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夠資格代表任何人，我只是跟我有同樣心態，從民國三十六年以後來的，把這塊土地當作自己的土地，希望不分省籍，只有一條心來愛台灣、建設台灣，也希望有一天會回大陸，一起建設大陸中的一個人。
我代表著他們向所有二二八的受難家屬，尤其是因著誤解而造成二二八事件中受傷害的本省同胞道歉，說聲：「對不起，請原諒！」」
去年十二月八日夜晚，被視為與蔣家淵源深厚的「總統牧師」周聯華，用幾經練習的台語，為全國的「真平安」祈福。
周牧師所以選擇這個時刻、以這樣的題目證道，正如他所說的：政治氣候改變，以前大家不講，事實始終存在－－本省人與外省人的分歧，現在逐漸表達在外面。
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台灣發生了光復以來最大的省籍衝突。這個衝突，在過去是不敢公開碰觸的「痛」，後來成了省籍分歧的「結」。
「我真的沒有想到會發生二二八事件，」民國三十四年從福建林森來台、當時為花蓮縣警察局科長的王善旺嘆息。
那個時期也在台灣的前經濟部長李達海回憶，事件結束，廠裡十幾位外省同事，「有四分之一決定回大陸」。
「這是一個歷史的悲劇，看過口悲情城市」的人，不論他是什麼省籍，心情一樣沈痛，」一位出版界的資深工作者指出。
在歷史的長河中，悲劇總是不斷；和歷史的長河相比，悲劇的結局不一定是悲劇。
逃難的悲劇？
民國三十八年，一百五十萬中國人遷至台灣。
這個改變了台灣面貌的大遷移在當時是悲劇性的。有人稱它為「逃難」－－倉惶中妻離子散、匆匆離家竟成永訣……。
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于宗先是「跳船」下來的；聯合報副總編輯亞弦餓急了，才成為「有血性有志氣的青年到台灣去」的一員；菊壇鼓王侯佑宗跟著顧正秋到台灣跑碼頭，一待就是四十多年。
隨身帶著的用物，如今都成了「傳家之寶」。廣西來的蕭家，一直珍藏著父親參加青年軍軍服上的肩章。浙江籍的符家，一個跟著全家逃難帶來的金屬飯瓢，伴了他們四十多年，子女們都叫它「哥哥」。
初抵異鄉的恐慌，就像「雨天坐三輪車，不知車夫要把車拉到什麼地方，」傳播學者王洪鈞形容。
「流亡學生不得不從軍，大姑娘只好隨便找個人嫁了，」七十歲的陳老先生描述當年無力生活的人的窘境。孩子生得多的家庭，不得不割捨給別人領養，也是常事。
有人甚至想家想得發瘋自殺，有些人則寄情於文學、發洩於藝術，正如畫家楚戈所說：「犧牲了一些人，也造就了一些人。」
匆匆四十多年過去，異鄉已成了家鄉；當年來台被喊做「阿山」的大陸人，回到大陸卻成了「台胞」。
再給對方一次機會
走過這段艱辛歲月的人，也是參與建設和開發台灣的人，他們漸漸把這裡當成家，從「過客」變成「歸人」。
「返鄉的夢破了，我才真正意識到我的根是在台灣，在台灣的家譜上，我就是世祖。」詩人亞弦形容四十二年後再返大陸家鄉，真如一場李伯大夢。
當年護送故宮文物來台的那志良說，自己在台灣享了四十多年的福，「這兒總是家了，對這裡吃、住、氣候都習慣，現在我也不想回北平，太冷了，反而不習慣。」
這齣當年的悲劇，如今誰能肯定它還是悲劇？
有一句美國用語：「benefit of the doubt」，一九八一年底，高希均教授曾寫過一文，在文中將它譯成「疑中留情」。他說「疑中留情」是「善意的推斷」、「往好處想」，並引伸為：
－－避免遽下判斷。
－－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再給對方一次機會。
「疑中留情」，小自生活上的寬容，大到政治上的氣度，代表了個人、政黨、國家的胸懷。有了這種寬容與胸懷，才能減少「不平之氣」。
歷史是人走過的足跡，歷史的悲劇就像陷阱，常在不可知與不自覺中掉落。如果歷史可以重走，許多的悲劇或許就不會發生。
假設我們對發生在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悲劇「疑中留情」，不平之氣就比較容易化解。
去年十二月八日舉辦「平安禮拜」的「曠野社」發行人蘇南洲曾在文章中說明：「這是「平安禮拜」，而非「二二八追思禮拜」，只因為二二八讓我們多年來一直生活在「不平安」中。」
生活在不平安中，人的痛苦可想而知；「疑中留情」就更能給人寬恕與心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