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五世紀中葉，中國出現長期對立的南北朝，但最後，為什麼是北方的隋統一大局。台大歷史系教授高明士在「族群關係與南北朝的分合」這篇文章中分析，當時南北雙方的社會，同時存在著複雜的族群（胡漢及少數民族）、階級（士庶）宗姓及僧俗的問題。但是，從文化、語言、戶籍，乃至通婚、用人政策上，北方的長安政權均較南方「開放」，例如周武帝五次下詔解放奴婢。高明士因此寫道：「北朝面對複雜的社會，他們總是在努力解決問題，這一點，南方是無法相比的。苟安、因循、疑忌，是南方長期以來的積弊，直至亡國。」「必須開創向心力的契機，有了向心力，族群融合才有可能。」高明士的這段文字，令人覺得若有所指。
今年，維也納建城100年。幾位世界頂尖男高音，將為此聚首獻唱。華燈水影，唯美靜穆的氣氛，難以想像半世紀前，這個觀光勝地曾陷於內戰烽火中。
奧匈帝國瓦解後，奧地利建國，但社會卻出現認同危機，一半以上的「奧地利人」，認為自己是日耳曼人。政治上也發展出以不同認同為標誌的兩大政黨，雙方互相批鬥，局勢尖銳而動盪，終於在1934年爆發內戰，血拚了四年，最後出現獨裁者收拾殘局。希特勒崛起後，奧地利又在納粹占領下，過了八年歲月。
戰後，奧地利宣布中立；在內部雖然人民對身分認同依舊紛歧，但兩大政黨決定合作，組成大聯合政府，推動「重建家園」運動；30年後，隨著政局、經濟上了軌道，國力增強，認同漸漸不是個話題。1950年代，一半人口自覺是日耳曼人；八０年代，已有八成的人覺得自己是奧地利人。
「他們見了棺材也掉了淚，」東吳大學政治系副教授游盈隆深為這段歷史感動，更心生警惕。他是民進黨「大和解」政策的堅定推動、支持者之一。他有感而發地說：「大和解，是要建立社會共同感情的基礎。」
想像2010年，鄧小平已死，兩岸代表展開多回合的談判，涉及台灣命脈的國家定位、政治體制，甚至資源互用、分配重大課題。那個時候，台灣社會是像1500年前的南朝，充滿「苟安、因循、疑忌」的氣氛，挑剔台灣代表的一言一行，懷疑他的動機；或是像本世紀的奧地利，因為「見了棺材，掉了淚」，內部凝聚了共同情感，化為向心力，成為談判代表堅強的後盾？
拉賓和阿拉法特握手言和了，但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心理衝擊，一時難以消化，即使遠在地球一邊的美國猶太人亦感同身受。
曾代表紐約時報採訪過李總統的傅利曼（Thomas Friedman），因以、阿問題的報導，得到美國最高新聞專業榮譽的普立茲獎。他是個猶太人，他也一向主張牌是在以色列手上，他們應主動解決以巴衝突。美國許多猶太社區常請他去演講，到最後，總是有不耐煩的猶太人發言：「你講這些有什麼用，阿拉伯人就是不喜歡我們，他要把我們全殺光。」
這時，傅利曼也總建議大家用整個肺的力量大叫：「阿拉伯人要把我們殺光。」然後他問，「這樣你會覺得舒服點嗎？你們要的是論證（make a point），我要的是改造（make a difference）。」
經過歷次選舉，幾次飛彈演習之後，基於族群不可能互「吃」的前提，這種務實、積極主動的改造精神，也慢慢在台灣嶄露鋒芒。
再走一趟高雄勞工公園，男女老少悠悠閒閒，前年九二五的群眾向新黨丟雞蛋、烏龍茶罐、冰磚，叫罵「中國豬滾回去」的音浪，好像從來沒發生過。
坐上台北艷黃色計程車，司機也許還熱中地下電台的叩應節目，可是再不會要乘客表態了。
表面上看，省市長、立委、總統大選的退潮，一併捲走大多數人的省籍糾結情緒，他們現在會理智地告訴媒體；「台灣沒有族群問題呀，日常生活都感覺不到啊，我的朋友什麼人都有……」。
但是，經歷過激烈的言語，肢體衝突洗禮後，台灣社會已經又跟三、四年前不同了。漸漸有一批人意識到，族群分歧雖然不似黑金、經濟成長問題那麼迫切，也不如塞車、污染那麼與民生習習相關，但它卻是台灣社會最核心的變數。尤其在面對大陸的挑戰時，台灣住民能否跳脫我族中心框架，是影響未來的一個關鍵。
尊重各自的認同
民進黨在這個月，將舉辦一次有關族群問題的研討會，新世代成員之一的田欣，為此寫了一份題綱，包括「族群問題是假問題（是唯心的投射與認同）」、「中國圖騰對外省人的意義（誰是台灣人）」、「沙文主義的意涵（什麼是台灣的）」、以及「戰鬥文藝與眷村文學都是台灣文學」等。這些簡略的筆記，充分反映民進黨新世代對族群問題的新思維。
這批政治新手普遍反對目前當權者的「新台灣人」說（凡是認同台灣的，就是台灣人）。他們認為所謂的認同，帶著強烈的攻擊性，因此主張，所有住在台灣的人，都是台灣人；而各族群之間，需要的是相互尊重各自的認同。
這個聲音透露出來的訊息，是接受多元化認同的價值，這樣的轉變毋寧是帶有戲劇化的效果。因為當族群分歧愈形尖銳時，「族群融合」立刻被端上檯面，因而又引發「誰融合誰」的敏感爭辯。這也正類似加拿大所走過的路。
儘管加拿大對愛斯基摩人的少數民族政策，贏得不少世人的肯定，但英裔和法裔的隔膜，卻周期性高潮低盪地反覆著。經過長年的辯論、司法判決的示範，加拿大目前正興起多元文化主義風潮。中研院中山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錢永祥，就對這股十萬八千里外的論述感興趣，正著手翻譯一本相關的著作。「族群差異是個優點，不要害怕不同。」身為蒙古人，錢永祥對族群問題有異於一般人的敏感。
他曾無意間翻閱他早逝父親的手記，發現裡面一句話：「同意合理的共榮，反對強制的同化」。這句話大約也成了錢永祥的信念；雖然目前學術界對於加拿大、紐西蘭等國家，為什麼可以發展出多元主義的理論，甚至形成政策，並無定論；但錢永祥指出，世界上多種族國家非常多，巴爾幹半島、以色列等地之所以還沒有發展到這個地步，恐怕跟生活條件脫不了關係。他表示，當資源相對（人口）豐厚，生存不是那麼迫切的時候，社會就比較有包容的空間。這似乎也暗示，台灣在族群問題上，是比過去有條件了。
就在李總統發表就職演說前夕，台北社教館一連三天公演「紅旗．白旗．阿罩霧」的閩南語舞台劇。這齣長達三小時、以霧峰林家起落為藍本的歷史劇，試圖揭露台灣先民開墾土地的真實，為了爭水源、搶地盤，宗祠、氏姓對內、對外慘烈地尋仇血鬥，及官家在矛盾中扮演的挑撥、運作角色；也表現許多大姓當時一時「紅」（反清）、一時白（護清），搖擺不定的投機與無奈（宗親血緣才是舉何色旗子的關鍵，非意識形態）。
聯宗結社，競奪資源，是移民社會的本質之一，從某個角度看，族群衝突，在過去可能不是個「問題」，而是爭取最大生存空間的儀式。
隨著遊戲規則改變，數人頭取代打人頭，台灣社會漢人之間，早已不是生存資源搶奪的問題；即使是僅有三十六萬的原住民，也開始有人呼籲，他們要的不是同情，是尊重；不必把他們看成弱勢團體，給予「福利政策」式的保障，他們寧願漢人看待他們如兩千一百萬裡的一分子。
面對21世紀，一如許多人的觀察，隨著政治、經濟各方面的多元發展，台灣的省籍情結，的確有淡化可能，尤其是在新、新新人類身上。但是，民進黨文宣部副主任王時思提醒，這也不表示掌握主流的人不做任何事，這個分裂上一代、困擾這一代的衝擊，不會換成另一個形態（統獨、階級優越感），影響下一代。
何時「出頭天」？
回顧族群優越／自卑感、刻板印象的形成（硬頸客家人、愛喝酒的原住民），有歷史條件，也有政策推波助瀾的因素存在；就政策而言，教育內容和語言，恐怕是當政主事者必須正視的首要改造工程。
仔細聽聽許多人不愉快的族群經驗不難發現，憤懣的情緒，大都源自被壓抑的自卑感。過去在單一價值、單一認同的教化下，十幾個不同文化根源的原住民變成只有一個族，講台灣國語會給人「沒水準」的印象。這也造成「吃台灣米四十年，還不會說台灣話」，成了福佬人（一稱河洛人）反彈初期最理所當然的控訴，也成了外省人（尤其是第二代）的原罪。
這似乎也說明，雖然政壇上芋仔已變成番薯，雖然介壽路改了一個不知有多少人背得出來的凱達格蘭大道；這些改變似乎只凸顯外省人的不安全感，卻絲毫末提升原住民，客家人和福佬人的自尊感，對許多和權力沾不上邊的人而言，他們更沒有「出頭天」的驕傲。
如果說族群問題是刻意被挑起的，它的釐清，無疑也需要一番刻意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