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復興堡壘的意義與重要性
對於十八世紀學者繆勒來講，從此一事件可以清楚看出俄軍比較會打仗：「清軍船艦有一百五十艘，每一艘都可以載二十、三十或四十人，而且他們總計有四十尊大砲，三千鐵騎。但在清軍抵達時，俄國守軍只有七百三十六人，而且隨著戰事的拖延，人數大幅減少。但這人數已經足以守禦雅克薩城。因此，就算先前還不能清楚看出，但光憑這一次圍城戰爭就能無可爭議地印證一件事：中國人在作戰方面向來膽怯，戰力薄弱。」
首圖圖說：第二次雅克薩城圍城戰（一六八六～七年，即康熙二十五～六年） 。這一張插圖描繪的是康熙二十五∼六年間清軍圍攻俄國砲壘雅克薩的狀況。雅克薩城位於插圖正中央，四個牆面分別有一座樓堡突出，面向陸地的那三座都是砲壘特有的「稜堡」。插圖下方河中島上有一座清軍搭築的暫時性營寨，營寨牆面各有一座中國特有的方形「敵台」。引自：尼可拉斯．威特森，《北方與東方韃靼誌》（Noord en Oost Tartarye ），六六二頁。感謝哥廷根大學與下薩克森邦聯合圖書館（Göttingen State and University Library）提供圖片（4 H AS II, 7196:2 RARA）。
他深信中國人才剛剛透過耶穌會教士們學會砲術：「透過不只一個案例我們已經看出，過去中國曾以大軍壓陣，但卻無法擊敗使用槍砲的少數俄軍，因為中國人還沒有學會歐洲的砲術槍法。但現在他們從耶穌會教士那邊學會了……而且還學會了戰爭以外的技法與科學，耶穌會也因此受到中國人眷顧，年輕而有才華的康熙更是特別喜歡他們。」當然，我們知道繆勒的說法是錯的。火器是中國人發明的，而且他們在沒有耶穌會教士的幫忙之下，早在一五二○年代（明世宗嘉靖初年）就開始使用佛朗機砲，從一五四○年代（嘉靖中期）開始學會如何製造、使用火槍與前膛大砲，而且還是沒有耶穌會教士的幫助。後來到了一六二○年代（明熹宗天啟年間），中國人已經會仿鑄紅夷砲，以鑄造與鍛造的手法製作出在某些方面比歐洲原型大砲更為優越的產品。儘管繆勒低估了中國人，但他說俄軍在雅克薩之戰的表現出色的確沒錯。因為有砲壘的幫助，盃敦與他那些飢病交加的士兵們才能夠抵擋得住人數遠遠多於他們的清軍。
繆勒說中國人向來「戰力薄弱」，這不免有過度誇大之嫌，但卻與某位荷蘭指揮官的說法不謀而合：他也跟雅克薩城的俄國人一樣曾經遭中國部隊圍攻。一六六六年（南明永曆二十年），荷軍守將約安．德．麥爾（Joan de Meijer）率領三百荷軍駐守一座砲壘，不幸遭遇南明延平王鄭經的三千人大軍攻擊。熱蘭遮城於一六六二年（南明永曆六年）遭鄭成功奪走後，荷人又於北台灣建了另一堡壘，用來重建殖民政權。這堡壘有四座大型樓堡，其中兩座為圓形，面對著海洋，另外兩座則為稜堡，面對著一片平原。這堡壘可說是固若金湯，但缺乏補給品與彈藥。
德．麥爾的戍衛部隊儘管人少病多，但還是能夠輕易擊退第一波強攻堡壘的南明部隊。距堡壘幾百碼的小山山頂上矗立著一座荷軍碉堡，明軍撤退後曾想要奪下它。理由是，如果掌握住那碉堡，就可以在小山上佈署一砲陣，居高臨下，猛烈砲擊堡壘。但是一小隊荷蘭士兵瓦解了一波又一波的明軍攻勢，守住了那小小的碉堡。明軍最後終於放棄，搭船離去。
德．麥爾鬆了一口氣，但也感到訝異。他覺得，無論是自己，或者其他任何具有相當經驗的指揮官應該都能輕鬆攻下碉堡。他在一封信中寫道，中國部隊會輸是因為沒有使用「恰當的武器與攻略」，這語氣與謬勒頗為相似。他在一份報告中寫道，「他們持有的大砲最多四門，而且似乎覺得如果想要攻取堡壘，除了強攻之外沒有任何方式值得一試。」德．麥爾認為明軍應該要使用恰當的攻略來攻擊堡壘才對：
如果中國人能使用恰當的武器與攻略，那麼就能打敗我們……如果能夠再讓堡壘內的我們多感到驚慌一些，我們就會心力交瘁，幾天之內我們僅有的一點點優勢也會消耗殆盡。根本不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他們能夠建立幾個砲陣，對我們發動猛烈砲擊，我們的砲彈很快就會用光了，因為我們有的大多是能夠射三、四磅重砲彈的大砲，軍火庫裡的火藥與砲彈存量很少。
跟熱蘭遮城與雅克薩城的例子一樣，砲壘的稜堡發揮強大作用，如此導致中國部隊無法順利奪城。
當然，我們不能光憑謬勒與德．麥爾的話就斷定清軍與明軍的指揮官經驗不足。領軍攻打荷俄兩國堡壘的將領都曾經打過許多圍城戰爭，奪下了一座座堡壘與城池，大部分都遠比熱蘭遮城與亞克薩城還大，守軍也更多。
但清軍與明軍先前攻克的城池，城牆上最多也只有方形敵樓而已，無法像歐式稜堡那樣佈下能夠相互掩護的交叉火網。例如，就連清朝首都北京的城牆如此高大厚實，卻也沒有稜堡。相似的，曾是鄭成功根據地的廈門也擁有比歐洲大多數城市更高更厚的城牆，但某位荷蘭海軍將領曾於一六六三年（永曆十七年）有機會仔細端詳廈門城牆，認為城牆「比一般城牆高大」，但設計上並不先進：「他們有四個比牆面更凸的城門，但沒有用稜堡或樓堡。」
想要靠強攻拿下沒有稜堡的城牆，遠比那些有稜堡的城牆還要容易──因為中國的城牆厚實，採用登城強攻的策略遠比採用砲擊城牆還要常見。的確中國砲手有時候也會想要把城牆轟出缺口。清軍砲手大多由降清漢人擔任，他們都是使用紅夷砲的專家，在一六四○年代（崇禎末年）的抗明戰爭中曾用大砲摧毀了許多城牆。但是與砲擊城牆相較，登城強攻還是更為常見。事實上，中國大軍攻入城裡的最常見方式仍是從城門走進去。從鄭成功攻城掠地的十年戰史看來，無論他奪下的是堡壘、鄉村、小鎮或城池，只要是築有防禦工事的，根據數據統計，有三分之二都是投降後開門迎接他，或者是有人裡應外合，幫他開門。事實上，傳統中國兵法本來就認為，將帥不應輕易開啟圍城戰端。《孫子兵法》的論調就是如此：「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鄭成功之父鄭芝龍也明確地建議他，若可避免，盡量別發動圍城攻勢。如同某位史家寫道，「圍城而不攻城」是鄭氏家族的金科玉律。但他也並不總是能夠勸服守城部隊把城門打開。所以鄭軍攻城時第二常用的攻略就是以雲梯發動大規模強攻。他打過的圍城戰役中大約有六分之一都是以這種攻略來決勝。靠砲轟決定勝負的則是只有百分之六。
即便如此，中國軍隊使用的砲轟攻勢也與歐洲軍隊大不相同。過往經驗使歐洲人學會摧毀砲壘的最好方式就是在高牆四周搭築營壘，然後小心翼翼地偷偷把陣地移往壘牆，最後來到一個能夠砲轟牆面的恰當地點。相較之下，中國的攻城部隊都是用大砲來轟擊城門。這有一部分原因是中國的城牆過厚，難以轟破，但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中國城牆在設計上沒那麼先進，沒有可以用來有效還擊的稜堡。因為沒有透過稜堡佈下的交叉火網，把城門轟破後就能夠直接入城，不怕被來自四面八方的槍砲打得支離破碎。事實上，因為城樓通常有外門與內門，兩門之間有一片空地，攻城部隊只要走進那裡面就會遭到牆頭守軍猛攻亂射。正因如此，即便攻下了城門，通常最好還是固守住牆頭就好，而想要攻下牆頭，通常就必須靠強攻。
有趣的是，即便是荷蘭軍隊在攻打中國城牆時，也會採用中國部隊的攻略。一六六二年（南明永曆十六年），荷軍攻打福建省的一個小城，因為城牆過厚，大砲轟不出破口，所以他們改把砲擊目標改成城門。把門轟破後，入城時遭到從天而降的「石頭、穢物、糞便……還有一些死狗」砸落頭頂。這就是中國守城將領會用來抵擋入侵部隊的防禦手法。
但如果是稜堡，破門而入的攻略就沒用了。從俄軍與荷軍成功地防守雅克薩城與熱蘭遮城看來，文藝復興堡壘確實讓歐洲部隊擁有重大優勢。即便在東亞這個兵力於全世界數一數二的地區，文藝復興堡壘都能夠扮演強化守軍兵力的角色，讓一小群守軍能抵擋住人數龐大的敵軍。
然而，儘管有這個優勢，歐洲軍隊在面對中國軍隊時，還是只能跟他們打平而已。因為中國軍隊都已採用西方大砲，並加以改造、優化。歐洲火槍部隊照理講在火槍陣的陣法上具有優勢，能夠攻無不勝，但中國卻也能夠靠有效的操練與採用火槍來抵消歐洲火槍隊的優勢。（事實上，如前所述，火槍陣在歐洲問世以前，中國早就採用類似陣法來操練與殺敵了。）此外，雖說歐洲在水戰方面具有優勢，也能躲在堡壘後死守，但東亞各國卻有另一優勢：後勤補給。
這並不意味著歐洲人就不擅後勤補給。以俄荷為例，他們的部隊雖都與國都相距幾千英里，但仍能夠進行有效率的戰鬥。不過，十七世紀的滿人在後勤補給上的確堪稱世上第一把交椅。康熙之所以能夠打敗俄國人，事先謹慎的準備幫了他很大的忙。而且隨後幾十年間，他與繼任的幾位清朝皇帝都能夠征服這星球上一些環境最惡劣的地區，收服已經抵抗中華帝國主義幾千年的中亞游牧民族，也是因為後勤補給扮演了關鍵角色。中國史權威濮德培（Peter Perdue）曾出色地印證了清軍就是靠後勤補給來完成這些偉大的征服任務，開創出中國前所未見的廣袤疆域，稱霸東亞。清帝國也成為全世界最大、最有權勢的國家，實力遠遠超過他國。
然而，弔詭的是，清朝後來之所以會積弱不振，也許就是因為中期以前武功強盛無比。清朝進入穩定至極的大和平時期，甚至沒有任何戰爭能夠對它產生刺激。等到下次中國與某個歐洲強權開戰時，雙方已經從勢均力敵轉變成歐洲的實力遠比中國強大了。
本文節錄自：《火藥時代：為何中國衰弱而西方崛起？決定中西歷史的一千年》一書，歐陽泰（Tonio Andrade）著，陳榮彬譯，時報文化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