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論語·泰伯第八》第九章
這一句歷來爭議極大。現在許多儒者談到這句，都必須講得彎彎曲曲，想盡方法來幫孔子「解套」。有的人講得言不由衷，有的人則講得天花亂墜。我的看法是，這一章很清楚，也很簡單，根本不必拐彎抹角幫孔子找各種「說法」；孔子的意思就同字面所說的，很多事情只能讓老百姓照著做，誰也沒辦法讓老百姓把事情的前因後果都搞得清清楚楚。
在今天所謂的民主時代裡，這一章當然聽來刺耳。尤其在面對所謂「人民」時，誰敢提這一章呀？！但孔子講的，是個事實，是一句聽了讓人不舒服的大實話。我們必須承認，一般人的確是只能「由之」，只能照著做。誰也沒辦法讓所有的人都搞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前因後果，然後知道為什麼要這麼做。事實上，你如果真為他好，就不用跟他講那麼多道理，也不要跟他分析太多；講多了，有時只會害了他。
尤其是教育孩子，更該如此。大家千萬不要落入一個迷障，認為小孩要跟他多講道理、啥緣由都讓他清楚。小孩最要緊的，是讓他知道該怎麼做。我常講，中國人的教育不是老去問「十萬個為什麼」，而是要關心「十萬個怎麼辦」。今天小孩能懂得孝順父母、體諒別人，那就非常好；並不需要明白為什麼必須要孝順父母、體諒別人。許多事不必太說道理，只要培養孩子有做的能力即可。今天只要他做得好，這輩子就能受用，未必要搞得多麼清楚。
按現代人的思路，我這麼講，肯定要被罵作「愚民」。但我必須要說，在某些時候，「愚民」是對的。「啟迪民智」、「一切以民意為依歸」這類的說法，當然中聽，可未必誠懇；這類說法，常常是某些別有用心之人的修辭。老子說「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也」，這與孔子所說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都是深明事理之後說出的大實話。有些人不能開發他太多聰明，開發多了，不見得會變得懂事、明白事理，可能只會變得工於心計、自我中心。很多人的聰明被不恰當地打開之後，就失去生命中原來該有的質樸和大氣。這正是莊子在〈大宗師〉所說的那個寓言：一旦混沌被鑿開了，最後，七竅開而混沌死。
小孩尤其是如此。混沌不要太早打開，不要太早就像個小大人一樣，啥都頭頭是道，啥都進退得體。小孩要有點笨拙才好，不要太早開發聰明，更不要太過伶牙俐齒。一旦伶牙俐齒過度，他的聰明就容易落入算計、變成機巧。一算計、一機巧，他這輩子大概就很難過得安然，旁邊的人日子也不好過了；越多這樣的人，這世界就只會越不清寧。
某些聰明的東西，都得適可而止。這種「適可而止」的分寸拿捏，其實比大家想像的都還更困難一些。
正因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句大實話，所以受過現代民主「洗禮」的人兒一個個都不愛聽。喜歡聽假話，本是人的通病；可受西方資本主義與民主政治的雙重影響，現代人卻是變本加厲。且不說滿大街迷眩人心的廣告說詞，即使真實世界中，很多女士不是也都喜歡聽男人跟她說「我愛你」嗎？尤其「進階版」的「我永遠愛你」，明明是徹底的假話，有不少人還是聽得痴痴迷迷。中國古人不喝那麼多迷湯，所以一向不說這種渾話，古人的生命狀態也因此比我們好得多。中國人自古以來是「大恩不言謝，大愛不言愛」，正如上回所提的「大信無信」，孔子一方面要立人世之大信，說「朋友信之」，但在某些關鍵時候，卻可以拋開世俗所執念的小信小諾；這樣拿得起又放得下，才是真正的大信。大信無信，才可以不被信給拘執，不被信給束縛。同樣地，大愛不言愛；老是談愛，你那個「愛」肯定有問題。所以在家庭裡，中國人其實是連「請、謝謝、對不起」都不太說的。越是親人，就越不必有那麼多的客套與繁文縟節，甚至還可以有那麼一點點的無禮。
認真說來，「禮」當然是必要的，但在某些時候，則應該要被超越的。家人間該有的規矩一定得有，但家裡也應該允許有某些的沒規矩，這其實與「大信無信」是同一種中國式思維。全世界大概只有中國的女人會喊自己的丈夫「死鬼」，可全世界也大概只有中國的女人對自己的丈夫如此視為至親（中國人不是把男女結婚說成是「成親」嗎？）。這其實是很了不得的智慧，中國的庶民百姓也一向都有這樣的智慧。我們不必被那些西化的文化人牽著鼻子走，不必老瞧不起我們的含蓄與不擅於表達，更不用焦急地想學習如何表達我們的愛意云云。中國人不信這一套，我們玩的是另外一個東西。
本文節錄自：《樂以忘憂—薛仁明讀論語》一書，薛仁明著，九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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