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討與善後
事隔三十三年後，汪希苓回想當年，覺得對於認識不久的陳啟禮與帥嶽峰，就馬上重用，賦予「制裁」的重任，的確有失周全的考慮。尤其，他們對情報工作的本質與特性，認識不足，對情報局缺乏認同與感情，更談不上信任，所以他們在美國完成「制裁」任務，怕回台灣後，遭到滅口之虞，因此在美國預留整個「制裁」行動的錄音帶，交給同為竹聯幫分子的張安樂（白狼）保管，並在必要時，予以公開。以致日後將整個案情暴露，硬將情報局扯入其中。雖然在執行任務前，陳啟禮再三拍胸脯保證，如果有事，他會扛起所有責任，絕對不會將情報局牽涉進去。然而證諸日後發展，在「一清專案」逮捕陳啟禮的當下，他就供出情報局是「江南命案」的主謀，並寫了自白書。這是汪希苓事先沒有考慮到的問題，必須承擔這一切的後果。
自然，最大的關鍵，還是出在汪敬煦的身上。他明明事前事後都知道這是情報局執行的「制裁」行動，卻仍然要瞞著情報局，發起「一清專案」，目標就是要抓陳啟禮、要曝光情報局主導「江南命案」的有關案情。這位台灣情治最高單位首長不可思議的竟敢如此放肆無忌的惡鬥、惡搞，結果帶給台灣多大的傷害，多大的破壞，是無法估計的，也是無法彌補的。
甚至連蔣經國的三子蔣孝勇在論及「江南命案」時，也有如此的直言：
「江南案是因為幾個（情治）單位之間互鬥而扯出來的。至於為什麼鬥，很簡單，汪希苓你從此被打下去，你不要想來接我的位子了嘛！」（請參閱《忠與過》第二九一頁）
蔣孝勇的話事實上已說出了就是由於汪敬煦恐怕汪希苓要接自己國安局長的位子，無所不用其極的硬是罔顧國家利益，不論事前、事後情報局都有向他報告「制裁」劉宜良的事實，執意要將情報局主謀「江南命案」的經過，活生生的赤露敞開在國際輿論之下，迫使蔣經國非得處理不可。
汪敬煦固然成功的擊倒了他的「政敵」，但是他自己也沒有什麼好下場。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四日，蔣經國就將他從重要的國安局長位置上，調到屬於閒差的總統府參軍長。本來有關軍事上呈請總統的公文，都要經由參軍長轉呈。不過自從汪敬煦擔任參軍長後，相信是蔣經國的指示，就不再經過參軍長轉呈。使得汪敬煦無事可做，閒到在上班時間他只有到西門町看電影，以打發時間。這是蔣經國對他的懲罰，不露聲色中，汪敬煦已被打入冷宮。（請參閱《汪敬煦先生訪談錄》第二一三～二一四頁，國史館出版）
至於被關押坐牢的三位情報局官員，除了失去自由外，他們所享有的待遇還真的不錯。為了補償他們對國家做出的貢獻，相信也是在蔣經國的指示下，位於新店的警總看守所中，悄然在操場空地上建築了一棟平房（日後被立法委員戲稱為「汪希苓特區」），用來專門關押汪希苓與胡儀敏，還有專門的廚師為他們燒飯。每天汪夫人、胡夫人與陳夫人都可以去探望陪同自己的先生。兩年半以後，胡儀敏與陳虎門都重獲自由，胡儀敏因已屆退役之齡，就辦理退役，仍然享有國家應該給他的退休俸，足以安享晚年。陳虎門因尚年輕，申請復職，重返情報局崗位。一九九三年升任少將，二○○○年從情報局退役，現在台北經商。
至於刑期最長的汪希苓，在一九八八年元月初，蔣經國指示參謀總長郝柏村，要盡速為汪希苓辦理特赦。當晚，郝柏村親赴汪府，告訴汪夫人這個好消息。
只是一個星期後，蔣經國就病故了，從此要辦特赦的事就無人理會了。
然而，從一九八八年到一九九一年，三年之中，中華民國政府接連辦理了三次減刑與特赦，雖然未必是專門針對「江南命案」的人犯而做，可是汪希苓、陳啟禮、吳敦三人因此受惠則是事實。
同時，在美國的劉宜良遺孀崔蓉芝與台灣政府之間的民事賠償官司，也在一九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得到和解，政府同意支付一四五萬美元給崔蓉芝，另外付給律師費一二九萬美元。
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一日，軍法與司法單位同時釋放了他們三人，為「江南命案」的善後，畫上了句點。
美國靈媒的正確預言
在《中華民國這回事》書中第三二二～三二三頁，有以下一段有趣的紀錄：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劉宜良喪禮、遊行過後，大夥晚飯後，崔蓉芝叫李乃義（劉宜良的好友）與江南的堂弟一塊回劉家，因為喪禮時來了一位年輕的美國白人，她叫麗莎，在眾多華人中，格外醒目。劉太太只簡單說：『麗莎是來幫忙的』。
一開始李乃義很納悶，麗莎能怎麼幫忙？但，麗莎是個『靈媒』！後來據李乃義說：『邪門到家啦，讓我這個學物理的，從此不敢議論靈這件事……』
怎麼回事呢？綜合劉太太、李乃義透露的資訊，二十二日深夜，麗莎到劉家案發現場，跟江南的靈魂溝通，然後她告訴崔、李、劉三人：
『江南的靈，自在的離開了，沒有牽掛，因為他此生的使命便是要標誌一個朝代的結束。我看到他們在一塊草地旁的會議廳開會，一個穿白衣的將軍跟他們決定做這件事……隨後，我看到飛機飛來，幾個人開了個廂型車過來……。凶槍被丟在草叢裡……總統的兒子，為維護老爸的名譽，做了這事……其中一個凶手的可憐靈魂，渾然失落，現在正在一個餐館的閣樓裡酗酒，我試著跟他的靈魂溝通，想要安頓他……』
這距離李乃義聽到阮大方告訴聯邦調查局的資訊，不過才二十小時，他知道，董桂森就住在竹聯幫眾開在洛杉磯台灣城一個餐館的閣樓裡，而派遣殺手來美犯案的情報局長，正是海軍中將汪希苓（海軍，穿白衣服嘛）。
我想，李乃義一定被電的夠嗆，當然，事後證實，麗莎幾乎全部說對。
唯一不可解的事，就是扯上『總統的兒子』。小蔣是老蔣的兒子，如果是小蔣下的令，那《吳國楨傳》就可能是殺機。如果是小小蔣下的令，那《蔣經國傳》就可能是殺機。怪不得，江南委員會自家人討論時，都栓在蔣孝武或蔣經國頭上。那時，很長一段時間，整個媒體也都在議論蔣家。」
如今再讀這段敘述，這位美國靈媒麗莎小姐可真靈光。因為所謂「總統的兒子，要維護老爸的名譽，做了這事……」證諸汪希苓決定制裁的理由之一，就是因為劉宜良準備要寫《宋美齡傳》，以已經美國法院判定毀謗的不實緋聞來醜化宋美齡，給老蔣總統戴綠帽子。只是當時外界還不知道劉宜良要寫《宋美齡傳》，自然百思不解這位美國靈媒所講的這段話指的「總統兒子」究竟是哪一位蔣總統。經過汪希苓的說明，這段話就很清楚了。而這位美國靈媒也真靈光！
「江南命案」的影響
正如美國靈媒麗莎所言，「江南命案」對台灣最大的影響，就是終結了蔣家王朝在台灣的統治。由於蔣緯國參加了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在白景瑞家裡的餐聚，雖然日後證明他的確沒有涉入「江南命案」，但是難免予人「瓜田李下」的聯想。而在美國的竹聯幫分子為了營救幫主陳啟禮，不斷在海外放話，指蔣經國的次子蔣孝武也涉入「江南命案」（日後證明這是竹聯幫「圍魏救趙」的手段，蔣孝武也絕無涉入其中），使得蔣經國不堪困擾，最後只有外放蔣孝武到新加坡擔任副代表，有如王昇一樣，當他成為蔣經國的政治負擔時，遠離台北複雜的政治是非圈，是唯一處置最好的方式。
一九八五年八月十六日，蔣經國接受美國「時代雜誌」專訪時，指出我國總統職位繼承並無任何問題存在，他從來沒有考量過由蔣家成員接班。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蔣經國在行憲紀念會上，公開以口頭表示，中華民國總統的繼承是經由憲法選舉而產生，蔣家人「不能也不會」競選下任總統，而且我國「不能也不會」以實施軍政府的方式來統治。
蔣經國做這樣明確的宣示，一般均相信是受了「江南命案」的影響，情治單位的內鬥，嚴重到如此失控的境地，汪敬煦為了維護個人的權力與地位，不惜犧牲國家利益，蔣經國看到自己一手在台灣建立的情治單位，竟然墮落到如此地步，痛心之餘，除做必要的人事調整外，決定重整情治單位職掌，限制他們權力的擴張，走向民主開放是必然與必要的措施與方法。這些改變相信都是在「江南命案」發生後，蔣經國痛定思痛所下的決心。
最重要的是，那時他的身體健康已經十分惡化，他實在沒有足夠的精力來處理這些頭痛的問題，他所一向倚重與信任的幹部紛紛出了問題，他手上可以打的牌、可以用的人才也愈來愈少。
同時，來自美國政府的壓力，也是迫使蔣經國必須在「江南命案」後，決定要走向民主開放的另一個重要因素。事實上，美國政府對蔣家從來沒有好感。在一九四三年，抗戰最艱苦的時期，當時擔任中國戰區參謀長的美國史迪威將軍，就有意要製造飛機意外失事事件，來除掉蔣委員長。國民政府退守台灣後，更有意在台灣發動政變，取代蔣中正總統。美國政府對國民黨在台灣長期實施戒嚴與白色恐怖的統治，十分不以為然，一再希望台灣能真正的自由化、民主化。如今在發生「江南命案」後，美國政府更是振振有詞，要求台灣放棄「一黨專政」、保障人權的呼聲可以說是高唱入雲。蔣經國已沒有精力再來處理這些複雜困難的台美關係，順應時代、順應潮流，要改變、要改革，他不得不向殘酷的現實低頭。
這種種的原因，他被迫改革，從保守到開放與開明，成為他唯有的選擇，台灣的民主化曙光已現，改革也提上了時程表，一個嶄新的時代即將來臨。
「江南命案」破了蔣經國原來所佈的局，應該是持平之論，影響實在太大了！
本文節錄自：《破局：揭祕！蔣經國晚年權力佈局改變的內幕》一書，吳建國著，時報文化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