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開眼睛，我們看見世界，這包括：眼前景物和眼角餘光所見。
如果你留心，便會發現，生命總在消褪敗壞邊緣，隨時可能被圍繞的荒野所吞噬。關鍵在當你回首過去，焦距是對準了敗壞和荒野，還是那些晨昏絢爛星光螢火的時刻。
有的人傾向於看見哀傷荒涼，如許多寫作者，如我。
她不是。
八十五歲那年，出於子女督促，她開始寫〈草間的老虎〉（Tiger in the Grass）一文，追記生平。
不是很長，寫些印象特別深刻的片段：童年、上學、戀愛、約會、結婚、生子、死亡、老去……。文字疏朗，淡遠動人。
以兩線交錯穿插來寫：一線是聊聊幾句直敘兒子罹癌將死的現在，導出另一線長遠鮮明的過去。
最大一段是四十二年婚姻生活，分成南加和墨西哥兩部分。
現在回看，她寫是「幾近完美」，或是「幾乎毫無瑕疵」。
近乎完美？我不敢相信眼前這些字。
有誰，有誰膽敢動用這樣滿溢的字眼？
沒有人。我從沒在文學作品裡見到過這樣的描述，十之八九是悲傷愁苦。
文字素淡，用詞挑剔簡直到了吝嗇。《紐約時報》說她寫作細心緩慢，幾乎是「一個小時一個句子」。出乎意料地，「近乎完美」卻在這篇裡出現了不止一次，每次都讓我一驚。
顯然她不是誇張，近乎完美就是近乎完美。
她是個敏銳纖細多情的人。
「如果太過喜歡沒有心靈的東西是邪惡，那我是邪惡的，因為在我出生的房子裡，我喜歡壁爐邊的瓷磚，樓梯邊上寬可當滑梯溜下的橡木扶手欄，連送食物的升降台我都喜歡……」
——邪惡？從什麼角度出發，怎會扯上邪惡？
她出身富家，但毫無有錢人的驕奢淺薄，對人間充滿了關切同情。這在她寫墨西哥時格外明顯，譬如描述一再說謊騙錢的墨西哥家僕，寬厚有加，沒有任何苛責。
她愛墨西哥，丈夫病死才歸返加州。後來只要看到墨西哥地圖上的地名，不管熟不熟悉，眼前必浮現出無比的鮮麗光燦，她自己都覺得奇異。她的小說大多以墨西哥為背景，勾劃出一個天真爛漫，同時又很老很老的世界。
她大學沒畢業就結婚了，一子一女，婚姻幸福。
在〈四點退潮〉裡，她回憶孩子小時，夏日午後，和丈夫帶了他們到海邊，這樣結束：「這時，一九三九年一個八月天，我使出渾身解數，用盡意志的力氣，命地球暫停旋轉，定住太陽，挽住潮汐，以便給我足夠時間，把這退潮畫下裱起。」
六十五歲那年，丈夫已死，在兒子激勵下她回到大學，最後進文學寫作班拿到學位。
回校第一天，她膽怯到幾乎掉頭逃跑，不能面對和一群年紀相當於孫子孫女的大孩子同堂上課。她鼓勇進去，發現教師平易親切，沒什麼好怕的。
上寫作班，和那些大孩子一字一句琢磨，是她生命「幾近完美」的另一段。
「我們相信我們並不在尋找奇蹟。要的只是完美字詞完美句子，積累成完美的書。」
在一個文學會議演講上，她說自己所以會那麼晚才開始寫作，是因為先做了四十二年家庭主婦。講完聽眾舉手發問，最後一個女子問：「你那四十幾年是不是都很快樂？」她幾乎不能相信自己耳朵。
「我從沒聽說任何人快樂四十二年的。一個快樂四十二年的人會想要寫書嗎？」
——為什麼不呢？為什麼快樂人就不會想要寫書？我想舉手發問，真想知道為什麼只有苦痛可以激發創作。
是的，她有她份內的困苦悲傷，這並不表示她無視他人的不幸。
然而她說「幾近完美」，不止一次。
接近文末，兒子打電話來說他快死了，他跌倒了爬不起來。
不提傷感，她轉而去談寫小說這件事。
「我想到寫小說像什麼。像是一種完成。像是發現某種你不知失去的東西。找到你不曾問過的問題的答案。」
然後她想到子女（自己的和所有人的）、視力、人一生的腳步。
草間老虎的說法來自她的眼醫。她告訴那眼醫她擔心自己的青光眼更糟了，一隻眼睛已經只剩眼角餘光。眼醫提醒她不要小看眼角餘光，是它幫我們偵測到草間的老虎。她因而驚覺有這頭老虎存在，藏身草叢中，亦步亦趨，等候隨時撲躍而出。
「現在這裡是我凶猛的老伴，半是威脅，半是朋友。如果我細聽，可以聽見他的氣息。我從眼角看見他。他從眼角看見我。這許久以來我們仍然步步相隨，我草間的老虎和我。」她用「他」而不是「牠」來形容那頭老虎。
她是美國作家海芮特．多爾（Harriet Doerr），出道晚，作品少，但別樹一格。從家庭主婦到作者，總共出了三本書，兩部長篇小說《給伊巴拉的石頭》（Stones for Ibarra）（七十四歲）和《想想這，女士》（Consider This, Señora）（八十三歲），以及散文小說合集《草間的老虎》（八十五歲），加起來不過六百頁。評家一致稱道她文字嚴謹明淨犀利，有人甚至以完美來形容《給伊巴拉的石頭》（獲1985年國家書獎新人獎）。知道她的人不多，可惜，但是無傷。歷史一再證明，名聲未必等同好壞。我有時也會忘了她，過一陣想起來才又從書架上取下重讀，一書在手如一盞小燈籠，追隨她「定住太陽，挽住潮汐」，像她回到魂縈夢牽的墨西哥，我回到她那個悲喜交集瑩瑩放光的世界。
本文節錄自：《如果有人問我世界是什麼形狀》一書，張讓著，九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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