整合恐怕遠遠落後於社會上、族群上、國際間互動的整合。這可能與我們的選舉制度有關,也與我們政治人物的出身背景及成長過程有直接關係。台灣從威權政治走向多元、開放、民主的過程中,難免有人受迫害、坐監獄,有不同的待遇。包括我自己,在參選的過程中也不是很順利,我也是違紀競選。
毫無疑問地,政治人物這段歷史的烙印要比社會上一般人更強烈、直接,自然就反映到他們的問政態度上;所以當我們的社會普遍日趨整合時,在政治舞台上的人,將他們的歷史經驗反映到他現在的問政態度上,反而扭曲了社會上大多數人的想法。也就是說,意識形態掛帥、歷史悲情的延伸,使得政治的現象不能反映社會多元的需要。
如何克服這些障礙呢?現今的選舉制度、選區分化的辦法是在鼓勵我們分化利益。全世界先進民主國家中,日本已走向單一選區、二票制,大幅增加全國不分區的席次,降低政黨分配全國不分區席次的門檻。這是希望政治人物、政黨要對多數的民意負責。以台灣的選舉制度來講,台北縣選十七位立法委員,一個人百分之三的選票就可以當選;當選不是建築在政黨施政的好壞,完全在個人的人脈和動員上,同黨要與同黨競爭,也要與黨外競爭,然後各走極端、分化。
例如兩岸關係上,為因應未來發展與經貿利益,立法院討論是否開放大陸的研究生到台灣進修,馬上就有人反對,這是很可惜的。分析的結果是統獨的爭議影響了對客觀事實的認知。這是我們第一個要面對的族群融合問題。
強化國際競爭力量
當我們在成為新台灣人、關懷本土、落實社區意識時,也一定要與國際、大環境的世界觀取得平衡。新台灣人絕對不是台獨,新台灣人應該是未來中國的一部分,而且在整個中國末來發展中應該起主導作用。
另一個族群融合的障礙,是社會福利的不足,卻反映在各個族群間的抗爭和爭議上。社會福利應該是以需要為考量,目前卻是就各個不同的身分來評定社會福利的多少。這又與立法院組成的生態及選舉制度所產生的代表有關係。
當全世界的經濟競爭形成歐洲、北美、亞太三大地區時,台灣何其有幸,站在亞太的中心。比起任何一個亞太城市,台北跟其他主要亞太城市之間的平均空運時間少了二個半小時,海運時間平均少了五十五個小時,所以台灣應做為整個亞太營運中心,做中國面向世界的營運中心、窗口、代理人。
我們有這樣的條件,但可惜因政治人物的意識形態、歷史悲情、陰影,使我們在面對兩岸關係時,不能夠很客觀、務實,反而扭曲了對兩岸關係應有的規畫。
李總統提出「建立新中原」,台灣真的有條件做中國的新中原,因為這裡是人文薈萃之地、交通輻輳之區,在此吸收了全世界各種思潮、文化。
我認為作為新台灣人,不但要結合世界華人的力量,更要結合中國大陸人才的力量,以台灣多元、開放、民主的社會,以企業管理的績效,我相信如果把大陸的高科技人才吸引來台灣,即可發揮加倍的效果,不但不會阻礙我們的發展,反而是強化我們面對二十一世紀國際競爭的力量。
新台灣人在這塊土地上,應該不分外省人、本省人、客家人或是原住民,享有共同的經驗--從經濟的落後打拚到經濟的繁榮,從強人威權政治到多元開放民主。這個共同的經驗是大家結合一體、血濃於水的真正根本。在這基礎上,如何面對下階段的競爭,是我們該思考的問題。
(陳貞君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