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先生嗎？打擾了。」一個美好的星期六早晨，成田警佐出現在伊藤家門外，展開半年一次的家戶訪談。
「從上次訪談至今，是否換過工作？」「電話號碼和傳真號碼有無更動？」「買車了嗎？腳踏車呢？」「是否對什麼東西過敏？」「最近身體有沒有不舒服的地方？」「有蟑螂的困擾嗎？」「屋頂會不會漏水？」「血型？」芝麻綠豆的問題一個接一個，如果受訪者是台灣居民，可能早已不耐煩，伊藤先生卻十分合作。
這就是讓日本治安傲視全球的功臣－－「社區警政」制度中的一環：把管區居民的底細摸得一清二楚，讓他們無所遁形。
何謂社區警政？卸下執法者角色，警察和奉公守法的市民發展出伙伴關係，著重鄰里間的守望相助，共同預防犯罪。它可能是未來全球警政新趨勢。
一九九０年，日本每千人發生十二樁竊盜案，相較之下，同是先進國家的美國竟有五十三件，德國也有四十四件。更令人讚歎的是，過去二十年，日本暴力犯罪整整減少三分之二。
社區警政優點多
美國國家警察基金會主持的「堪薩斯市預防式巡邏實驗」(Kansas City Preventive Patrol Experiment)也證明：單靠對特定區域機動巡邏的傳統作法，對降低犯罪率並無多大效果。日本一整年發生的搶案還沒有美國兩天多，由此可知社區警政的優點。
執行社區警政的靈魂人物是社區警察，人稱「可敬的走路先生」(Honorable Mr. Walkabout)。像成田警佐一樣，他們是法治的化身，卻常有一張微笑的臉，每天以「警察快樂頌」唱出工作序幕。他們工作的成就感並非來自破大案、抓要犯，而是全心全意為民眾解決疑難雜症。不再扮演「終極警探」裡耍勇鬥狠的角色，為民服務才是最高準則，社區警察成了名副其實的人民保母。
在日本，四處可見的警哨亭是社區警察固守的堡壘，一萬五千個警哨亭，一小圈一小圈地為日本織出綿密的治安網路。不像台灣的警哨亭總是位於官邸旁，或是徒有其「亭」、裡頭卻空無一人，為了自己的安全，許多民眾只好掏腰包自力救濟。
和台灣的作法不同，日本警力不集中在警局，而是採取以警哨亭為核心的散在式(scattered)警力部署，若有需要，你可以毫不費力地找到人民保母。
依治安情況的殊異，警哨亭的分布密度也有所不同。例如在東京的酒館區，社區警察可以在二分鐘內，「走」到他轄區的邊界。在柏青哥和色情書專賣店的數步之遙，也會看到燈火通明的警哨亭。八九年的統計資料顯示，接到緊急報案電話後，警察平均花五分四十九秒到達出事現場。
為了降低空亭率，自動化的警哨亭更是日本警方體貼民眾的創舉。
一進入自動化警哨亭，離你最近的警察局警員就會笑容可鞠地出現在螢幕上，回答你的大小問題。如果你需要當地地圖，他會立刻傳真到你面前。
服務項目無所不包
警哨亭的服務範圍包羅萬象，民眾受惠事實顯著，對社區警察也愈來愈有信心。一九九一年要求協助達十八萬八千次，其中四分之一在解決家務事。上星期，成田警佐最苦惱的任務是，幫憂心忡忡的淺野太太找孩子。她二十五歲的女兒過了十一點還沒回家，這位母親十萬火急地請警察幫忙。隔天早上溫子小姐的愛貓爬到柿子樹上下不來，成田費了九牛二虎的力氣，才將牠手到擒來。
不出勤務時，成田都待在亭內隨時候教。
晚上十點，一身皮衣勁裝的男子滿頭大汗地跑進哨亭，跟朋友約好的小酒館，怎樣也找不到，成田眼明手快地為他指點迷津。過一會兒，有位留著平頭的老人蹣跚地走進來，深深一鞠躬後，雙手奉上日幣二百元(約合五十元台幣)，他是來還債的。一星期總有四、五次，成田會借錢給遺失皮包的人，或剛好沒錢搭電車回家的人。
除了被動地滿足民眾所需，社區警察還會主動出擊，家戶訪問系統就是執行手段。
例如，老人獨居是工業社會的既成趨勢，無兒孫承歡膝下的他們，常是歹徒下手的對象。社區警察在一九九一年底，宣布定期造訪六十五歲以上的獨居老人，經調查，共有十四萬名老人需要照顧保護，平均每七戶就有一位這樣的高齡長者。此外，定期向老人的親友報告近況，管區警察認為這是責無旁貸的分內事。
「我對轄區居民的瞭解程度，超乎一般人的想像。」成田警佐翻著厚厚的一疊資料，驕傲地笑著。踏遍轄區的大街小巷，每天他要拜訪四戶家庭，住家資料必須隨時更新，絕不能發生新戶遷入卻一無所知的憾事。
社區警察是永不打烊的社區守門人，而民眾回饋警方的是充分合作的善意；警民關係的成果斐然，人人都是警方防範犯罪、穩定社會秩序的好幫手。
以報失的記錄相對照：一九九一年民眾送交警方的失物件數共有四百一十萬件，遠遠超過掛失的二百九十萬件；守本分的市民沒有發橫財的心裡，拾金不昧的金額，全年累計了一百八十五億日幣(一億三千七百萬美元)。
警察形象受肯定
由於社會形象良好、工作性質頗受肯定，警察這行在日本炙手可熱，每一個空缺，平均有八．六個競爭者，過五關斬六將的成功者，三分之一具專科以上學歷。當然，待遇不差也是吸引優秀人才的助因。根據亞洲週刊的調查，新進員警的月薪是一七０八美元，比坐辦公室的銀行行員多了三八美元。
日本社區警政辦得如此成功，也不是一蹴可幾的。
七０年代末期，千葉大學的警政學者正行村山(Masayuki Murayama)發現，外出工作的婦女增多，無人在家的民戶常讓社區警察吃閉門羹。撲空的警察有時便假造訪談記錄，以逃避這無功可記的勤務負擔。官方資料也顯示，經常空無一人的警哨亭使民眾怨聲四起。
村山發現，那時的人事制度，是社區警政不彰的癥結。由於逮流氓、抓犯人才能記點嘉獎，為民服務完全無助考績，基層警察為前途著想，外出臨檢成了當務之急，民眾的瑣事就自已看著辦吧。
八０年代中期，高層官員亟思重振警哨亭制度，決定改變員警獎懲辦法：為民服務重於破案多寡，只要基層服務做得好，晉升管道一樣通暢無比。這個措施有效地扭轉了員警的工作心態，服務熱忱明顯提升。
六月十五日起，台灣也已跨入社區警政階段，由警政署推動的「警勤區家戶服務工作」與「馬上辦服務中心」首開風氣之先。警政署長盧毓鈞希望以「服務的警察」取代「取締的警察」，改善目前冷漠的警民關係。
成效如何，猶待觀察。不少警界人士抱持觀望態度，因為有些問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除了單方面要求員警懷抱服務宗旨，警界有些不合理的人事、勤務制度也需徹底大翻修。一向盡量避免和警察打交道的台灣人民，則很難想像警察成了服務業。
日本社區警察型態可能出現在台灣嗎？警政署的行政革新能維持多久？讓我們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