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八０年代開始日漸蓬勃的台灣女權運動風潮，不僅對婦女是一種解脫，同時也意外地解放了男性長久以來扮演的角色框限。
過去，男性被認為是女人保護者、負擔家計的供養者，在婦解運動後，這種角色烙印出現轉機。經由女性自覺運動，男性也開始自覺到可以從傳統束縛掙脫。雖無法估計總數，但部分男性已開始萌生女性意識，這群「新」男性正一個個冒出頭。
汽車彎過新店山區，繞過竹林、鴨舍，紅磚舊厝搖進眼簾，黃漢坤一家三口正彎身割除庭前雜草。編過雜誌、報紙，萬華土生土長的黃漢坤，五年前放下都市雜務，與妻子、四個月大的女兒，搬來這間兩百多坪、月租三千元、蚊蟲種類繁多的鄉間磚舍。
「她還沒有出生，我就做全職爸爸了，全部豁出去。」三十六歲的黃漢坤指指在門口和小貓一起玩的五歲女兒笑著說，打從妻子一懷孕他也開始「懷孕」，辭去工作，去上拉梅茲課程(幫助生產順利)、讀育嬰叢書，準備迎接小孩到來。
從以事業為重的傳統男性，搖身為全心帶小孩的全職奶爸，黃漢坤的蛻變是拜女兒之賜。女兒出生才一個月，就診斷出有癲癇症，可能會影響語言與肢體學習。黃漢坤在悲痛之餘，立志親自教育她，苦學英日文，一頭栽進幼兒教育的陌生領域，改變他的人生志向。現在，他和妻子一起辦幼兒教育，自己編教材、執教，「把教育權回歸給父母」，一臉青鬍、笑起來不失赤子天真的黃漢坤說。
重新定義「男子」氣質
正如心理學者基恩(S. Keen)在「新男人」一書中點明，現代男性仍迷信男人應像戰士的觀念；把精力全放在工作戰場，忘了脫下盔甲，創造自己心靈世界。此外，男人將家務、小孩推給女人，也疏忽了在家庭該扮演的角色。
「別人要五子登科，我只要快樂、心靈自由。」每天陪女兒演童劇、既要煮飯又要做家事的黃漢坤愉快地說，他原本也無法放下傳統男性的社會壓力，但經過這幾年做全職爸爸，他逐漸體會家庭對男人的挑戰比工作更大，他是發自內心喜歡瑣碎重複的家務細節。黃漢坤的銀行存款不超過兩萬塊，但能和太太小孩一起成長，就是他最想要的人生。
懷有女性意識的男性，或許沒有刻板印象強調的陽剛、攻擊等男性特質，但他們能撇開世俗眼光，或追求心靈自由，或從事婦女研究、女權運動，重新定義他們自認的男子氣質。
注重心靈世界、尊重女性，是這股新男性氣質的基本要素。據專賣男性服飾的New Man公司今年五月針對大台北地區二十五至三十五歲男女做的一項兩性關係調查顯示，現代男女多贊同男性應該大膽追求心靈自由，但台灣男性在面對女權運動時不是惴惴不安，就是逃避不願正視；相較之下，具女性意識、多半集中於文化界與學界的「新」男性，更勇於面對日益膨脹的女性自覺運動，並主動設身處地用女性觀點為女性著想。
從旁觀者眼中看來，他們似乎較具中性色彩，甚至還顯現出傳統所謂的女性特質。開個人工作室的陳錦昌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
二十九歲的陳錦昌一臉稚氣，他自言從思想到裝扮都十足中性化。不同於一般「成熟男人」，他喜歡穿地攤五雙一百塊的彩色少女襪，且不斷換新花樣、亮麗的顏色。大學畢業後，陳錦昌花了兩個月，在女裝店挑選上班穿的衣服，看中的都是「花一點」的中性服裝。「為什麼男人不能穿顏色鮮艷的衣服？」陳錦昌邊說邊拉起褲管，露出他的花襪子。
以撰稿、美術設計為業的陳錦昌，是從童年生活經驗長出他「大女人小男人」的女性意識。國中時他每天放學就去買菜，為媽媽姊妹煮飯洗衣，他戲稱從小就被大女人壓迫著學做家事，變得較敏感，「我就好像是男的阿信。」陳錦昌笑說，他太太暱稱他「弟弟」，他身邊也總是「鶯鶯燕燕的」，朋友圈以女性占大多數，他並不在乎人家對他「怪異行徑」指指點點，他覺得男人女性化並沒有什麼不好。
「她們還是不告訴我」
另一方面，為女權運動提供理論架構的學界原本就陰盛陽衰，從事婦女研究的男性更寥寥無幾。一位鼓吹女權的女性社會運動者分析，從事婦女研究的男學者，若非在生活中體會過女性經驗，就是對弱勢團體有較深刻關懷，否則很難站在女人立場，和女人聯手打倒男人的既得利益。
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所長畢恆達就是婦運圈中的男學者，他所做的研究大都與婦女有關，從婦女空間使用到婦女環境心理，全扣緊女性議題。
畢恆達自我調侃，他會變成女性主義者，或許來自他具有受壓抑的女性特質。從小他一直是乖乖學生，服從校規、權威，也沒有經歷看A片、說猥褻笑話等男人成長的經歷。直到在批判色彩濃厚的紐約市立大學攻讀環境心理學，他的女性意識才受啟蒙，「我再也不能對周遭性別不平等的事視而不見。」外表瘦小的畢恆達說。兩年來，他支持台大建城所成立「性別歧視與性侵害防治委員會」，並參與處理所裡發生的性騷擾案。台大女生公開看A片，他也堅定支持她們揭露並打破男女接觸情色資源不等的狀況，進而批判社會中普遍存在的性別歧視問題。
透過研究，畢恆達傾聽婦女的心聲，女人也願意對他透露隱秘的私人經驗(如夫妻關係、外遇、性騷擾)，「我想當然有些事她們還是不會告訴我。」經常是一群女人中唯一的男性，畢恆達坦承男性從事婦女研究並不容易，是活生生挑戰自己。
有趣的是，女人覺得在男性世界中受歧視，男性參與婦解運動多少也感覺到性別歧視，能被女權運動健將接受的男性屈指可數。婦運領袖曾輕鄙地說，參與婦運的男人有兩種：一種是上級指導員，一種是英雄救美；男人支持婦運，還是想搶麥克風，對女人發號施令。
中興大學社會系教授王雅各是少數被女權運動婦女認可、取得「合法性」的一位男性的女性主義者。
穿著運動褲、球鞋，在校園裡看起來像學生的王雅各，九歲就開始分擔家務，親身體認女人所處的情境。到國外求學又因緣際會受教女性意識極強的女學者門下，對他產生關鍵影響。他決心畢生投入婦女研究，盡可能深入她們內心世界，並在生活上實踐兩性平等，與太太共分家務、帶小孩，「雖然我無法在生理上成為一個女人，但我可以在某種範圍內像一個女人去感受她們的感受。」說話慢條斯理的王雅各肯定。
「陣前倒戈」為和平
和其他婦運團體一樣，王雅各最終目的是要打倒男尊女卑的父權文化。最初他壓低姿態投入婦女運動，並沒有被完全接受，還遭部分婦女懷疑，經過幾年不間斷地參與、發表論文；他終能受婦運人士認可，取得「正當性」。個頭高瘦的王雅各剖析，男性研究婦女問題的最大難處，就是先天、後天的不利因素－－不能和女性一樣感同身受。
先天限制是許多做婦運的男性最難突破的心障，一位研究女工的男性社會運動者體會，男性必須在潛意識中將自己視為女人，才有可能稍稍領略女性其實感受，他甚至用自己被同性戀者性騷擾的切膚之痛，去體會婦女被性侵犯的痛感。
畢竟傳統兩性教育太根深柢固，縱使女性意識再強，男性有時還是難掙脫父權意識型態。一位研究婦解運動的學者不諱言，他偶爾會不自覺說出歧視女性、物化女性的話，自已都嚇一跳，「封建餘毒」竟如此深。
根據主計處統計，台北市每四對夫婦就有一對離婚，而六０%以上是由女方提出。長期關注兩性議題的廣告人黃碧霞分析，社會許多不安定的根源都起於兩性關係失調。男性若具有女性意識、女權觀念，或許可以讓膠著緊張的兩性關係有較和諧的發展。父權社會長期累積的性別不平等，也能因此獲得改善。
當女人痛批大沙文主義，男人或許正暗呼命苦，覺得女人既要爭權，又希望維持一些做小女人的特權，只享權利，不盡義務；在這場兩性爭戰中，這群「陣前倒戈」的男性，應是一支異軍突起的和平部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