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啟蒙時代的偉大通才知識分子伏爾泰曾表示，如果你看見銀行家從窗戶跳出，一定要跟著他跳，因為那裡一定有利可圖。這樣的說法簡潔道出了一般大眾對銀行家根深柢固的印象：在一般人眼中，銀行家是資本主義制度下最自私自利、最狡猾且高深莫測的生物之一。這樣的觀點因前幾年的金融危機而被大幅強化，不過，這並不是什麼新觀點，亞里斯多德就曾說過：
世界上最受憎恨的（取財之道）是高利貸，而它被憎恨的理由極為充分，所謂高利貸是利用錢來賺錢，而不是透過天然的物品。因為人類創造金錢的用意是要以它來從事交易，不是用來收息增值。而所謂利息──意謂透過錢來生錢──被用來形容金錢的繁衍，一如後代子孫長得像父母。因此，在所有取財模式中，這是最不符合天理的一種。
不過，儘管發薪日放款人（payday lenders，他們收取的年利率高達五○○○％以上）的興起，重新喚起大眾重視高利貸的正當性，但如今除了穆斯林世界，鮮少人認同亞里斯多德所謂「放款收息行為不符合天理」的觀點。另外，打從現代銀行業務最早在中世紀的義大利興起至今，亞里斯多德所說的那種憎恨，無疑就已明顯減輕。事實上到二十世紀時，銀行業者甚至成功爭取到外界的某種尊重。戰後時期，由於金融情勢相對穩定，銀行家一度被視為社會上的棟梁。不過，後來他們的地位盛極而衰，到了二十世紀末，很多銀行業人員因被電腦取代而受到蔑視，如今電腦在信用分配方面的地位已愈來愈吃重。就算是有幸保住工作的銀行人員也經歷了嚴厲的磨難──金融危機不僅將銀行業人員貶為社會上的賤民，更將他們視為有害自由市場體系的威脅。事實上，在世人眼中，金融危機和「大衰退」的主要教誨之一，就是銀行業變得過於龐大、過於複雜且無法管理，世界經濟體系與資本主義體制因而成為這頭金融巨獸的人質。總之，直到現今，外界對銀行業仍是疑問重重。
自古以來，一般人向來沒有太多機會可學習去愛「銀行兄弟會」。原因是銀行業人員天生就傾向於朝有錢人靠攏，畢竟有錢人的信用度比窮人好。但即使是有錢的貸款人，都會因向銀行貸款而感覺到壓迫感，對於被銀行拒絕授信的人來說，無法貸到款的感覺更是糟糕。此外，銀行業者總在經濟不景氣時對客戶緊縮並造成客戶破產，當然，在這樣的時期，民粹主義者的反銀行情緒就會更加高漲。更為人詬病的是，在這次金融危機爆發後，銀行業者一方面靠著政府的紓困資金維生，另一方面，銀行業人員卻還是繼續坐領優渥的紅利。當然民粹主義者的反銀行情緒由來已久，自古以來沒有改變過。羅馬政治家暨演說家西塞羅（Cicero）在他的《論義務》（De officiis）中提到：「現在談談哪些行業及職業在一般人眼中是慷慨的，哪些又被視為吝嗇的，以下是大致公認的觀點。首先，被認為不當的職業會招致敵意，像是港口稅稅吏和借錢給別人的人。」
然而，銀行業人員總是引來外界敵意對待的更根本原因是：銀行業的商業模型基本上就是一種信心花招（confidence trick），只不過一般人不怎麼理解這一點罷了。銀行業務的重要特質之一是：業者只會保留一部分的銀行存款做為準備金，而保留這些準備金的目的是為了應付存款人的提款需求。至於剩下的存款，銀行會將之視為自有資金，並拿這些超額現金準備來對顧客授信，透過這個方式，銀行業者等於是把它們對這些存款的暫時所有權轉移給貸款人，當然，存款人還是保有索回這些資金的權利，而且銀行也會向存款人保證，隨時可在需要時領回所有存款。不過這個作法形成一種奇怪的立場──存款人和貸款人同時都有資格支配那一筆資金，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存款人對銀行失去信心，並要求立即取回所有資金，銀行將無力履行它的義務（譯注：因為錢在貸款人手上），到時候，就會發生存款擠兌事件。
中世紀時代末期的義大利北部，就曾爆發過那樣的信心危機，當時這種所謂「部分準備」銀行作業已成為一種常態。十六世紀一名當代威尼斯人生動描述了銀行擠兌事件的發生緣由：
隔年（也就是一五八四年），我聽說比斯安尼與第耶波羅銀行（Pisani and Tiepolo bank）倒了一大筆錢，那主要是因為一位叫歐斯塔（Andrea da l’Osta）的人破產──他是托斯卡尼的比薩人，是個非常有錢的商人，已在我們城邦住了很多年。他透過許多商務交易而為自己建立了很高的信用，不過，其實銀行完全是看他的聲望而授與他那些信用，而不是根據他手上的資金，因為這個市場和威尼斯城邦本來就傾向於以貌取人。就這樣，他發展一個接一個事業，到最後鞭長莫及，和所有無止盡擴張的人一樣，落得破產的下場。他一破產，銀行也跟著破產，因為銀行的債權人認為，既然那位商人想借多少錢，銀行都會如他所願，所以他想必欠銀行很多錢（但其實並沒那麼多）。基於這個錯誤的想法，每位債權人於是在同一時間趕到銀行，要求取回資金。銀行繼續營運了幾天，盡可能還錢給各個債權人，但到最後，湧向銀行的債權人不斷增加，銀行也隨之崩潰並倒閉，傷害到無數人，也對市場造成巨大危害，後來有長達四年多的時間，當地都沒有銀行，商業活動也萎縮到令人難以置信的低落程度。最後，共和城邦終於體察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並採取大量對策來因應，但皆無濟於事。
如今銀行擠兌的形式通常不太一樣。只要企業、退休基金及其他金融機構等大型存款人，決定不展延放款額度或定期存款，體質不良的銀行馬上就會面臨資金枯竭的命運。儘管如此，二○○七年，英國北岩銀行（Northern Rock）還是經歷了一場「復古」擠兌事件，當時憂心忡忡的存款小戶在該銀行的各個分行外大排長龍，等著領出他們的資金。不管是哪一種情況，最根本的事實都是一樣的：嚴格來說，所有採用部分準備式銀行營運模型的放款人一開始就都是破產的。因此，才會有人常引用（據說是）福特（Henry Ford，美國褔特汽車公司創始人）的話：「幸好這個國家的人民不了解我們的銀行與貨幣制度，因為如果他們了解，我相信明天天亮以前，就會爆發一場革命。」
銀行業人員當然對這個根本的商業模型缺失心知肚明，也因如此，銀行業才會那麼重視外表，一如歐斯塔的那一席評論中所強調。銀行業人員總是花很多心思，配戴可彰顯「穩固」與「威望」感的視覺裝飾。美國詩人納許在他的詩裡描述得非常貼切：「銀行業人員和其他所有人沒兩樣，只不過比較富裕罷了。」
多數銀行業人員居住在豪華的大理石廳堂，
他們能住到那裡的原因是，他們鼓勵存款，勸阻提款。
更因為他們全都恪遵「盡力借錢給所有需要錢的人」法則，不遵守這條法則的銀行業者早已遭殃。
儘管豪華的大理石廳堂絕非必要，但銀行家選擇住在大理石廳堂的目的，是要讓人油然產生敬畏的感受。狄更斯在《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中描寫了戴爾森銀行（Tellson’s Bank）的合夥人，他們用非常不同的方式來傳達銀行的正直、誠實印象：
即使以西元一七八○年的標準來說，位於聖殿閂（Temple Bar）旁的戴爾森銀行都是個老舊的地方。它非常窄小、非常陰暗、非常簡陋、非常不舒適。此外，之所以說它是個非常老舊的地方，是基於銀行合夥人的道德屬性，這些合夥人以它的窄小、陰暗、簡陋和不舒適為榮。他們甚至誇口說它的那些特點非常卓越，並因某種特別的信念而激昂──他們認為如果它不是那麼令人不愉快，就不會那麼受敬重。這可不是什麼消極的信念，而是能在更便利的商場上揮灑的積極武器……當他們帶領一名年輕人走進戴爾森的倫敦分行後，便把他藏匿到某處，一直到老。他們像處理起司一樣，把他擺到陰暗的某個位置，直到他全身都沾染了道地的戴爾森和青霉菌氣息為止。直到此刻，他們才允許外人見到他，此時的他正氣勢非凡地翻閱著大型帳冊，身上穿著的馬褲和長筒靴，也讓這整個機構顯得份量十足。
戴爾森銀行是以柴爾德公司（Child & Co）為藍本，這家銀行的古板形象讓它受惠良多，因為儘管它已成為蘇格蘭皇家銀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的子公司，但迄今仍屹立在倫敦的弗利街（Fleet Street）上。這麼謹慎營造形象的目的，當然也是要讓大眾輕易上當並乖乖「就範」。
你或許會納悶，既然銀行業者涉及那麼多存款人詐騙案件，而且又是引發經濟不穩定的強大動力之一，那為什麼社會卻願意繼續容忍它們？答案很簡單，因為一般大眾相信，如果當局規定銀行必須保留存款人的全部資金，以便隨時供存款人提領，那麼金融產業和商業可用的信用額度就會減少，它們促進經濟成長的力量也會減弱。只要絕大多數的人繼續這麼想（只有極少數異議經濟學家不這麼想，但他們還未能說服政策制訂者相信他們的觀點），這個有瑕疵的商業模型就會繼續被視為一種必要之惡。
本文節錄自：《資本主義：金錢、道德與市場》一書，約翰‧普倫德（John Plender）著，陳儀譯，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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