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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戰爭邊緣

文 / 林志恆    
1996-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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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戰爭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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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選戰與中共演習齊聲收兵,被過度動員的社會人心,又漸漸回歸運行軌道。

捷運通車成了新聞頭條,政治熱潮暫時消退;電視新聞SNG現場移到台北市安和路上的露天咖啡座,閒適的人潮及賣力演出的藝術團體,取代了外島官兵持槍、荷彈、頂鋼盔的畫面。

表面上,怎麼也看不出台灣才經歷過一場戰爭邊緣的考驗。囤米糧、買外匯不再是對話焦點,防空洞、動員召集也早已拋腦後,當民眾拉回現實生活,收音機流瀉出來的是經濟景氣持續衰退的調子,選前地方爆發的金融風暴仍末根絕……。

承平幾十年的台灣社會,對於「戰爭」的想像,似遠又近,一旦戰火逼近,一方面呈現了「手握美鈔、肩扛白米」的焦急心情;另一方面,卻似乎發揮了高度的韌性與耐度,如美國「時代週刊」記者的描述;「台灣社會顯得出奇平靜。」

是驚惶,還是未雨綢繆?是平靜,還是麻木不仁?解構中共三波演習期間,台灣社會特異的心理狀態,或可殷鑑下一波可能的危機。

不論人們對危機感多麼健忘,也不管民眾在虛幻戰爭狀態停留多久,這一次,「戰爭陰影」確實牽動著每一角落的生活片段。

中共才宣布第三波演習,一位資深媒體工作者忙著跟已辦妥綠卡的母親討論什麼時候走,與先生研商該為小孩預留哪條後路,正盤算當頭,四歲大的女兒突心血來潮一句:「我演飛彈,你演台灣人。」然後撲通躍向母親懷裡。在此之前,小女孩已不只一次問過母親:「為什麼要打仗?」

而在三軍總醫院精神科主任江漢光的求診病患中,有的成天守著收音機,有的抱著剪報,日夜守著「匪情資料」,任何有利或不利的消息,都成了睡眠的夢魘,甚至有的囤起藥,深怕打起仗,再也拿不到藥。儘管求診的憂鬱症、神經質患者沒有增加,卻都共同被緊張局勢所困。

對戰爭,理解各異

其實多元而複雜的台灣社會,面對戰爭的威脅,再也不可能出現威權崩解前,同仇敵愾的社會心理,每一代、每一階層,對戰爭都有不同理解。

對不識戰爭滋味的天真童顏,也許緊張局勢只是遊戲中的一小節;普遍受過「反共愛國教育」的中生代,孩提時的耳提面命,似又浮上眼前;而對避過烽火,逃過警報的老一輩,卻是永遠不滅的烙記。

於是有人想起日本卡通「螢火蟲之墓」裡,一雙孤零兄妹的辛酸場景;軍人變得重要了,「一人一信送溫暖」的關懷,掩蓋了曾是社會的最熱議題「軍中人權」;「裁減軍備」自是反對黨的有力主張,「大敵」當前,沒人再提刪減國防預算。

作家平路觀察,這期間,再不關心國事的人,都被動員起來,「在國家意識的大動員裡,公共政策、弱勢族群、性別議題、社會公平,都變得不重要了。」她認為,原本多元社會所激射的社會力,此時都被「愛國」吞噬,一切都回到最原始的基本要求,百姓考量的,是誰給我安全,而非誰給我公平,而把安全感托付在強大的國家上。

因此原本對領袖不能忍受的缺點,似乎也能接受了。一位向來對李登輝總統批評甚力的法新社記者,這次選舉投給了「李連」配,她相信,「唯有李連衝高票,中共才不會武力犯台」這樣的心理反應,似乎可在李登輝攫獲的五四%選票,獲得印證。

而這種不安全感,也投射在「隨人顧性命」的心理。除了轉移資金、囤積物資等最原始的求生本能,作家平路還發現,照顧自身家庭的力量增強了,人們開始依照親疏遠近,打起探候電話,「這股力量也反向拉扯國家的動員。」

據台北生命線統計,中共演習期間求助的個案激增。投訴對象多半為五十歲左右的家庭主婦,平日少有社交活動,兒子在外島服役,因擔心子弟安危,得靠鎮定劑才能成眠。

進入「準戰爭狀態」

若依照「戰爭心理學」一書的作者,也是心理學者勞倫斯.雷山(L. LeShan)對戰爭心理的描述,台灣似乎已進入「準戰爭狀態」。例如「好與壞被敵對雙方簡化,開始貶低對方」、「歷史站在我們這一邊」、「領袖出現「鐵氟龍」效應,民眾淡忘他所犯的錯誤」、「我們是為了自衛及強烈的道德感而備戰」、「我們是正義,勇敢的化身,他們是野心勃勃的惡魔」、「任何質疑政府的行為,會被任意冠上「不愛國」、「賣國賊」的帽子」……。

而長期以來,台灣特殊的歷史情結,卻益發使這樣的精神動員複雜化。

中國時報撰述徐宗懋認為,台灣過去的精神系統在民主化及神話解構過程中,被破壞殆盡,而新的精神系統尚未建立,因此當面臨外敵,台灣內部極可能撬雜著歷史情感,被分化、瓦解。

中研院民族社會所研究員蕭新煌就表示,過去幾年在兩年經貿熱絡交流下,執政黨為了統治的理由,往往否認戰爭的可能,一旦情勢愈來愈像戰爭狀態,台灣人民乃產生適應不良的現象。

恰巧中共演習期間,夾雜著總統選舉民粹式的動員,各組人馬都拍胸脯保證,自己才能帶給人民安全,於是普羅大眾紛紛憑著自己的生長背景,想像誰才能給自己安全。

長期研究台灣階級、省籍以及世代的蕭新煌觀察,以省籍區分,本省籍人士較易把中共的壓力視為明顯的外力,中共愈挑釁,獨立傾向愈上升;外省人則易將緊張局勢歸罪李登輝,將之視為敵人。若以階級為指標,中產階級焦慮感最嚴重,換美金、移民者往往在這階層,尤其是外省第二代;至於勞工階級,移民條件最差,反成了死守的力量。

事實上,敵人是誰,往往困惑許多群眾。

當一位外省第三代的小女孩問母親:「中共為什麼要打我們?」這位母親並不願意簡化地歸咎於誰,更不希望下一代對大陸含有敵意。反倒是可能被徵調的先生回答得乾脆:「我才不願意為李登輝打仗!」

寫過「務實的台灣人」一書的徐宗懋明白指出,軍隊相當程度反映了人民情感,當外在壓力到一定程度,若沒有可作為精坤動員的號召,台灣內部可能便先分裂,滿街丟盔棄甲者。

外島心情

當中共以民族主義為無限上綱,台大心理系教授黃光國憂心忡忡地說,台灣內部夾雜嚴重的族群問題,非但沒了敵愾同仇,反而四分五裂,大難當頭,卻沒有一位政治人物能凝聚大眾。儘管李總統得票過半,其實也意味著將近一半的選民持反對意見。

相較於台灣本島應對戰爭邊緣所呈現的種種弔詭,被媒體炒熱了的金馬外島,反顯得單純而一目了然。

三月的馬祖,飄浮翻騰的重霧,打亂了航班,使來往台馬的軍民塞滿海風潮溼的候機室。才經歷過大選,在金馬地區,李登輝僅僅獲得三成支持率,新黨國大候選人更一舉拿下半數選票。

選票多少反映了馬祖人的心情。沒有台灣人的省籍情結,居民多半與隔岸的黃歧人是親故;被禁錮了半個世紀,直到前年五月才解除進出管制;對於長年被政府冷落的憤懣,溢過對局勢緊張的情緒。

面對可能爆發的戰爭,馬祖百姓除了以「習之如常」回應,多少還帶著儘快與對岸恢復「小三通」(馬祖漁民與對岸交換魚貨、大陸工藝品已行之有年)的期待。

距離中共平潭島演習結束還有兩天,一位北竿鄉民隨著新黨新科國代曹原彰沿村謝票時,便無視於可能的危機,反而盤算著連江縣府是否應雇請大陸師父,修建北竿芹壁村依山勢而立的閩北石屋。

而兩位日本AFP新聞社戰地記者,在走過波灣、波士尼亞、車臣之後,特地趕到馬祖拍攝戰地氣氛,才達目的地,便察覺嗅不到任何戰火煙硝,於是立即改變主題--兩岸間人民的情感。

命運不在自己手上

儘管突然之間,馬祖成為媒體「寵兒」,卻仍難掩長期缺乏眷顧的艾嘆,同樣的心情,在演習期間,台灣民眾似乎也問過:「政府在哪裡?」

適逢總統大選,總統奔波於一場接一場的造勢大會,行政院長告假,立法院休會,股市穩定基金似乎發揮作用,卻難使民眾有踏實感,最能安定民心的,似乎只靠著「獨立號」與「尼米茲號」兩艘美國航空母艦。

三月中,新黨二十一位立委邀集各部會次長、局處長級官員,談「如何對應第三次台海危機」。當官員們紛紛照本宣科,以「機密」、「無可奉告」、「政府已有良好對策」回應立委的發問時,立委謝啟大只好以無奈的口吻說:「我知道今天的問題各位都無法回答,只希望大官們能趕快回來上班。」

「大選幫政府逃掉壓力,民眾反而把問題對象拋向候選人。」台大政治所教授石之瑜認為,政府機器的停頓,外界看似冷靜、莫測高深,事實上,充分暴露政府對危機處理沒有創新的能力。

依新聞工作者徐宗懋所見,自從郝柏村等與中共交過手的外省政權下台,本土政權至今不過三年,政治訓練還不足,無論對內對外的權力行使都相當粗放(例如對「江八點」的解讀即產生錯誤),以致於對民眾無法有精神動員的準備。不過他也相信:「不老練的同時,膽子也不會太大,不致於亂點火。」

倒是作家平路對政府危機處理能力給予肯定,她相信此時政府的疏導並不能產生太大的效果,且不論股市穩定基金、拋出外匯存底的公平性,在穩定民心上,政府的不作為,其實也發揮了作用。

當新聞一再傳出民眾要「建立心防」、「凝聚共識」的「官方說法」,究竟再度面臨危機時,民眾還做什麼?

其實許多受訪者的看法是悲觀的。才出版「世紀末透視中國」一書的資深新聞工作者楊渡就坦言,台灣實在是一個沒有自主性的地方,對自已命運的掌握,不是在大陸便是在美國。

徐宗懋也舉例,台灣最近擠進六、七百位外國記者,一時之間,上了國際舞台,成為聚光焦點,事實上若認清事實,主體在大陸而非台灣。

無論來自哪裡的解讀,這一波的危機已經解除,然而台灣還能承受幾次類似的危機?可以確定的是,台灣賭不起,也輸不起。

本文出自 1996 / 05 月號

第119期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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