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一月十五日，一夕之間，我們的媒體都國際化了。
電視上，來自CNN、NHK的影片還不足以代表「中國人的觀點」，各台都派出記者親赴波斯灣現場報導；報紙上，從約旦安曼、以色列台拉維夫發稿的「日記」每天刊載著。
回想一年以前，「遠見」五位編輯赴以色列採訪時，那裡還是一塊迷霧之地，簽證不易、資訊不足。以國新聞局的人在台拉維夫本古里昂機場對我們說：「你們是有史以來第一組到以色列採訪的中國記者。」
「哦，對我來說，你們好像是從月球來的。」一年之後，一位蘇聯重機廠的經理在列寧格勒，也是帶著同樣驚訝，對本刊資深編輯李慧菊說。
比起以色列，蘇聯－－這個共產世界的老大哥，自然更像一團謎。
戈巴契夫跨上世界舞台，才把蘇聯人牽出社會主義的帷幕。全世界開始看到蘇聯真切的面貌－－大排長龍買食物、集體農場的農夫辛苦終日不過換來起碼溫飽、紅場前無助的帳棚族、地鐵過道裡賣藝的婦女……。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日出刊的時代雜誌上，還登了一張攝影記者用雙手去撥動葉爾欽的嘴角，讓他笑的照片；因為這位現任的俄羅斯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主席太嚴肅了。這樣的鏡頭更是以前不可思議的。
艱苦驚歎之旅
本期遠見「蘇聯國家專輯」是一個大膽而艱苦的嘗試。打破過去集體採訪的形式，這一次只派出一位文字編輯－－李慧菊、一位攝影－－許月瑛。
李慧菊是資深編輯，有豐富國際採訪的經驗。她在行前密集研讀、採訪與搜集資料；聯絡行程、安排採訪比想像中困難和捉摸不定得多。
帶著「滿腦袋緊張兮兮的驚歎號、提醒和警告」，拎著「一皮箱泡麵、餅乾糖果、免洗筷子、衛生紙、胃腸藥、感冒藥……」，李慧菊和許月瑛兩位年輕女子踏上這趟「驚歎號之旅」。
先到中國大陸，再進蘇聯；從黑龍江岸到波羅的海邊，一路走過伯力、新西伯利亞、莫斯科、列寧格勒、立陶宛、基輔……，前後近兩個月。
出發約三週後的一天，台北辦公室裡接到她們從列寧格勒打來的電話，要掛失李慧菊的信用卡。因為在熱鬧的阿巴特大街上，她的皮包被人用刀片畫開，偷走了皮夾。在莫斯科，一天半夜，居然有人拿著鑰匙開了她們的房門進去，為的是換美鈔、推銷項練。
用上哈爾濱一個朋友提醒的「與蘇聯人辦交涉箴言」，她們拿到了蘇聯國慶閱兵典禮的通行證，在列寧格勒拍到一組只有在外國媒體上才看得到的精彩鏡頭。
在烏克蘭共和國，她們「混」進了葉爾欽的記者會，成為第一組訪問到葉爾欽的台灣記者。她們的採訪照片也上了蘇聯報紙(見圖)。
「蘇聯國家專輯」從政治、經濟、社會各層面來觀察這個土地占全球六分之一、人口二億八千九百萬的大國。
這個石油、鋼和鐵產量世界第一，發射過第一顆人造衛星，也是第一個把人類送上太空的超級強權，在改革開放後，政治能民主？經濟有希望嗎。
蘇聯人比以前生活更壞
一九一七年列寧十月革命，雖改變了世界歷史，卻未政變共產主義不能帶給人民幸福生活的事實。
戈巴契夫主政五年多，集所有權力於一身，卻仍夾在許多兩難問題間。「大家都知道病弱的蘇聯經濟需要治療，但誰能開出一劑把共產集權經濟轉化為市場自由經濟、而不付嚴重代價的藥方？」許多西方人士提出這樣的問題。
「美妙」的共產主義，加上無法徹底的經濟改革，蘇聯老百姓比五年前更買不到東西了，企業做生意也只能「以貨易貨」。
一九八九年，改革開放三年後，一個民意調查顯示，近一半(四七%)的蘇聯人認為與過去相比，生活「沒有改變」，而有四分之一的人覺得「變得更壞」。
政治上，種族情緒澎湃、分離意識高漲，地方與中央強力較勁，一位烏克蘭學運領袖對遠見編輯說：「這個黨已經當了七十多年的強盜，夠了。」
這就是戈巴契夫面臨最大的考驗。
將近一年的籌畫與運作，拍攝近二千張照片，採訪過台灣、大陸、蘇聯數百人的「蘇聯國家專輯」，是我們繼去年「以色列國家專輯」後的另一次挑戰。
「寫完蘇聯，我身心疲憊，」瘦了兩公斤、不見陽光兩個月，李慧菊做完了這個專輯後感言。
從台拉維夫到莫斯科，媒體國際化的腳步是這樣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