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八月九日下午，因堅持台灣獨立建國立場，向為情治單位關注的世台會幹部，獲得李登輝總統接見，雙方一起討論了僑務、外交、台灣正名加入聯合國與台灣社會文化道德重整等四項議題。
這群昔日黑名單人士，突然變成總統府座上客，並擯除所有媒體記者，以台語坦率晤談兩個多小時，難免引發疑義。事後，據世台會台灣辦公室主任張禎祥轉述，李總統曾說：
「國家沒有統一之前，沒有「一個中國」政策；兩岸是分裂分治的國家……我認為中華民國在台灣是個事實，加入聯合國的名稱還可以再研究。」
當世台會提出徹底放棄「一個中國」政策，用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重返國際社會主張時，李登輝的答覆是「不走一個中國的外交政策」、「一個中國政策是美國人推動的」，他強調，「兩岸是分裂分治的國家」。
至此，海外台獨人士自七０年代起進行的台灣人外交自力救濟活動，終於獲得本國總統的肯定。世台會在全球各地進行的草根外交，對各國國會議員與政府官員的民間遊說，成為台北外交下一階段亟欲整合的新動力。
美國、中共是關鍵
這次世台會在台北開年會，行政院政務委員黃石城不但代表李總統到場發表談話，外交部國際組織司司長沈國雄出席做政府外交報告，總統府資政高玉樹更進一步表示，認同台獨聯盟的奮鬥目標。
在世台會的台灣外交公聽會上，立法院外交委員會召集委員民進黨籍的立委呂秀蓮介紹從七月二十日起所推動「台灣正名運動」，主張「台灣就是台灣」，我們是什麼就是什麼，不要「假仙」(We are what we are, not what we pretend to be.)
世台會邀請的學者則一面倒要求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在「擴大東南亞國協」(Extended ASEAN)的議題上，應擺脫「大中國經濟圈」的聯想，積極加入，認同亞洲「非中國系統」運作，以多邊合作、集體安全保障台灣。
外交部北美司司長杜筑生應邀做結論演說，他用英語說明政府優先考慮國家安全，再求發展。在國家定位上採取務實主義，「我們是什麼就是什麼，不是我們想像的！」(We are what we are, not what we wish to be or imagine to be.)
杜筑生說使用「中華民國」或「台灣獨立共和國」是「我們的家務事」，不應該影響對外政策；外交部也將體察「社會脈動」，繼續跟上民意潮流；外交部並不排斥特定名稱，希望國內先形成共識。
台灣的外交挫折引發人民的國家認同問題，但新的國家認同是否將再引發進一步的外交挫折？台灣朝野兩黨互動與民意潮流的取向，在國際政治現實下，美國與中共的態度最為關鍵。
目前台北透過友邦向聯合國提案的理由是，一九七一年聯大中國代表權的決議案「並未解決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二千一百萬人民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希望根據聯大已創立的分裂國家平行代表權的慣例，研究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參與聯合國的問題。
政大國關中心研究員陳少廷指出，「中國」與一五六個聯合國會員國有正式外交關係，與去年一樣，今年的提案通過總務委員會列入議程的機會渺茫。
中共方面重申「台灣不是主權國家，不能加入聯合國」，並批判此項提案國家干涉中國內政與主權，意圖破壞中國的統一。中共在一九七一年以國家繼承原則「恢復」了聯大安理會席位，這個被稱為「中華民國」的席位是涵括海峽兩岸領土的中國代表權席位，原先由在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代表。
日前美國眾議院舉行台灣參與聯合國問題的聽證會，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司馬晉說明，台灣要加入聯合國，應先行宣示台灣為一主權國家，「她必須是一個國家，而不是某一國的行省。」
國際承認的前提
外交部長錢復不只一次聲明「中華民國是個主權國家，八十三年來從來沒有一天停止存在過」。前美國駐中共大使李潔明則指出，國際間缺乏普遍對台灣的承認，而且此問題涉及北京主權之爭，他認為「台北這項願望並不可能實現」。
台灣希望以分裂國家平行代表權方式加入聯合國，台大三民主義研究所教授周陽山指出，即使分裂狀態的取得也需要國際承認，「而國際承認的前提便是內戰兩造先互相承認，否則他國便有干涉內政之嫌」。
因此，立委程建人主張與中共談判參與聯合國問題，即使「一國兩席」或「觀察員」身分都可以先接受。事實上，外交部參與聯合國的審議案並未指定參與模式，只提專案研究委員會，便是留個談判空間。
台北持續透過友邦向聯大提案，證明自身是主權獨立國家，消極方面也可否定中共對台的主權主張。但要加入聯合國，可能又是另外一回事。
前台獨聯盟主席蔡同榮認為，只有透過公民投票，才有可能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他說台灣加入聯合國的議題一直得不到國際媒體的重視，只有舉行大規模公民投票，逼迫中共攤牌，才可能引起國際正義力量同情與支持。
但是當局擔心北京封殺，在爭取參與聯合國的過程中，一直強調追求中國統一的目標不變，甚至暗示我方願與中共在聯合國議壇上討論中國的統一問題，並且舉東西德同為聯合國會員國，並不妨礙統一為例證。
民進黨立法委員張旭成認為，阻擋台灣加入聯合國有兩座大山，一座是中華民國，另一座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北京為防堵各國支持台灣或ROCOT(中華民國在台灣)加入聯合國，去年八月底由國務院發表「台灣問題與中國統一」白皮書，向全世界宣示中國對台的政策立場，並指責美國阻撓中國統一。
除了主權國家才能參加的聯合國組織外，據上海華東政法學院教授周宏鈞說，北京在國際金融與經貿組織方面願意讓台灣參加，如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關貿總協等組織都沒問題，不過名稱方面可能採取亞洲開發銀行的「中國台北」模式。
如此，台灣至少在國際財經組織的生存空間是加大了，但兩岸的名稱之爭，恐怕在後冷戰時期也是無法解決。民進黨外交部主任楊黃美幸主張動員美國參眾兩院推翻「上海公報」，當美國不再接受一個中國原則時，台灣才有機會。她發現包括七大工業國，有關台灣問題都看美國態度，遑論東南亞各國了。
亞太新秩序
在美蘇二體制對抗的時期，北京與華盛頓的關係建立在三個公報與「台灣關係法」的基礎上。三公報的原則是承認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問題必須和平解決。但「台灣關係法」則保證台灣的安全不受外來強制威脅。
中共領導人鄧小平在美國通過「台灣關係法」時，曾譏諷美國在製造「一個半中國」。北京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何迪說：「美國的對台政策似乎已經從主動的積極干預轉化成被動的消極不干預」，換句話說，「只要北京不動武，美國就不管」。
就法律層次而言，美國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法理承認，但保留對台灣當局的事實承認。換另個角度，如同美國國務院中國科前科長、現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高立夫(Ralph Clough)所說：「事實的台灣獨立已經存在，美國可以接受，但若將事實獨立推向法理獨立，會使台灣海峽恢復緊張，不合乎美國國家利益。」
不過，在後冷戰時期，重新檢討當年簽署「上海公報」的國際戰略條件，美國方面的確有人認為當年讓步太大，嘗試要回到「舊金山和約」的版本，即台灣法律地位未定論、台灣前途由居民自決論以及中共主權過時論和所謂國際人權法優於國家主權觀等理論。
一九九一年冬天，美國國務卿貝克利用紀念珍珠港事件五十周年的機會，在「外交事務」季刊上，發表「美國在亞洲－－形成中的太平洋共同體新結構」一文，說明美國追求「亞太新秩序」的規範。
貝克指出，美國在亞太地區期待的區域結構，有賴建立三大支柱：一、能支持全球開放貿易制度的經濟整合架構；二、美式民主的價值觀；三、重新界定亞太地區的防禦結構。
「新秩序，New Order，一語雙關，也是「新命令」，美國試圖修訂其中國政策，對準美國新的頭號假想敵中共。」中國統一聯盟的主席毛鑄倫認為，這個搭配如此巧合，多少反映了美國試圖要重新「下令布局」。
冷戰時期針對亞洲大陸共產國家而構築的軍事安全體系仍然存在(除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轉換成「台灣關係法」之外)，但中國已替代蘇聯，成為美國的頭號意識型態敵人。
不管是將台灣做為圍堵大陸共黨軍事擴張的「不沉的航空母艦」，或者將台灣作為和平演變大陸共黨政治的前進基地，台灣在美國編制的世界新秩序格局中有它的角色地位。這個地位從強勢的經濟實力出發，漸向獨立的政治實體過渡。
美國國家利益優先
美國前駐北京大使李潔明批判中共的主權觀過時與態度頑固。他說：「在當今國際間對主權觀已明顯改變之際，中共仍死守歷史的版圖，堅稱是屬於其國內事務的主權觀，與當今國際現實已格格不入。」
美國在台協會現任理事主席白樂崎曾說，台灣已經發展出「分離的國家認同」，與中共所聲稱的「一個中國」立場，顯然已有差距。台灣在宣告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之後，聲明願意接受「對等的政治實體」地位，以「一國兩府」政策規範兩岸關係。
顯然這就是現階段美國支持的台灣政策，美國尋求平衡的甚或平行的兩岸政策，將努力提升台灣的國際地位，並儘量取得北京的「同意、默契，甚至即使是在其溫和的抗議之下」。
相對於這些抵制中共的主張，季辛吉和他的學生們則認為，為了美國長遠利益，華盛頓仍需與北京維持一個建設性的友善關係，以便制衡日本與俄羅斯，甚至分享中國市場。
美國布魯金斯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何漢理(Harry Harding)在檢討一九七二年以降的中美關係時說，美國願意看到台灣加入更多的國際組織，「只要它能以迴避主權問題的方式做到這一點」。他說：「一九九一年，布希政府支持台灣以單獨關稅區的身分加入關稅暨貿易總協定……現在已經找到讓台灣加入亞太經濟合作進程的類似方式，還應找到讓台灣加入經濟與文化發展組織的方法。將來還應歡迎台灣加入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會，承認台灣在世界貿易和投資中的重大貢獻。」
台大政治系教授高朗指出，除戰略環境的改變之外，另一股目前正衝擊美國對台灣政策的力量是台灣民主化發展，帶動外交政策的轉變。
台灣獨立的主張，近年在島內支持率有北向的趨勢。「在千島湖事件之後，支持台獨的民眾達到百分之二十七左右。」高朗認為，美國若不支持台灣的務實外交，不協助台灣爭取適當的國際生存空間，則台獨聲浪可能更高。「屆時台海緊張情勢必然升高，美國處境將萬分困難。」他補充道。
在評估美台新關係時，美國國會的對台支持與國務院的現實取向，分歧的平衡點仍是美國的國家利益。
七月上旬，美國國務院表示反對國會企圖影響美國對台政策，或修改「台灣關係法」。因為那成本將是北京與華盛頓關係的全面倒退－－從一九五五年起中共與美國花了近三十年談判兩國關係正常化，就卡在「一個中國」原則和「台灣問題」。
「美國的對台政策其實只是對華政策的一環，台灣只是戰略上的牽制角色。」台大國際政治學教授明居正認為，其實北京偶爾也會倒著打牌，拿台灣問題反將美國一軍。台灣必須理解自己的分量，才不會錯估形勢。但他不反對有人對中共打台獨牌，他指出，「這有助於拉開台北對北京政治談判的戰略縱深」。
與日本安全相連？
另方面日本對台政策也影響台灣的國際空間。台大日本研究所教授評介麟認為，台灣在亞太所扮演的角色，應在填補和縮小南北之間的差異。因為無論就經濟上的南北關係，或是地緣上的位置看，台灣旨處亞太地區的中介地位。台灣一方面有承上（美日）啟下（東南亞及中國大陸）的機會，另方面也可能面臨「上壓下擠」的效應。
台灣與日本經貿關係的密切程度，除從產業的垂直分工、關鍵零組件與關鍵技術為日方掌控等方面觀察之外，台灣平均每人每年要承擔六百美元的對日貿易逆差。日本資金占過去四十年台灣外資約三成，占去年投資額約四成。若以台日技術合作件數統計，則超過台灣總件數六成。
依據日本所謂「雁行理論」的國際分工，一個從日本經過台灣而到中國大陸轉向美國的產業體系已儼然形成。在降低日貨出口成本與突破美國進口障礙方面，此網絡持續發揮功能，
日本與台灣外交關係，可從外務省編制中將「台灣組」列於「中國科」之下得見一斑。日本戰後外交採取「聯合國中心主義」，日本對台灣地位的立場跟著中共與美國關係的主軸在轉動，能夠鬆動的空間十分有限。
日本經濟實力居全球第二，其軍事預算全球第三。在波斯灣戰爭過後，日本首度派遣六艘掃雷艇清除波灣布雷。一九九一年初，掃雷艇經過麻六甲海峽時，日本首相海部俊樹還親自登臨甲板慶祝。
日本海上自衛隊承擔防衛的「日本生命線－－海上石油運輸補給線」，經過台灣海峽直到麻六甲。日本為了「維護和平」的理由，可以派兵至波灣，那台灣東西岸的國際水道，若因日本安全需要，當然可以海軍艦艇往來了。
把台灣安全與日本安全相連的說法並不罕見，前日本防衛廳政務次長有馬元治(李總統的高中同學)出席世台會在台北舉辦的外交公聽會時說，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佐藤與尼克森的共同聲明，認為台灣的和平與安全對日本的安全而言，是「極為重要的」。中共若武力解放台灣，日本必「相應對付不可」。
在後冷戰時期，日本媒體的恐共症減少許多，「亞東關係協會」也獲准改名為「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日本內部有人提倡要打「台灣牌」，將台灣拉出「大中國經濟圈」之外，將日韓台等東北亞三國團結起來，其綜合國力等同一個美國，足夠制衡中共。
東京外國語大學教授中鳩嶺雄指出：「只要作為中國內政問題的台灣問題無法獲得解決，日本與中共的關係，將無法避免摩擦與龜裂。」
跳出冷戰與內戰窠臼
也有人主張將台灣定位為東南亞國家，也是為了制衡中共。台灣若將東南亞各國與中共的南中國海領土爭議、各國對中共填補美國退出亞太空虛的疑慮等，作為表態的籌碼，進一步在政治上與經濟上認同東南亞，脫離大中國的座標，才能被東南亞各國接納。
但是這樣的選擇，得要謹慎考量是否符合台灣人民利益。在思考新國際秩序下的台灣外交定位時，我們需要跳出「冷戰與內戰」的窠臼，隨時以台灣人民的現實利益導引方向，如此方能理清內政上國家認同的迷失與外交上國際定位的迷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