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今日，許多人談起中華電信過去二十年的功過得失，都認為沒有把握機會進行國際化、多角化的轉投資，不但是中華電信的損失，也是台灣整體的損失！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其實在著手規劃公司化之初，當時的電信總局局長陳堯，就已經注意到國際化的重要。
「電信公司不能自外於全球化趨勢，電信業務具有國際化的本質，並非如一般人所想的，電信服務就是內需型的市場，」陳堯指出，「早在1990年代，國外就有許多電信業者展開跨國策略結盟，甚至是收購合併，以全球化經營策略擴大營業版圖，而不只限於原有的國內市場，新加坡電信就是如此，公司化、民營化之後的中華電信，也必須要走出台灣！」
事實上，中華電信剛完成公司化不久，陳堯便主導設立投資合作處，並規劃另行成立專責投資公司，代表中華電信實際執行海外投資，「當時曾來詢問或口頭要求參股的國內外電信業界、金融機構或廠商，就超過60家！」
只不過，這家公司，也就是後來的中華投資公司，卻是在中華電信完成民營化之後、賀陳旦任內才成立，距離陳堯規劃成立的時點已經超過十年。
獨力難撐大局
2005年8月，中華電信跨過公股持股低於五成的民營化門檻，便在全台各大報刊登大幅廣告，宣示中華電信完成民營化後的發展目標之一，就是國際化。
台灣電信國際化的機會點其實很早就浮現，在中華電信民營化腳步遲滯不前時，陳堯就曾與新加坡和香港電信的高層討論過，以「股權交換」方式結盟，「除了可以加速民營化進程，也可進一步讓中華電信營運版圖伸展至國際。」
除此之外，陳堯也曾與日本電信電話公司（NTT）前、後幾任社長，討論類似結盟合作的可能性；甚至，中華電信前、後幾任董事長，都曾有過與其他國家電信公司換股策略聯盟合作的想法。
賀陳旦就提到，當初曾規劃去南非投資參股當地電信業者，對方也認為，中華電信的技術、網路建設、服務經驗，可以帶來很高的價值，但對方認為中華電信的公股持股比例太高、政府色彩太強。
事實上，這些當時看來有機會讓中華電信踏出國際化第一步的機會，都沒有成形，「基於國情、法律、現實的考慮，再美好的創意，最後還是化為烏有，」陳堯忍不住感嘆。
要開發國際市場，如果只是單純的業務拓展，當然有不同的做法；但電信事業的高度管制特性，讓電信國際化無法僅憑單一公司的力量實現，勢必要有更高層級的政策支持助攻。
「我們的確錯過一些時間點，當中華電信在某些地方還有一些優勢的時候，可以用這些資源，想辦法跟人家換股，」賀陳旦坦言，「即使從資訊安全、國家掌控的角度來看，政府對中華電信的持股比重，或許可以不用到三成以上。立法院當初的決議，只是從台灣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是坐在台灣這個井裡看天空，但整個世界不是這樣運作的！」
收割太晚
中華電信的國際化之路，在牽涉到交換股權的投資項目上，沒有政府的支持，顯然是不被祝福的；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雖說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但中華電信的國際化之路，起步還是太晚了。
在賀陳旦卸任前三個月，2008年5月，中華電信宣布與越南新進電信業者Viettel合資成立Viettel-CHT，提供當地資料數據中心服務。但從2008年到2016年，八年時間過去，Viettel已經從一個新進電信業者，長成越南當地最大行動電信業者，營運版圖擴展至緬甸等多個東南亞國家。
相對地，中華電信與Viettel合資的Viettel-CHT，猶如海外孤島，多年來幾乎讓人忘了它的存在。直到2016年年底，剛接任中華電信董事長的鄭優才說，「與Viettel的合作成果已然展現，後續也將在既有基礎上，進一步拓展越南與東南亞市場商機。」
不過，「到現在，我還是認為這件事收割太晚了，」賀陳旦難掩失落地說：「在蔡力行（時任中華電信董事長）還沒離開之前，就要趕快去收，繼續跟Viettel合作。」
是否收割太晚，或有不同看法；但在中華電信與Viettel往來的過程中，並不是沒有嘗試擴大合作層面，例如：行動通訊業務等項目，但Viettel最終選擇自行發展。
時不我予
曾有中華電信主管回憶當時的狀況：「那段時間我們經常去越南跟Viettel討論，特別是在行動通訊部分，他們也都希望了解中華電信的做法；但談了一陣子之後，他們覺得自己就可以做，不需要與中華電信合作。」
有一派說法認為，以當時中華電信在ADSL寬頻網路與行動網路的發展經驗，其實有機會複製至其他國家市場，特別是對於許多當時才正要開始發展電信網路基礎建設的地區和國家，中華電信的經驗是比資金更有價值的資源。
但，實際上，在中華電信真正開始發展國際化之後，面對的卻是時不我予的無奈。
2013年，業界傳出中華電信與宏達電（htc）、法國Orange將合作進軍緬甸競標行動電信業務執照的消息。
事實上，早在緬甸正式啟動競標之前，中華電信就已開始動作，但當時中華電信就發現，姑且不論能否在競標中脫穎而出、拿下執照，以中華電信的條件，連參與競標的資格都沒有，因為，參與競標的外國電信業者必須要提出過去在其他國家市場經營電信業務的實績，而中華電信顯然並不具備。
儘管如此，對於中華電信與Viettel或者是其他業者的國際化發展，賀陳旦仍然有很高的期望：「中華電信與Viettel在資料數據中心的合作仍然繼續，這就還是一個著力點，特別是相較於當年Viettel才剛起步，以Viettel已經在東南亞建立的深厚基礎，中華電信如果能夠找到與Viettel擴大合作的機會，絕對遠勝於另起爐灶與其他業者結盟合作，而這也會是中華電信重新布局國際化的機會所在。」
從火車頭到航空母艦
過去二十年，台灣政府經常提到「在台灣市場練兵再整場輸出」的概念，而中華電信所擁有的發展經驗，正是台灣最早可以整場輸出的機會。從這個角度看，中華電信國際化之於台灣，是具有意義的。
但台灣政府卻似乎忘了，中華電信還可以發揮更大的價值，而不只是在台灣市場提供電信網路服務，做為帶動台灣上、下游產業鏈發展的火車頭。
對通訊設備產業而言，取得電信業者網路互通測試認證，是切入電信業者供應鏈的關鍵，但網路互通測試的難度向來不低，中華電信若能走出台灣，前進其他國家市場，對台灣通訊產業來說，就不只是「在台灣市場練兵之後的整場輸出」，更有機會擴大海外投資，引領電信服務走向，扮演台灣通訊產業的航空母艦。
蔡堆也提到，台灣電信自由化的政策並沒有錯，但在規劃中華電信發展模式時，如果有比較宏觀的想法，現在的局面或許會有所不同。
「二十年前，中華電信的規模、資源，跟新加坡電信比，其實可以走得更遠！」蔡堆說，「現在，新加坡電信在全世界有多少電信投資？雖然不能說百分百成功，但絕大多數是好事，不管對新加坡整體或新加坡電信本身都是好事。」
本文節錄自：《翻轉賽局》一書，陳慧玲著，天下文化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