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玉林是資產近兩億的大連寶路集團董事長，接受採訪時，還一面在筆記本上工整記錄。「一副好腦不如一本爛帳嘛！」三十五歲、白淨面孔上架著細框眼鏡的他，連和人握手都顯得努力認真。他剛去過北京，探探政局變動中私營經濟發展的風向。兩年前，他在大陸私營企業裡成立第一個共產黨組織。
寶路是馬王林拚命換來的事業。他一天工作十四小時，不久前還因勞累過度引發心臟病住院。十一年前，他沿街叫賣玉米和電視週報，攢下兩千塊錢承包飯店起家。渡過「見到同學都要迴避」的個體戶生涯，也曾被廣東人坑了借來的二十萬貨款，差點跳樓自殺。如今他擁有印刷、皮衣等產業和一所私立高中。但他還常利用半夜三點趕往車程四小時外的莊河，他想在那裡開闢汽車城，那是政策保護產業，卻也是他一生最大的夢想。
「有人說私營企業對整體經濟起的是補充作用，我不同意！」馬玉林揚起頭堅定地說：「私營企業已經是中國經濟的組成(一部分)。」
在大陸，愈來愈多人和馬玉林看法相同；也有愈來愈多人和他一樣，在創業的夢土上開出一片天地。
保障制度幾等於零
根據統計，近三年大陸私營企業的家數，年成長率都高達七０%左右，而國有、集體企業的年成長率僅為八%與三%。在全大陸的「百強縣」中，私營企業繳納的稅金占地方財政收入三至六成。私營企業主也開始登上政治舞台，獲選擔任縣以上人大代表超過五千人，政協委員也高達八千六百人。
這股力量在鄧小平南巡後爆發。這股「溫暖南風」更將過去八０%集中在農村的私營經濟吹向城市，在市場與人才滋養下，九三年城鎮私營企業數首度超越農村(各占全國五五%及四五%)，從個體戶、公司，快速發展出第三代私營經濟－－企業集團。
早期投入的城市私營企業主，都有一段艱難的個體戶歲月。他們多半剛結束下放或下鄉回城裡待業，或因黑五類出身，在國營廠被排擠。他們孑然一身，只能從事手工業或小買賣，經常被冠上「剝削者」罪名。富比士雜誌所選出大陸十大富豪之一的新疆阿克達集團董事長熱比亞．卡德爾，曾因販賣自己縫製的繡花鞋面貼補家用，被罰遊街示眾，丈夫羞忿之餘還將她休了。
對於這些私營經濟的先鋒，保障制度幾乎等於零。北京曾有個進口東歐服飾的貿易商，因為沒有外貿權，便找香港人合作，卻被香港伙伴私吞兩百萬人民幣，他帶著三萬美金追查到匈牙利，卻因身懷巨款被警方留置，香港伙伴現身，把急著脫離牢獄的貿易商最後一點錢也騙走，一無所有的貿易商便上吊自殺！
但是，三十年計畫經濟留下極大的市場空檔。在不友善的氣氛中，他們多半依附在國營或集體單位下，或承包或掛靠，以利潤分成換得經營權，在逐漸寬鬆的環境下生存茁壯。
上海的馬仁康開始清洗鍋爐生意時，既不懂鍋爐，而且依規定這行業不能私人經營，他一面看書學習，一面找國營單位掛靠。他通過關係找到鍋爐檢驗單位，請他們提供一些客戶，用低收費和快速服務，逐漸站定腳跟。對馬仁康而言，這樣的傳變「沒什麼社會地位，但自得其樂」。以前他月薪八十元，現在年收入十萬，而且隨時可投效其他單位，「上海這些單位我全掛靠遇。」他信心滿滿地說。
勤奮起家的固然不少，但「鑽空子」的投機者也不在少數。有人串通海關夾帶家電進口，倒賣到內地；也有人走後門，低價買進國營材料，高價轉賣鄉鎮企業。在掛靠單位掩護下，「犯法不算犯法，走私不算走私，漏稅不算漏稅。」一位企業主形容。
「中國的經濟要素不發達，但政治權力可以轉換成資源。」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茅于軾分析。通過釋放經營特權，大陸開始累積資本。
南巡之後放膽前行
公有制開了缺口，國營單位面臨「小業主」的競爭壓力，只得繼續擴大承包與掛靠來確保收入。八０年代中，私營經濟不再局限單幹戶，有組織的民營公司開始出現，包括開知識分子下海先河的北京四通(以中文打印機起家)、王瑪電腦(發明五筆字形中文輸人法)等電腦業。
儘管如此，當時一般人對私營企業的看法卻仍極保留。一份一九八九年的學術報告指出：「過高的非勞動收入正加劇收入分配不公，超出人們心理承受能力，引起社會公憤。」
果然，在集體情緒反應下，八九年大陸開始整頓經濟秩序，私營經濟成長勢頭遭壓抑，年成長率僅一０%，業主感到開放政策生變，便縮小規模，甚至把企業拱手送給掛靠單位。
雖然企業投資減緩，但九０年起深圳與上海股市成立，私人資金找到出路，結合股票與土地快速致富，「中國出現真實意義的投資者。」曾任上海世界經濟導報記者的陳樂波分析。
政治權力轉換成私人經濟資源，在土地問題上再度展現。
一個出身鄉鎮企業的幹部，在北京近郊拿到一塊工業區批租許可，以此為號召，宣稱公司即將股票上市，向社會大眾吸收大量股金，付清土地批租款，剩餘的資金在北京市區蓋辦公大樓。至今，工業區仍荒廢在那裡，股票上市徒留空夢。
「不要說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沒人這麼搞。」一位大陸學者批評。
但的確有一部分人因此先富起來了。鄧小平的南巡講話，為私營經濟暫時解開政治緊箍咒，在夾縫中練就韌性的企業主，再度放膽前行。
那一年，四川南德集團的牟其中，低價買進五百卡車滯銷產品，運至蘇聯換得四架飛機，轉賣給四川航空，交易金額兩億四千萬瑞士法郎，他光靠著串連銀行、外貿單位、航空公司、工廠問訊息不靈通的供需關係，成為大陸第四大富豪。
同年十月，上海第一次拍賣七家國營企業，其中六家被杭州皇家實業負責人陳金義買下，北原特別為「陳金義現象」，舉辦學術研討會。在此之前的兩個月，他才從戴「紅帽子」改註冊私營企業。
經過十幾年「摸著石頭過河」，經改又擺盪回開放的路線。小業主經資本市場洗禮，挾豐實的資本力往多角化的集團布局；知識分子大量加入，改變了私營企業的形象和素質。
一筆算不清的帳
不再遮遮掩掩，創業運動既有創意又靈活。曾在遼寧省委擔任幹部的張孟君，為了籌措資本，他放下身段在過年的街頭賣鞭炮，現在他是瀋陽一家信息公司(經營呼叫器傳呼業務)的老闆。在文革期間以「反革命」罪名入獄的上海人徐軍(化名)，最早進口凱帝拉克轎車，市場日趨飽和之後馬上改賣汽車維修設備。以前陷他入獄的同事忌妒極了：「反革命分子更反革命了！」徐軍昂然反諷：「反革命也比你現在強！」
儘管如此，大陸私營企業的前途並非全無障礙。他們多數得不到銀行貸款，使許多企業雖然名為集團，但旗下公司規模都不大，企業主，窩蜂搶做熱門生意，事業南轅北轍，難以整合出企業的核心能力與優勢。最重要的是，「由於產權和掛靠單位不清不楚，國內外的投資人，根本就不敢把錢投進來。」陳樂波分析。
事實上，為了確保產權，部分私營企業正計畫實施股份制，一方面釐清和掛靠單位的關係，同時吸引大眾資金，充實財務實力。但對大多數的私營企業而言，這並不是件易事。
有人主觀上就「不願碰這麻煩事」，「只要繳點兒管理費，繳稅有單位負責，愛幹啥就幹啥。」但也有些人急切希望，在國營事業尚在整頓、外商未占領市場前，儘快讓企業進入制度化管理。但他們有些只因曾使用掛靠單位辦公室，或曾享受國家減稅優惠，使這筆帳不知如何算，才能讓「父老兄弟」都滿意。
即便如此，相較過去在不確定中求生，企業主對於未來的政策走向，雖非十足把握的樂觀，但至少日前活得痛快些。「現在大家都用羨慕的眼光看我們。」曾經擔任公安局副局長，目前自組印刷公司的戴永瑞說。
關於私營企業未來，大陸全國工商聯副主席胡德平滿具信心。他說：「為他們整體命運擔憂那是杞人憂天，他們的前途是光明的。」
但眼前，還需要更多制度改革與更明確的政策，來支持這個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