彷彿是人和細菌間，一場永無休止的角力戰。
二十世紀末，一代代強效抗生素推陳出新，卻因過度使用，抗藥性細菌出現的速度愈來愈快、愈來愈頑強；近期在國際醫學界引發虛驚的「噬肉菌」，便是由普通的A型鏈球菌基因突變而成。如何遏止這種惡性循環，已成全球共同挑戰。
在台灣，近年來醫界也大量使用抗生素，根據統計，國人平均每人每花四到五塊錢醫藥費，就有一塊用來買抗生素，一年消費總金額高達六、七十億元。
避免盲目用藥
最近，醫界龍頭台大醫院終於正視問題，決定加強管制院內抗生素的使用，要求必須經主治級以上醫師蓋章以及細菌培養證實，才能讓病人由第一線抗生素跳到藥價較昂、藥效和副作用都較強的第二、三線藥物。
「醫療體系早就應該好好管制了！」曾任職台大醫院十餘年的資深藥師陳昭姿強調，其實不論大小醫院，抗生素都是重點管理藥品，但執行時卻往往流於虛文，放任醫師臨床自由判斷。
身為醫療消費者，只有深入瞭解抗生素的使用情況，才能避免成為盲目用藥人，進一步監督醫療體系是否善盡把關重任。
表面上看，抗生素使用不當，如還不需要使用時就用、用量太多或太少，病人並不會覺得不舒服，副作用不明顯，「這是醫師經常掉以輕心的原因。」台大醫院內科主治醫師張上淳指出。
然而長期濫用，等於用抗生素幫助細菌進行「適者生存」篩選；大量正常存在的無害細菌被殺死了，留下基因突變後、產生頑強抗藥性的菌種。一但發生感染，器官、組織遭受微生物入侵，一般人可能投以第一、二線的抗生素即可控制，體內抗藥性強的人，卻必須用到較貴、較強的三、四線藥物。
更麻煩的是，這類病人以後若再嚴重感染，「根本找不到藥可以治療。」陳昭姿在臨床經驗中發現。
除了個人健康受影響，醫界大量使用抗生素，相對地製造許多抗藥性細菌，飄浮在醫院的每個角落，造成愈見嚴重的「院內感染」。
台北榮總感染科主任劉正義指出，住院病人的抵抗力較差，加上如導尿管、靜脈注射等會造成小傷口的各種醫療處置又多，平均每一百個病人，約有四個會在住院後發生感染，「有些感染並無法預防，但抗藥性細菌卻使問題更難纏。」他強調。
為什麼醫界管制抗生素的使用會這麼難？醫師面臨龐大的臨床壓力是主因。
一位私人醫院的醫師坦承，在病人：「醫生，請你趕快把病治好，用最貴、最好的藥也沒關係」的要求下，他經常跳過第一線，直接使用後線的強效抗生素，明知此舉飲鳩止渴，可能增加患者的抗藥性。
另一種很難避免的情形是，醫生常在「無知」的狀況下用藥，不見得做出最佳判斷。劉正義舉例，碰上發高燒的住院病人必須趕快讓他退燒，但細菌培養卻要三天才有結果，醫師只能憑累積的臨床經驗去試」藥，一些無害的細菌便可能在過程中遭池魚之殃。
此外，許多醫師對抗生素不夠瞭解，造成使用不當。
種類繁多
自半世紀前，盤尼西林被意外發現後，抗生素類藥物的發展日新月異，至今已有十幾大類、一百多種，「醫學的領域太寬太廣，醫師無法完全追得上，在某些方面相對落伍了。」也在台大醫學院教書的張上淳表示，而不少醫師開處方時，養成使用某些固定藥品的習慣，往往妨礙他們接受新資訊。
儘管國內絕大多數醫院，包括台大醫院在內，抗生素的管理都停留在起步階段，但仍有少數的醫療院所努力克服困難，找出可行之路。
小型醫院孫逸仙防癌醫院的作法是尊重藥師的專業能力，由他們協助醫師作出對病人最有益的用藥判斷。現任該院藥局主任陳昭姿解釋，病人住院後，該院藥師會陪著醫師巡房，並就每個病人每天使用抗生素的情況做連續的記錄，病人的感染、用藥史、細菌培養結果等資訊一目了然。
她笑說，年輕醫師在使用後線藥物時，很習慣打電話徵詢藥師意見，因為知道不溝通就使用列管藥物，「一定會被打回票。」
病床超過五千床的榮民總醫院，則由最能掌握抗生素類藥物的感染科專科醫師負責把關。
榮總感染科主任劉正義指出，住院病人如恢復情況不佳、或感染相當嚴重，要用第二線以上藥物控制時，得先邀請感染科醫師會診後才能使用。「我們除了幫助病人外，也幫助其他科醫師能更正確診斷病情。」他說。
榮總的這項規定初期首引發強烈反彈，各科醫師不願釋出用藥決定權、也不信任感染專科醫師，但經過幾年的調適，這套制度運作日趨順暢。台大內科教授謝維銓即承認：「榮總的抗生素管理，做得比台大好。」
當細菌生態的平衡不斷因抗生素的大量使用遭到破壞，醫界進行自律管理，責無旁貸。但最重要的，或許不是訂定新規則的覺醒，而是落實執行的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