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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路倫理

文 / 蕭富元    
1994-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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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路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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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樂倏變。解嚴、解報禁、黨禁等自由化里程開始之後,台灣社會一時籠罩濃烈的樂觀情緒,相信威權政體結束,終將為社會帶來現代化的自由生活。然而,距此樂觀情境不過七年,預期心理落空,因社會脫序亂法而產生的怨思不滿,將當初一派天真的樂觀掃空,甚至不由然升起強烈的絕望感。

熱情冷卻後的冷漠,波詭雲譎,社會自我觀念極度擴張,公民意識卻蒙昧不興。像是遽盪在鐘擺的兩極,缺少一個均衡諧和的中道。文化觀察家甚至悲觀地比喻,台灣社會像是坐在一列失速的火車上,不知道何時會出軌傾覆。

哲學思想家勞思光深刻地思索,二十世紀是一個充滿幻滅感與迷失感的世紀,現代文化在巨大的危機之中。而處在二十世紀末,台灣社會也出現現代文明的危機困境。

「富而不治」

大環境悲觀虛無,從自殺率的逐年成長可以看出,社會彌漫頹廢寂寥的無力感。據警政署統計,平均每天有五到七人死於自殺,而歷年犯罪人口的比例也以倍數增加。

孜孜營營於自由民主的心累了,旺盛的生命活力,如今顯得有些疲軟不振。念舊的人更感歎倫理道德淪喪殆盡,「愈走愈迷失了」。

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陳弱水點出,華人文化公共性的低落,是華人社會達成現代轉換的大敵。以社會公共倫理層面審度,台灣只能算是「富而不治」、未全然現代化的社會。

社會對倫理道德的渴求與懂撮,早在威權政治解體之前就已萌芽。

民國七十年,時任行政院政務委員的李國鼎,鑒於台灣在轉型為現代工商社會之際,亟需建立公共道德觀,於是疾呼發展第六倫--工業社會倫理的觀念,他直言不諱:「一個國家不可能長期保有進步的經濟和落後的國民。」

雖然十三年之後的台灣社會已創造出現代化的客觀環境,但是民眾所持的觀念行為,卻不能與現代化條件相配合。社會充斥離心力量,逐漸肢解由傳統倫理凝聚而成的共識。

公共倫理的觀念非但沒有被遵行,連屬於私德的傳統五倫也漸遭破壞。子殺父、母賣女、學生殺老師、老師賣考題、抄襲學生作品等悖倫行為屢見不鮮。

對移風易俗影響深遠的宗教倫理,雖然出現前所未見的勃興,但是部分信徒卻免不了有捐款行善「買贖罪券」的功利心態,以宗教名義斂財騙色者亦所在多有。

「亂」劇接二連三上演。社會學者研究,失範社會的主要特徵是人與人僅有赤裸裸利益交往,凡事只求目標不擇手段,完全漠視自由主義精神中,社會對個人有優先性的公共倫理觀念。

社會甚至出現一種反道德趨向:未立案的幼稚園娃娃車悶死幼童;違法經營的商店火災傷及顧客;砂石車超速、超載,不顧無辜行人死活(至少有九0人死於砂石車輪下);工廠排放毒氣,污染附近鄰里;官員民代集體貪污,相互利益輸送,利用職權牟取非法利益。

見微知巨。道路上,交通規則乏人遵守,駕駛人資格的認定著重駕駛技術而非駕駛道德,大多職業團體也欠缺制定職業倫理守則的觀念。

「現在台灣是上下交征利。」方接掌台大哲學系主任的林火旺語氣無奈地說。

失去天頁熱情

倫理道德置若妄聞,律師公會秘書長黃國鐘律師更接著指出,民眾連「最小限度的道德」--法律,也「僅供參考用」,沒有切實遵行。黃國鐘強調,社會缺乏客觀可遵守的規範,會使遵守法律者的道德情感受挫,且遵守道德規範,在競爭中反而處於不利地位,道德人終將聲沈影寂。

「社會生病了,我還是打我的高爾夫,做我的工作,獨善其身吧。」一名公立醫院的外科醫師說出他「處亂世」的悲觀哲學。

在現代逐利社會,傳統倫理已經失去群眾魅力,無能規範民眾過現代都市生活。社會學家愛德華.希爾斯在「論傳統」一書中點破,社會失範的源頭,是因為傳統倫理約束力的失效;「傳統的倫理規範、制度、法律和象徵符號喪失克力斯瑪特質後,人們往往感到無所適從、不知所措,人們的社會行為會處於一種失範的狀態,亦即失去共同的規範和道德理想。」

而在傳統價值觀崩解之後,過去篤信的倫理觀念瞬間傾覆,讓許多人在變遷潮流中頓失所依,顯得惶懼不安。以前信仰的「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人倫價值觀,在今天的功利社會無人信守,是非標準不明,處處是灰色地帶,失去倫理建構的現代人「只有墮入虛空的虛空」,一位國中老師表示。

十年前,以批判犀利的「野火」一書,燃點威權統治下社會深刻反省的作家龍應台感歎地說,民主化後的台灣社會卻缺少十年前那種「天真的熱情」,而社會的無力感是來自價值觀的混亂。

天真的熱情彷佛在這場「兩千年所未見」的社會大變革中被澆熄,對於公共倫理更罕有道德勇氣者去捍衛。

在一項針對民眾道德觀的調查顯示,當看到他人有不道德行為時,八成以上的民眾只會暗自感歎,不會當場干涉。一名大學講師深深惋惜,現代社會缺少一種「任俠精神」,明哲保身已到頂點。曾有一位婦人在大白天當眾遭歹徒殺傷,圍觀者眾,卻沒有一人敢上前制止。

「伸張正義一定要有勇氣與信念。」黃國鐘堅持。

另一方面,過去威權時代一元價值觀潰堤,各種「只要我喜歡、愛拚才會贏」的多元倫理價值傾巢而出,在社會奔流成洶洶怒潮。每個人都遵照「人是萬物的尺度」法則,用自己的價值觀衡量一切事物,造成各種非理性的反制文化,只要是不同於己的理念,就是「陰謀」、「陽謀」。

弔詭的是,如果深入探究,其實傳統觀念並沒有完全退潮。這些多元化的道德價值觀,是「國王的新衣」,傳統一元道德觀,只是用不同的符號出現,骨子裡還是「威權心態」的多元倫理。

專研倫理學、自由主義的台大哲學系教授林火旺對此深有感觸,他觀察,台灣社會有自由但沒有節制,雖然很多元化,卻是「一元化」的多元體系,「我們有自由派,但沒有自由主義。」林火旺有感而發地說。

只能麻木?

失去倫理秩序的社會被社會學者比擬為都市叢林,要在其中生存,必須遵照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而且也只有「麻木不仁」才能在其中生活。

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陳弱水在「東亞現代化的困境與出路」會議上提出台灣社會現代化後的倫理道德危機:「違反自己在理智層面認為是合理的法規,是台北人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只有麻木,才能生活在不斷違規的狀態下。」

策馬探入失範莽原,有人認為,台灣社會原本是移民社會,社會變遷之因多出於外發性的刺激,所以遲遲不能建立一套永久的倫理價值體系。在外在因素挑戰下,新倫理和舊規範分道揚鑣,社會經常處於新舊拔河紛爭中。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系教授張德勝研究,儒家傳統社會有一種秩序情結與趨避動亂的文化取向,在破舊立新的現代化過程中,儒家思想根深葉茂的台灣杜會自然也會渴求秩序倫理。只是在追求新倫理秩序時,社會出現了缺乏民主政治倫理典範的危機。

危機之一來自社會欠缺集體意誠。建立倫理秩序需要一種社會集體意識,舊道德權威失靈,又不能及時建立新倫理規範,於是整個社會就處於遊戲規則混亂的真空階段。

精研變遷中社會的法國社會學大師涂爾幹就普指出,社會秩序不能只靠法律來維持,還必須借助於社會成員的集體意識,變遷中的台灣社會至今還沒有形成一種高度共識的集體意識。

一位社會觀察家表示,在傳統被切割之後,台灣社會依舊存有再生的力量,只是,並沒有,股善的力量,將再生力導引到健康的道德方向。民間草根力量縱然可觀,但是當政心態仍故步自封,無法創造一個有道德自律的大環境讓社會再生力充分塑型。

台大哲學系教授傅佩榮特別提出,過去當傳統倫理出現危機時,都靠政治家與教育家救亡圖存,度過困境。然而,現在政治家角色由民意代表扮演,教育家則由媒體取代,民代、媒體道德倫理自律性都不足,難以為民表率。

而對直接影響社會道德意識的政治環境,一般民眾更顯悲觀。社會學家韋伯認為,當政治人物過度耽溺於理念倫理,置責任倫理於不顧時,將造成社會不公與混亂失序。有人認為政治紛亂是台灣社會倫理破產的元凶,因為政治人物太強調理念倫理,用放大鏡看社會矛盾,讓社會共同意識逐步瓦解。

政治人物枉顧道德倫理,還將助長社會違法脫序的惡苗。有的立法委員為選民關說,向行政機關施壓取消交通違規的罰款。政府機關用人不循道德、能力考量,而是比立法委員推薦信多寡。

「政治是最大的公害。」國會觀察基金會董事黃國鐘痛責。

冷漠也是非道德

對政治漠不關心,致使部分政治人物敗德亂法缺乏制裁力,民眾也責無旁貸。政大社會系教授陳秉璋深一層解析,人民對政治的冷漠感,也是一種非道德行為,因為道樣會助長「反道德行為的出現」。

中研院院士、香港大學副校長金耀基體察,現代化進程中,傳統倫理必然要改變,只是民眾應憂慮,這個紊亂脫序的過渡時期,會不會變成「永久的狀態」,因為社會在變遷時留下的精神創傷(trauma),將會潛入文化潛意識裡,成為覆壓在世代集體潛意識的黑玻璃。

破舊立新,革了舊倫理觀的命,就得創造適應現代環境的新道德觀。台大大氣系教授林和建議,要建立倫理應先從寬容開始,若無包容的心重整新秩序,將會落入虛無主義。

文建會副主委陳其南對現代化社會失序狀態則持較樂觀看法,他肯定,現在社會雖然亂到極點,但有心人已經反躬自省,從養成社區意識開始,著手建立新都市社會的倫理價值體系。

二十世紀末葉,美國社會回歸道德的反省運動可做為台灣變動社會的參考。

在風行數十年個人主義之後,美國社會思想家開始思考建構倫理道德體系,提出道德十字軍的呼籲。這些「道德黨」人(virucrate)列出六條道德信念--值得信賴、尊重、負責、公平、關心、公民意識做為現代公民的倫理準則。

舊約聖經裡,上帝選民以色列人必須先遵守摩西十誡的倫理規範,才能在上帝恩寵中全活。台灣民眾也要先成為一個尊重倫理道德的社會人、規範人,在倫理規範中生活,才有資格享受真正民主自由的現代春風。

本文出自 1994 / 08 月號

第098期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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