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唐會談」剛在台北結爭「辜汪會談」又籌備在北京開始。
雖然兩岸關係十分複雜棘手，卻很難一刀兩斷，彼此不理。所以如何相互對待，不僅事關當前交流、相處的方式與態度，也將影響未來兩岸局勢的發展與走向。
此岸的人士認為，中共對台灣應能「以大事小」。如果記得不錯，焦仁和在北京就曾跟新聞界這樣說過。
「以大事小」不知源自何典，至少孟子曾討論過這個問題。他不僅談過「以大事小」，也同時談過「以小事大」。
「孟子」一書裡有這樣的記載：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
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燻鬻，勾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孟子在這段話裡，強調兩個字：「仁」與「智」。大國對待小國，要心胸寬厚，不可仗勢凌人，予取予求；小國對待大國，要機警圓熟，不可魯莽滅裂，自速其禍。
莫逞一時快
我們既然已經承認、而事實上也不容許我們不承認，中共大我們小，那麼，中共會不會以「仁」對待台灣呢？我們不知道，雖可要求，恐無從左右。但是我們能不能以「智」與大陸折衝？這是我們可以探討的。
把中共作為對手方，自然應該先弄清楚，他們現在「怕」台灣做些什麼？
第一、中共愛面子，很多事不願台灣使他們下不了台，所以台灣不要無謂地刺激他們。
由著名的華裔美籍人士如貝聿銘、馬友友、田長霖等人組成的「百人委員會」(Comittee l00)，上月曾來台訪問。三月間他們緊接美國國務卿克利斯多福之後，訪問北京，與江澤民談話三小時，江澤民告訴他們：「克利斯多福下機時竟然要帶一隻狼狗下來，我們說不可以，要留在機上。我小時在上海，公園門口牌子上寫著「華人與狗不准進入」，我這輩子最痛恨外國人的狗，他們還把現在的中國人跟以前一樣看待啊？」(大意如此)
中共也許反應過度，也許是找碴給美國人一點顏色看，殺一殺來談人權問題美國高官的銳氣。但這就是中共的性格，對別人的態度十分敏感。台灣如果不是基於特定的目的，並在設計與控制下進行，就不要輕易地去撩撥它，刺弄它。
比方說，罵他們「土匪」，如果一定要罵才能消氣，也應由層次低一點的人來罵，而不宜由最高領導人來罵。因為罵了，中共並不知「悔改」，而且，連幾篇文章「頂」回來，我們也只好默爾而息，反而無趣。
大陸派人來談判，我們各界人士都可和平理性地向他們表達意見，申明立場，包括遊行、示威、呼口號、遞抗議書。咱們這兒是民主的社會，讓他們體察體察這種「台灣經驗」。但是丟蕃茄，砸雞蛋，敲座車，還弄到「肢體接觸」，那恐怕正好讓他們帶回去展示給大陸人民，以否定台灣的民主進步。
當年中美斷交，時任副國務卿的克利斯多福啣命來台談判，我們在機場用雞蛋、石塊和木棒對他的抗議情形，國人現在應記憶猶新。結果呢？我們要表示歉意，委屈的條款仍要接受，錢復未能作第一任駐美代表，而這多少年來，我們還是不能不跟美國打交道。這就證明，逞一時之快十分容易，可惜並不能解決任何問題。
「和平演變」的真義
這回「焦唐會談」，群眾還燒了大陸的國旗，唐樹備為此多次表示抗議，認為將影響兩岸的關係。燒國旗，當然可表示我們不滿意的最高程度，但是看不出來這樣做對目前的談判結果，以及未來的雙方交流，會有什麼幫助。根據「國統綱領」和政府施政方針，談判交流還是要繼續下去的。
第二、中共不希望改變他們的制度，怕我們搞「和平演變」。
自東歐出現大變局和蘇聯解體以來，誰都知道共產主義的社會制度已經日暮途窮，誰愈改得快，誰愈得救得早。中國大陸推行「改革開放」，就是實際上放棄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向資本主義靠攏。但是中共為了維持政權的合法性，還不能丟掉這塊招牌，私下儘管「走資」，但公開不能承認。即使「走資」也是有選擇性的，經濟可以放鬆，政治則必須抓緊。但台灣官民偏偏愛作秀，幾位學者到大陸談一點台灣發展的過程，就叫做「政治反攻」；幾位藝人去表演，就叫做「文化反攻」；若辦一點工商業活動，那自然是「經濟反攻」。這也「反攻」、那也「反攻」，攻起了大陸的戒心；原來台灣是搞「和平演變」來著！戒心一起，則交流受阻。
說台灣搞「和平演變」，恐怕有點抬舉了我們。所謂「和平演變」，就是不用刀、不動槍，就把對方的思想、制度等給改了。這要靠彼此的長期交往、接觸，才能收潛移默化之功。但是兩岸的交流，大陸固然限制多，台灣又何嘗沒有限制。一家報館邀請一個新聞界訪問團來台灣，從申請到成行費時一年半。．再者，我們若真想轉變大陸，就該讓他們官方的人、高階層的人親自來看才對，因為他們最有影響力，「台灣經驗」也才最有推銷的機會。但是根據我們的現行法規，這些人是最不被允許來訪的。
想使大陸「和平轉變」，首要在提升大陸人民的教育，使其變化氣質，懂得做人的價值，因此有人建議參與大陸的「希望工程」，幫助大陸失學的兒童。此議有人反對，認為台灣的孩子也需要幫助，為什麼送錢給別人？以美國為例，他們國內要花錢解決的問題也很多，每年冬天，紐約、芝加哥等大城街頭竟有凍死骨，可是「美援」卻走向世界各地，蓋國家有其長期利益，不可短視也。我們在國際上交一些「小朋友」，都要花錢，現在要進入聯合國，每年發動一次，也要花錢，說穿了都是為了國家整體的安全。
「經濟老兵」趙耀東等人，主張在技術上援助大陸發展經濟，一般人生活好了，自然不願打仗。但台灣也有人反對，認為那是「資匪」，「匪」壯大了，更有力量打我們。雙方誰對誰錯不談，大家也許可以看得出來；大陸發展經濟，不會因為我們不幫忙就停頓，自然會有別人去幫，而我們卻失去了政治和經濟的「反攻」機會。
中共傾全力爭取公元兩千年奧運會主辦權，結果功敗垂成，只差一票就可正反同票，而由奧會主席判給大陸。據說我們奧會代表投了反對票，成了關鍵的一票。有人認為，大陸若取得主辦權，會使出吃奶的勁去籌辦奧運，其餘都無暇他顧，台海兩岸的和平，也許更容易維持一些。
第三、中共最不願意看到的，當然是台灣的「分離運動」。他們一再說過，台灣如果獨立，大陸就要動武。
分離運動的危機
大陸對台灣「不願放棄使用武力」這一點，最使台灣居民反感，覺得他們太霸道。據大陸人士私下說，中共的一些「老革命」，自認要向歷史負責，誰也不敢同意台灣可以「脫離祖國版圖」。而且，中共經常搞權力鬥爭，誰要是在台灣問題立場上鬆了口，保證會垮台。至於大陸的老百姓，根據一般人的接觸經驗，若中共無緣無故地打台灣，他們都反對；若因為台灣鬧獨立而動武，好像都贊成。
這件事太複雜，也不是講理就能說清楚的；事實既然如此，台灣居民就只好自求多福。
自求多福的方法，就是不要刺激中共，不要給它決裂、攤牌的藉口；而我們內部則團結一致，在民主和民生上加強充實自己的力量。同時利用兩岸交流，尋求與中共溝通瞭解的機會，讓時間去沈澱一些難題，俟機尋求最好、最有利的解決方法。四十多年來，台灣在事實上早已獨立了，為什麼一定要換國號、換國旗呢？那樣做，恐怕連目前的獨立狀態都保持不了。
也許有人覺得，這種做法態度未免太軟弱，太不夠「愛拚」了。本文前引孟子的話，故事還沒有完；齊宣王聽了孟子所說「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的議論，很欣賞：「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認為好勇也無所謂，但「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日：「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那麼怎麼才算大勇呢？在孟子眼裡，文王扶危繼絕，武王伐紂，「一怒而安天下之民」，這才算真正的勇敢。政治人物以國家天下為己任，要看得深，看得遠，謀大多數人長久的福祉。匹夫之勇，譬如在議壇伸張「民拳」，在機場接機時叫罵一番，那是不需要多少膽量和豪情的。
兩岸的前途，撇開大陸十二億人不談，關係台灣兩千萬人的禍福，每一個台灣的居民都有權發言。說的也許不對，但不應被拒絕參與討論。但現在意見若與某些人不一致，動輒就被指為「中共的代言人」、「賣台」、「吳三桂」。如果這些罪名是民國三十八年前後大陸移民的「專用品」，那恐怕是羅織。要說瞭解和厭惡共產黨，他們是「先驅」，大概比一般人態度更堅定，否則他們就不會背井離鄉渡海避秦了。再說，四十多年來他們參與創造「台灣奇蹟」，能不珍惜這塊土地？現在他們大多數人生活富裕，無恐懼之自由，護照一拿愛去哪裡就去哪裡，這種日子他們不過，會朝貧窮、控制的共產羅網裡鑽？他們的意見對不對不要緊，現在誰能說自己的意見一定對？若最後證明不對，就大家一起遭殃。
孰是「仁者」、「智者」？
其實，台灣今天已無「山海關」可守，中共也不僅只有快馬和長矛，今天的「吳三桂」，不必要引清兵入關，只要隨聲附和，說討好的話，跟大家一起亂來，把台灣搞爛，對方兵不血刃地就完成「統一大業」，這樣的「吳三桂」，在台灣受讚許，回大陸受獎賞，乃是上上策。
這樣的「吳三桂」也許不是「仁」者，但肯定是「智」者。
(張作錦所著「第四勢力」一書已由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