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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盈隆:需要新的集體認同

文 / 遠見編輯部    
1996-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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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盈隆:需要新的集體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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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從黨外時期到今天,一直都把「新台灣人」的觀念視為當然。所以,新台灣人在民進黨裡從來不是爭議,是共識。彭明敏先生在三十幾年前,台灣自救宣言裡所談到的族群問題,表現出來的就是現在所講的;不管先來後到、不管你是哪一個族群,都是島上的一分子,都是台灣人。當然,對國民黨而言,當一個外省籍背景的政治人物宋楚瑜省長講出新台灣人時,是跨越很大的一步。

我們(國民黨與民進黨)所談的新台灣人,難免會有不同的詮釋。

「新台灣人」含有文化、道德、政治三部分。

我個人與關心台灣前途的朋友,有一個共同感覺。台灣需要「新的集體認同」,要讓每一個生活在台澎金馬的人感覺安心、心有所屬,能夠落地生根,甚至這是你唯一的歸屬。這是文化層面,這種對土地、人民的感覺是非常重要的。

不僅如此,當你面對外來威脅時,有沒有決心和意願,去保護這塊土地、過去努力的成果與自由生活的方式,這是道德理想的層面。

「新台灣人」作為一個集體認同,還有一個重要的政治意涵--民族自決。新台灣人應該看成是一個形成中的新民族,世界史上的新興民族,要有這樣的氣魄與信心。

比較重要的是二千一百萬人的感情,感情的事是政治上比較難解決的問題。有很多問題可以透過制度、政策去解決;但人與人之間感情的問題就很難。如何讓過去的感情傷痕透過努力來縫合,再重新出發,這是最根本的,也是建立堅實命運共同體意識的關鍵。

如何做到?牽涉到很多問題。基本上我認為,第一,台灣人應該擺脫大國意識。第二,擺脫中國意識。這個中國是一個政治的意涵,不是文化的。就政治中國來講,我們堅決在未來三十年、五十年以內,應該要畫清界線。文化上的涵意可以承認、可以討論,過去的淵源、血統、歷史都不必否認,但在政治上應該分得非常清楚。很多人仍然有大國意識,覺得大國才有安全感,中國大陸很大,所以中國統一滿好的,總覺得國家小容易受欺負。大國傾向造成相當多的人不願意接受「我們有可能在這塊土地上建立一個小而美、小而富、小而民主的國家」,這是值得思考的。

國家大不見得很好,國家小可以像瑞士、奧地利、比利時、荷蘭或是丹麥、瑞典、挪威,人民生活品質好,真正重視人的生存與生存追求的價值,我們覺得,這是新台灣人在心理建設中重要而值得追求的。世界上有很多大國,其實都很落後,像巴西、印度、蘇俄等。

樂觀未來

台灣是很刻苦耐勞的,有水牛精神,靠中小企業支撐。了解台灣人的性格是個很艱鉅的任務,而台灣人的集體性格究竟是什麼?這很重要,也很關鍵。短期之內精確地刻畫台灣人形象,並不容易。有不好的一面,但一定也有光明的一面,應該比較平衡一點描述。

問題不在於政治人物的提出,這樣並沒有看到問題的核心。假如社會上不存在這些問題,政治人物再怎麼煽動,也煽動不起來,其實有很多問題一直存在,存在不同教育背景、不同階層的心裡,這些問題因為客觀存在;有人點火,火才燃燒起來。問題是,我們怎樣面對?民進黨提出社會大和解,導致黨內基層人士的強烈反彈。但直到今天,我們仍然覺得我們是對的,大和解就是建立新台灣人集體的認同,讓二千一百萬人及後代子孫在這塊土地上生存發展,大家共同來面對未來的挑戰;大和解是希望透過過程來解決這些根本的問題。

雖然有相當強的內部反彈,但社會上仍然有許多正面的回應。作為一個理想的推動、觀念的革命,這注定是個漫長的過程,絕不能當成短期很容易解決的問題。尤其涉及到民族感情、心的建構時,更複雜。但總是需要有正確的認知,與足夠的耐心、誠意,共同去推動,台灣未來是樂觀的。

我比較傾向有怎麼樣的政府,就會有怎麼樣的人民;而不是有怎麼樣的人民,就產生怎麼樣的政府。就這個角度來看,台灣經歷了總統大選,走向民主化後,在面對民主政府、自由社會時,新的台灣人也在醞釀形成。過去在威權統治之下,政治的事沒有人敢過問,一過問就是殺頭、黑牢、家破人亡,也難怪人民有自私的心理。這是威權統治下的扭曲,而非人性生就如此。從世界各國的發展現象來看,到處都是這種現象。有威權政府時,人民的心態就是被扭曲的、自私自利、沒有自信、畏畏縮縮、不敢過問公共事務、對政治失去信心,也沒有當主人的心理素質。

理性力量抬頭

新的社會,新的未來,新台灣人的出現,應該是樂觀進取,有當主人的擔當。不僅在國內如此,在國外也應該要培養一種民族的驕傲感。

西方國家常會做民族驕傲感的比較分析,歐陸各國民族驕傲感普遍滿高的,有百分之七十、八十的人,都以自已的國家為榮。但我首做過我們的民族驕傲感調查,是國內唯一的一次,結果今人非常洩氣。在台灣,不到五成的人會以身為中國人為榮;同時差不多有四成的人以身為台灣人為榮。當然這是一個現象,它背後有非常複雜的政治、歷史的涵義,但總之不是一個好的現象。在比較的標準上看,為什麼我們自己的人民,對自己的民族較沒有驕傲感,不覺得光榮?對身為一個中國人、台灣人認同比例這樣低,這是我們今天探討新台灣人時必須面對的問題,怎樣去提升民族的驕傲感?

進一步要問,在台灣,究竟除了表面的經濟繁榮之外,有什麼是值得驕傲、光榮的?跟外國人談話時,我們能夠講自己有什麼?像美國人對他們的憲政傳統,像英國人對他們的民主傳統。台灣能不能在末來的歲月裡,營造出真正讓我們感到驕傲的?

台灣在一九四九年以後對中國大陸漫長的對抗,也走出了世界史上、國際次序裡一定的地位。我們的擔心,其實來自於兩岸關係。影響兩岸關係走向的不僅僅只有台灣這邊,中國大陸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變數,它們在經濟改革後,帶動的政治改革、衝擊很多。我在美國讀書時,很多研究中國大陸的學者在寫教科書時,經常教科書寫完,大陸的政局又有另一番風貌,結果書也不敢出了。

落實來講,掌握在我們手邊的是什麼?什麼是操之在我?什麼是操之在人?這樣思考可能會好一些。台灣移民的現象一直存在,不是因為民進黨逐漸執政後移民上升,主要是因為兩岸關係長期緊張,再加上島內有些問題沒法有效化解,像省籍、族群、國家認同,因為內憂外患,使得移民現象一直存在,經濟投資也一直只能維持小規模。當台灣走到今天這樣的規模時,我相信政治理性力量的抬頭,會比過去更強大。民進黨提出社會大和解、政治大聯合,表現出的是;民進黨有朝一日執政的話,不會像現在國民黨一邊執政、一邊去貫徹黨的意志。我想在這些方面,民進黨會比國民黨好得多。

(余文慧整理)

本文出自 1996 / 08 月號

第122期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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