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來，以我從事「巢運」的經驗，原以為蓋公共住宅最缺的就是土地與資金，畢竟短期內要蓋這麼多房子，政府得先籌出一大筆錢，還要擔心將來會造成財政過大負擔。
然而，已有專家計算出來，若以每坪建造成本十萬元，平均每戶二十至二十五坪來看，蓋一戶公共住宅其實只需兩百至兩百五十萬元（土地依然是政府所有，所以土地成本為零），就算以租金最高的台北市試算，租金每坪八百元以上，其實就可以達成百分之百的自償率。當然，實際租金會按照租戶不同的經濟情況而有差別費率，通常會低於這個數字。
換句話說，蓋公共住宅可算是一種兼具社會福利性質的長期投資，當初付出的成本並不是一去不復返，而是會隨著時間慢慢收回租金的。
既然錢可以回收，又可以照顧買不起房的社會大眾，台北市政府規劃四年蓋兩萬戶、八年蓋五萬戶公共住宅，為何久久看不到具體成果？
來看看都市發展局所辦的兩場公宅說明會：
「文山區木柵段基地」說明會上，有居民批評，文山區的優勢就是文教區，若引進素質不好的居民就沒有優勢；大家未來都把文山區當成「公宅區」，房價下跌怎麼辦？
「文山區華興段」說明會上，居民表示，根據《住宅法》，社會住宅必須留一定比例給特定收容人戶。他問居民，難道願意在社區收容愛滋病患跟流浪漢嗎？
如果文教區的高素質居民認為，蓋公共住宅就會拉低居民素質。試問，若今天蓋的是每戶要價上億元的帝寶豪宅，這些有錢人鄰居是不是就可以提升居民素質呢？可是，曾有媒體人統計過，帝寶可能是全台灣犯罪率最高的社區呢（註：《好房網》二○一四年十月十三日報導，全台灣的犯罪率約萬分之四，帝寶一百六十八戶中，有案在身的有十多戶，如果用數學公式來算，犯罪率是台灣平均犯罪率的兩百六十七倍。）。
《巴黎不出售》的作者羅惠珍，其丈夫在法國大學任教，在〈我在法國住了二十年社會住宅〉一文中提到：
台灣「巢運」發展到仁愛路的帝寶門口時，我跟媒體朋友談起我在法國的社會住宅經驗。他很驚訝公教人員也住社會住宅，他甚至想到我們會不會覺得很……「丟臉嗎？不會。」我回答。這是一種社會共生的理念，全法國有一千萬人是住在社會住宅，很多是小康家庭，社會住宅和一般的樓房長得一樣，不是貧民窟，也不是什麼「布魯克林區」。
你不會被貼標籤，你也不會給自己貼標籤。
為什麼法國人可以，台北人卻不行？
因為教育失敗。
教育把我們教成用金錢多寡來衡量一個人的素質、定義人的價值。
事實上，不只台北，台中也有一樣的情況。台中市府規劃在西屯區青海、惠中路口的精華地段興建社會住宅，並以市價七折的租金租給弱勢戶，也同樣受到當地議員與居民的反對。
其實以台北市的規劃來看，公共住宅不但是高度安全的建築，其中低樓層公有設施包括社區公共保母、社區服務設施及老人日間照顧中心，頂樓也將會有空中花園，社區還會有公權力性質的管理委員會，整體公宅品質遠高於一般私人所有的住宅。
現在隨便到街上看看，那些超過二、三十年的大樓公寓，許多陽台外推、頂樓加蓋，斑剝磁磚還可能隨時掉落，不僅破壞市容，還有安全上的疑慮。
如果能有足量的公共住宅，台灣就離居住正義不遠了。
「去除歧視」的教育，正是我們的第一哩路。
本文節錄自：《向高牆說不》一書，黃益中著，寶瓶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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