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
近來發生的華航名古屋空難帶走二百六十二條人命，千島湖事件「冤死」三十二人。海霸王餐廳、論情西餐廳、神話世界的火災、健康幼稚園遭火燒車，以至多年前的日月潭翻船事故，每一次的事故總有一些不幸的傷亡。根據統計，台灣地區每年因意外事故的死亡者將近一萬五千人，這些不幸常化約成媒體上的數字，死了幾個，傷了幾人，損失多少，賠償如何；而真正的不幸和悲傷往往沈落在那些被摔破、被燒壞、被翻覆、被撞毀的家庭中。
深沈的傷痛
就像白先勇小說「一把青」裡女主角的憤怒與悲哀：「他知道甚麼？他跌得粉身碎骨哪裡還有知覺？他倒好，轟地一下便沒了……，可是我卻還有知覺呢。」罹難者走了，剩下的全留給有知覺的家人來感受。
剩下的是甚麼？要知覺的又是甚麼？
致力於環境心理學研究的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所長畢恆達認為，「一個人就是一個世界」，他有他的人際網路、生活舞台、發展中的故事情節……。可是他一走就把他的世界帶走，也帶走和他人共築的世界；和他有關聯的人就不得不去接受網路的中斷、舞台的破洞，還得重新調整平衡，或是修補破洞。所以，一個人的死亡不只是一個個體消失了而已。
即使是有一段心理緩衝期的非意外死亡，對家人都會是一種深沈的傷痛。那種傷痛，經營出版事業的簡志忠覺得是外人無法感同身受。六年前，他的女兒因病去世，他不敢經過公園，怕聽到公園裡的小孩喊爸爸的聲音；他無法面對另一個孩子，而把兒子委託父母親照顧；他不願再懷育一個小孩，怕是一種取代；他也責備自已沒有道義，女兒那麼小就離開人間，不管去哪裡都需要照料，自己竟然沒陪她去，還每天吃得下飯，睡得著覺……。
三年半前海霸王餐廳火災，帶走李教授(化名)的兒子。事發後，他不斷自責，當初是他不顧太太、兒子的反對，堅持要回國定居的。如果不回國，不讓兒子去吃那頓飯，不……。
康泰癌症末期照顧中心主任趙可式指出，人們常說死而無憾，卻沒有人知道死後是否能知覺有無遺憾，但至少活著的人也要能「無憾」，像未了之事，未說的話，未盡的心願，未澄清的關係。關係的結束最好能讓生命的兩端都覺無憾。
但這漫漫長路何其難啊！清華大學輔導中心教師成蒂指出，面臨家人的意外死亡時，通常心理上最先的反應是否認，不相信這樣的事會發生在自己的家屬身上，甚至懷抱一線希望。然後是憤怒，強烈地指責肇事者或責任單位；還會有挫折感，詢問老天為什麼要這樣子、上帝你在做什麼？接著是愧疚甚至罪惡感，而且會迫切地希望知道真相。
在銀行任職的楊經理便曾陷入這樣的情況。八年前他唯一的兒子騎機車外出遊玩，遭砂石車撞斃。八年來他買了不少模型卡車和機車，畫道路縮小圖，模擬當時狀況，為的只是想知道兒子是怎麼被撞死的。日月潭翻船時，一位生還者和兒子被救起，可是先生和女兒卻遭滅頂；自此以後，她常常聞到水中的汽油味。這是哀痛者長有的記憶遺留反應。
「危機處理」
哀傷除了情緒的不平衡外，表現在生理上的還有；呼吸急促、窒息感、胸部緊迫、喉嚨發緊等，有時甚會失眠、退縮、急躁不安、食慾低落、不其實感，或是幻覺、心不在焉。
由於意外的死亡帶給家屬過多的刺激，師範大學學生心理輔導中心主任鄔佩麗認為，在事故的處理過程中，應有「危機處理」的概念。所謂的危機處理，即是針對罹難者家屬在事發初期所提供的服務與照顧。例如：遭逢變故的家屬通常會不知所措，甚至不吃不喝，因此要先讓家屬能維持正常的生活功能，能吃喝，能睡覺，或是協助其家庭工作，如幫忙帶小孩等。
接著，要協助家屬處理死者的身後事，並提供心情上的支持、陪伴，沒有批判性的傾聽，接納家屬的情緒、怨言。此外，還須留意是否有想不開的行為。更重要的是，協助家屬經歷哀傷，重新生活。
接受死亡的事實是家屬必須踏出的第一步，而哀傷也是必經之途。如果不傷心、不難過，那只是壓抑情緒，並非真正的抒發，日後往往會對生活適應上產生困難。「哀傷像一片沙漠」，趙可式形容說，沙漠走起來是又熱、又渴、又難受，可是不走過去，沙漠永遠橫亙在面前，永遠只能在沙漠的這端，走不到那端過不同的日子。
沙漠不見得就非常難走過，安寧照顧基金會的執行長張玉仕認為，每個人都會有自已度過悲傷的方式。哭，是發洩情緒的慣用法。最近剛成立的喪夫團體「一葉蘭」，成立大會那天成員約好都不哭，可是一談起當年的情形，還是有人忍不住淚水，儘管已事隔多年。從事輔導工作的榮民總醫院社會工作組組長李開敏，提及自己父親過世時的景況，「每隔一天」就會哭一次，一點點小事或熟悉的感覺也會悲從中來。
除了情緒的發洩外，每個文化或宗教中的喪禮儀式也都提供機會，讓家屬和死者道別。本身是天主教徒的趙可式就覺得，台灣喪禮習俗中的「做七」是很好的設計。她說自己母親過世時，每隔七天的晚上，全家人就要聚在一起折元寶燒給母親，一邊折一邊聊母親生前的種種，說到難過時，眼淚就滴在元寶上。那樣的聊天其實正是對以往的關係做一回顧，七次下來，也差不多可以道別了。
索賠有象徵性意義
有時候，家屬對死亡真相的迫切瞭解以及索賠，也是道別的過程。成蒂認為受難者家屬的索賠行為，不應只被看作金錢的賠償，透過對責任單位的索賠，層層繁瑣的追查、抗爭、申辦手續，完成家屬和罹難者的最後一次連結，具有象徵性的意義。
榮民總醫院曾經有位病人在換心後沒多久，兒子在軍中自殺，家人怕她承受不起，沒敢告訴她，也沒讓她參加葬禮。後來她知道了，總覺得兒子的死很不真實，像夢一樣。三年後，日夜照顧她的女兒因突發性心臟病過世，這次她拒絕家人的保護，她說她要去參加葬禮，她要向女兒道別。
不久前，台北的真理堂教會剛為兩位姊妹舉行過追思禮拜，她們是華航名古屋空難的罹難者。教會為她們唱詩歌，訴說、分享生前的種種。該會于牧師指出，他們希望透過這樣儀式給生者安慰、重新盼望。
透過儀式，生死兩方可以做一告別，同時也是一種照會，讓家屬和社會知道有些死者關係人的身分已改變，對應的禮數也當調整。例如喪夫者成了寡婦，行為限制就會不一樣。有時候，文字、繪畫、音樂也是很好的悲傷療法。
旅美作家李黎的「悲懷書簡」就是記錄自己在兒子死後一年內的心情和思維，她在序文中提到「…書成時才發覺「悲懷」已非我此時的主要情緒了……還是用了這個書名……那是我對這世界的告白，除此之外我已別無更莊嚴而有效的排宣自己悲勵的方式。」作曲家馬勒(Gustav Mahler 1860～1911)的「悼亡兒之歌」何嘗不是？
以往，大多數人面對失落、分離、死亡，通常是用埋葬感情、找個替代品，或是獨自哀傷、相信時間會治療一切等等的方法應對，但通常只是把哀傷壓抑，不是宣洩。
悲傷需要輔導
近來意外事故的頻繁，心理輔導界開始留意「哀傷」的某些傷害性。他們使用專業技巧來進行「悲傷輔導」，也就是想辦法引誘當事人重新經歷哀傷過程。因為這些哀傷者常常是陷在哀傷中，沒有走完全程，沒有重新依附，沒有建立新的目標、新的生活。
健康幼稚園火燒車事件後，剛從美國回來的鄔佩麗曾經和台北的觀音線協談中心計畫為罹難家屬成立「支持性團體」，但卻乏人問津。民國七十九年八月日月潭翻船，殼牌(Shell)石油公司員工及家屬亡故多人，李開敏、張玉仕及另外兩位社工人員林方皓、葛書倫，向殼牌公司提出悲傷輔導的成長團體計晝。李開敏指出，當時殼牌公司由於顧慮家屬會藉「團體」之便組成受難組織，形成力量進行對殼牌的撫卹金談判，殼牌只同意提供經費讓家屬個別進行諮商。
四位社工人員分別接受家屬的諮商要求，但都只是一、兩戶家庭而已。其中還有的需要法律服務，而非心理諮商。另外像呂旭立紀念文教基金會、華明心理輔導中心也都曾開設過類似團體。鄔佩麗在美國學習時，便帶領過這樣的團體。她認為由於團體成員同質性高，彼此較易溝通理解。而且團體中有人是剛逢變故，有的親人已亡故三個月，或六個月、一年、二年、三年，甚至五年，這其實帶給成員很大的安慰，瞭解自己的情形並不是不正常。
當然，還是有些成員無法走過悲傷，結束關係，形成身體上的病症，一旦長期失眠、憂鬱，甚至無法正常地工作、生活時，就要進入療養的體系，也就是俗稱的「精神病」。
不論是自己可以度過哀傷，或是向心理輔導員求助，面對死亡在社會裡還是「不得不」的無奈。約翰．詹姆士(John W. James)和法蘭克．卻瑞(Frank Cherry)在其書－－「再見．悲傷」(Grief Recovery Handbook)裡談到：我們的養成教育多著重在如何取得物質與非物質的事物，為的是讓生命既成功又快樂，而很少教導我們如何失去事物，因為失去是破碎的、不圓滿的，和成功快樂背道而馳。
然而，教育是不是也有責任去教育我們「如何失去」、「如何割捨」？既然沒有人無法不死，也很難不碰上親人的死，為什麼不能在心中先做好準備，而讓來不及見最後一面，來不及說再見，來不及說出心中的話，滿心的問號，掛在淚水裡，掛在歲月中，卻依舊是無解呢？
事先接受死亡的必然性，預立遺囑並不是什麼不吉利的事。像真理堂的于牧師便預先立下了遺囑，在遺囑中他除了說明他的喪禮方式、遺物處理外，更重要的是，他告訴家人、朋友－－他愛他們。而這將會是于牧師家人面對他的死亡時，最大的安慰。
也許，死亡就是人和生活的互動，有「擁有」便有「失去」，人生，不過是這麼來回走一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