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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中留情:寬恕與心安

總編輯的話
文 / 王力行    
1991-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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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中留情:寬恕與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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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夠資格代表任何人,我只是跟我有同樣心態,從民國三十六年以後來的,把這塊土地當作自己的土地,希望不分省籍,只有一條心來愛台灣、建設台灣,也希望有一天會回大陸,一起建設大陸中的一個人。

我代表著他們向所有二二八的受難家屬,尤其是因著誤解而造成二二八事件中受傷害的本省同胞道歉,說聲:「對不起,請原諒!」」

去年十二月八日夜晚,被視為與蔣家淵源深厚的「總統牧師」周聯華,用幾經練習的台語,為全國的「真平安」祈福。

周牧師所以選擇這個時刻、以這樣的題目證道,正如他所說的:政治氣候改變,以前大家不講,事實始終存在--本省人與外省人的分歧,現在逐漸表達在外面。

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台灣發生了光復以來最大的省籍衝突。這個衝突,在過去是不敢公開碰觸的「痛」,後來成了省籍分歧的「結」。

「我真的沒有想到會發生二二八事件,」民國三十四年從福建林森來台、當時為花蓮縣警察局科長的王善旺嘆息。

那個時期也在台灣的前經濟部長李達海回憶,事件結束,廠裡十幾位外省同事,「有四分之一決定回大陸」。

「這是一個歷史的悲劇,看過口悲情城市」的人,不論他是什麼省籍,心情一樣沈痛,」一位出版界的資深工作者指出。

在歷史的長河中,悲劇總是不斷;和歷史的長河相比,悲劇的結局不一定是悲劇。

逃難的悲劇? 

民國三十八年,一百五十萬中國人遷至台灣。

這個改變了台灣面貌的大遷移在當時是悲劇性的。有人稱它為「逃難」--倉惶中妻離子散、匆匆離家竟成永訣……。

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于宗先是「跳船」下來的;聯合報副總編輯亞弦餓急了,才成為「有血性有志氣的青年到台灣去」的一員;菊壇鼓王侯佑宗跟著顧正秋到台灣跑碼頭,一待就是四十多年。

隨身帶著的用物,如今都成了「傳家之寶」。廣西來的蕭家,一直珍藏著父親參加青年軍軍服上的肩章。浙江籍的符家,一個跟著全家逃難帶來的金屬飯瓢,伴了他們四十多年,子女們都叫它「哥哥」。

初抵異鄉的恐慌,就像「雨天坐三輪車,不知車夫要把車拉到什麼地方,」傳播學者王洪鈞形容。

「流亡學生不得不從軍,大姑娘只好隨便找個人嫁了,」七十歲的陳老先生描述當年無力生活的人的窘境。孩子生得多的家庭,不得不割捨給別人領養,也是常事。

有人甚至想家想得發瘋自殺,有些人則寄情於文學、發洩於藝術,正如畫家楚戈所說:「犧牲了一些人,也造就了一些人。」

匆匆四十多年過去,異鄉已成了家鄉;當年來台被喊做「阿山」的大陸人,回到大陸卻成了「台胞」。

再給對方一次機會 


走過這段艱辛歲月的人,也是參與建設和開發台灣的人,他們漸漸把這裡當成家,從「過客」變成「歸人」。

「返鄉的夢破了,我才真正意識到我的根是在台灣,在台灣的家譜上,我就是世祖。」詩人亞弦形容四十二年後再返大陸家鄉,真如一場李伯大夢。

當年護送故宮文物來台的那志良說,自己在台灣享了四十多年的福,「這兒總是家了,對這裡吃、住、氣候都習慣,現在我也不想回北平,太冷了,反而不習慣。」

這齣當年的悲劇,如今誰能肯定它還是悲劇?

有一句美國用語:「benefit of the doubt」,一九八一年底,高希均教授曾寫過一文,在文中將它譯成「疑中留情」。他說「疑中留情」是「善意的推斷」、「往好處想」,並引伸為:

--避免遽下判斷。

--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再給對方一次機會。

「疑中留情」,小自生活上的寬容,大到政治上的氣度,代表了個人、政黨、國家的胸懷。有了這種寬容與胸懷,才能減少「不平之氣」。

歷史是人走過的足跡,歷史的悲劇就像陷阱,常在不可知與不自覺中掉落。如果歷史可以重走,許多的悲劇或許就不會發生。

假設我們對發生在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悲劇「疑中留情」,不平之氣就比較容易化解。 

去年十二月八日舉辦「平安禮拜」的「曠野社」發行人蘇南洲曾在文章中說明:「這是「平安禮拜」,而非「二二八追思禮拜」,只因為二二八讓我們多年來一直生活在「不平安」中。」

生活在不平安中,人的痛苦可想而知;「疑中留情」就更能給人寬恕與心安。

本文出自 1991 / 02 月號

第056期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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