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你認為席揚一案是單純的刑事案 或的確涉及妨害新聞自由？
答：記者只要不是用錢買、直接到辦公室開抽屜去偷，都是正當的，何況大陸對「機密」的定義很模糊。
但是，從大陸的角度看，當然不是新聞自由的問題，因為大陸的新聞媒體多控制在黨手裡，他們根本沒有什麼新聞自由不自由的問題。
曾有一個中方官員事後說，記者只要「照章辦事」就沒問題。這就是他們所謂的新聞自由－－在大陸允許的範圍內，才有自由。這個觀點是西方、香港，甚全台灣媒體、輿論界無法接受的。
問：整個事件引起另一個話題，就是報團本身在大陸的投資、商業利益，會不會影響到媒體負責人對新聞專業的承諾？
答：我想這也無法避免。香港報團中，就屬明報、星島在大陸投資最大。既然已在大陸投資，就很難把言論和商業利益完全分開。但我認為，言論沒辦法不受影響，新聞處理卻仍應客觀公正。
中共現在已經學會用商業手段控制香港許多事務。許家屯(前香港新華社社長)在回憶錄都說，有必要時，他們可以撤回中資企業的廣告。平常請吃飯等，更是平常事。
又例如衛星電視最近為了進入大陸市場，跟北京妥協，中止跟英國國家電視台(BBC)的合約，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問：在這種情況下，負責大陸線的記者，壓力恐怕更大了？
答：現在已經很大了。從席揚案件發生後，香港新聞從業人員一直要求北京該訂出一套標準，讓他們遵循。這是很不應該的事。
因為，如果真的訂出這套標準，要不要遵守呢？要不要完全依照大陸那一套思考邏輯去採訪新聞呢？這等於將北京對傳媒的控制行為合法化，有點病急亂投醫，記者把獨立性格給放棄了。
問：那麼，記者該怎麼自處呢？
答：記者本來的職責就是追求真理、發掘事實；採訪大陸新聞的記者應該有坐牢的心理準備。只要是為了真理、事實，只要站得住腳，真的不幸要坐牢，也該受了。
問：這會不會太苛求記者？
答：對，也許有點強人所難，但如果香港的新聞媒體能夠團結，對九七後的新聞自由也不必太悲觀。
可惜的是，香港新聞媒體一向左、中、右分得太清楚；所以新聞自由無法制度化，而且深受立場問題干擾。這一次的席揚事件，倒使得記者比較團結，但仔細看一些報紙的反應，尤其是走大眾路線、娛樂取向、發行量很大的幾家報紙，他們根本無所謂。因為他們根本不關心政治事務。
這也跟歷史有關，由於殖民地的統治，香港沒有民主，但卻享有自由。如果九七之後，連這個自由也喪失，那實在是對「祖國」的大諷刺。
如果香港媒體可以團結，九七之後可以撐下去；可是依我看，他們已被各個擊破。席揚事件，無疑是對明報的最後一擊。
(李慧菊採訪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