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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學家的心路

文 /    
1996-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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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學家的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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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是在大學時曾經有四門課都是以六十分低空掠過的物理系學生;一位是在念數學系升大四那年,決定降轉兩年重新開始念經濟系;另一位則是大學和研究所時代,家教打工不斷,不論如何辛苦都不曾想要放棄自己學術夢想的中文系學生。這些人在國外求學闖蕩數年之後,不約而同地來到中央研究院,他們也是中研院第一屆「年輕研究人員著作獎」的得獎人。

九位得主,都是在原本的專業上,有新的發現或是提出新的觀點。像中山社會科學所經濟組的陳恭平由傳統的「賽局理論」出發,再將「公平」的心理因素放入考量,被譽為是國際經濟學界的「新星」。而地球科學所的陳中華,則是利用測量火山岩漿同位素的變化,去估計火山爆發的岩漿噴發量。這是新的火山預測方法,所以在尋求與日本、菲律賓合作研究當地情形時,很快就獲得對方的回應。

「大器晚成」興「半路出家」

「大器晚成」,是部分得獎者的共同特色。「我一直覺得自己滿幸運的」四十九年次物理所的副研究員魏金明,一身鬆垮垮的衣服,腳上穿著雙拖鞋,不經意笑著說道。當初他以第一志願考上台大物理系,但成績一直處於「全班的後三分之一」,後來還是如願地考上台大物理所。

「大學對物理還沒開竅吧。」魏金明認為在念研究所以前他一直是失敗的,可是「真正的挫折,別人看不太出來。」在一般人的眼光中,他在升學的路上是一帆風順,可是曾經有過四科都只有六十分的經驗,讓他知道自己只是考運好。基於有點不服氣的心理,還是繼續往物理的方向走,考上了研究所成績雖然也不是很好,可是慢慢開竅以後,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能做什麼,就一路走了下去。

同樣是四十九年次的陳恭平,也有類似的經驗。他在中央大學數學系升大四時,覺得繼續念下去,可能也「成就有限」,所以降轉到台大經濟系重新念二年級。轉系之後,陳恭平靦腆笑稱:「功課變得不好。」在數學系一切講求精確,一個問題只有一個答案,但經濟卻可能會有兩種以上完全不同的解釋,再加上許多需要背誦的科目更讓他吃不消。

許多人曾經感嘆,在以考試為主要考量標準的台灣升學制度下,容易讓人到很晚才了解到自己真正的志向。而「半路出家」,似乎也是這批第一屆得獎人的另一特色。原子分子研究所的汪治平在念高中時,因為自然學科很少做實驗,在大二時才從台大數學轉物理系。歷史語言所的孫天心在師大英語系念到三年級,開始對少數民族的語言感到興趣。生物醫學研究所的嚴仲陽在台大藥學系四年級時,因為接觸到實驗室的工作,才在研究所階段轉向生化方面的研究。近代史研究所的張壽安是一路從中文系所畢業的。

讓人無法否定你的存在

目前以教書為職的汪治平也同意,老師透過考試來評量學生的成績,但是考試和做研究是兩回事。有些學生可能只專注於自已有興趣的領域,這種學生可能成績不是頂好,但這樣的個性卻非常適合做學術研究。

地球科學所的陳中華是這屆得獎人中,少數的例外。在念師大附中時,剛好第一屆地球科學列為高中的選修科目,他就著迷地一路從成功大學地球科學系所,到中研院工作後又繼續念台大博士班,他也是這次得獎人中唯一在台灣接受全程科學教育者。

作為一位本土科學家,陳中華深深感受到台灣科學家在國際上的困難。一個道道地地的台灣博士,在柏克萊做研究有些成果時,別人卻會說他是柏克萊的學者。為了研究火山,由於紐西蘭的地質構造和台灣很像,研究小組很想研究紐西蘭的地質,可是花了半年時間、透過各種管道,就是沒回音。「台灣很小,有時候別人就會覺得你的科學水準也不太高。」他語帶無奈地說道。

「科學界很現實」,是所有研究人員的共同體認。但是相對而言,只要有實力,就不會因為政治或其他外力因素被國際學術界排擠。這些四十歲上下的少壯派研究人員普遍懷著一股使命感:「只要做得好,別人就不敢否定你的存在。」

他們所共同感受到的壓力是要不斷地和時間競賽,「要不停地往前跑,一停下來就會被淘汰了。」陳中華道出研究者最大的壓力。對一些在國外做研究已經有一段時間的研究者來說,他們剛回來時的最大挫折也來自於「科學競速」下的落後。嚴仲陽在回來的兩年內,所有想做的題目都「死光了」,因為別人已統統都做出來,他卻還處於配原料、買儀器、找助理的起步階段。

「過去好像是一場噩夢,現在是漸入佳境。」一位得獎者半開玩笑地總結回國三年多的心得。他猜想大概每個剛回台灣的研究者,都會有很深的力不從心感受,尤其是走實驗路線的,計畫再好,缺少經費、助理、器材等客觀條件也是枉然。

「台灣社會好像不鼓勵學術研究。」從美國回來的學者一臉的不解。整個研究制度的設計,讓研究者愈形孤單。研究經費每年的不固定,讓從事研究工作的人必須要擔心隔年會不會就無以為繼。尤其是實驗科學必須要有質與量都充足的學生和助理共同協助,一方面經費不足請不起助理,另一方面由於中研院本身並不授予學生學位,有時也很難找到學生願意跟著做研究。

政府要信任科學家

社會環境的不尊重專業,也讓研究社會科學的人無奈。陳恭平說起目前的一些經濟決策頻頻搖頭,「完全違反經濟學理論,可是經濟學者的意見完全起不了作用。」他自我解嘲,也許台灣對研究「政治經濟學」是得天獨厚的環境。還有台灣在國際經濟學界最大優勢是「可以找到別人想不到的題目」,像股票炒作之類,因為國外根本不可能發生這樣的案例,在台灣卻是不勝枚舉。

「政府要信任科學家。」汪治平語重心長地道出心中的感慨。在大環境不盡乎理想以及與國際競爭的強大壓力之下,這些尚屬壯年的研究人員也體認到研究生命的顛峰期,約莫就是在三十五歲到四十五歲這段「黃金十年」。趙裕展坦承,研究是最殘酷的,運動比賽還有亞軍、季軍,可是科學界卻只有第一名。

但是強烈的興趣、對於探索未知的好奇,和想要解決問題的熱情,是他們最大的原動力,而不放棄自己的理想、不功利地去計算未來的前途,則是能一直堅持到現在的原因。起初在熱門的英語系,到最後卻走向冷僻的少數民族語言研究的孫天心認為,專精一門學問比跟著潮流走更重要。陳中華也相信,必須先學習、準備好,「機會來的時候,你才會看得到。」

雖然獲獎得到肯定,魏金明還是一直覺得自己實在是因為「太懶了」,所以不會三心兩意;陳恭平認為自己「腦筋不是很好」,只是比較鍥而不捨、不斷地追求;嚴仲陽說他「比較死腦筋」,沒有想要賺大錢。

這群第一屆著作獎得主們,都不認為自己是天才,張壽安拿起貼在書櫃上大陸詩人北島的詩「誰苦心練習演奏自己的人生」笑著說道:「也許只因為我們都是那樣的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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