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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裡牆外-現代警察故事

林志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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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恆

1994-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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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裡牆外-現代警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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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 1994 / 3月號雜誌 第093期遠見雜誌

一個悠閒的周日,在一幢幽暗的公寓樓梯間裡,林姓管區警員手捧厚重的戶籍名冊,正執行著兩小時的「戶口查察」。不巧,這天他從一樓爬到五樓,都吃了閉門羹。「戶口」一項他早被記多次申誡,眼看時間已到,預定查訪的戶數還不及十分之一,他不得不擱下手邊工作,趕回派出所執行下兩小時的勤務--警網巡邏。

當年人警校,他曾滿懷雄心壯志,嚮往背著「魔鬼剋星」中的驅鬼槍,橫掃賭窟。畢了業,才知道不是所有警察都那麼神氣。「也許警匪片看多了!」他吞口菸,喪氣地說:「曾經把警察當事業,現在最多當職業看。」才畢業兩年,年齡不過二十初頭,距離退役還有四年,他自認為鬥志早已磨耗殆盡。一輩子當警察?他不甘心。

情雖俏士氣低 

這位警員的心情,足以印證不久前研考會出爐的一份「基層員警專案調查」報告。調查發現,有四成六三的員警表達了轉業的意願。在員額近八萬的警界,基層警員(警佐職位)占九成,依此推估,約三萬五千人在遇有適當工作時,會另謀高就。

這樣的調查對警界似乎是一道警訊,然而警察卻也是近年突然熱門的行業。

培育基層警員的警察專科學校,自八十年起,報考青年不斷湧進,截至八十二年止,人數達顛峰一萬五千人,幾乎呈倍數成長,錄取率也從每兩人取一人,降到每百人取二十三人。而警專的老大哥「警官學校」,去年更破紀錄地創下最低錄取率--三.八九%。相較於國軍去年需求一千五百名軍官,都只招到六百人,警察顯得炙手可熱。

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連夜趕科場。「投身警界與遠離警界在數字上顯現的落差,足以反映近年台灣迅速變遷的社會脈動。」一位高階警官分析。

距今不過四、五年前,股市狂飆、聚眾活動也達到解嚴後的顛峰。一位警專教師承認,當時警察社會行情過低(警校畢業生的薪水一個月僅萬把塊錢),危險性高,願意投身警界的優秀青年偏低。

隨著股市低迷、經濟寒冬逼近、群眾運動也逐漸沈寂,警察的薪資早已水漲船高,一個剛畢業的警員底薪加超勤津貼,往往超過四萬,相形之下,已凌駕多數同齡的大學畢業生。

「這些年來,警察有很多表演舞台。」擁有社會學博士頭銜的台北市少年警察隊隊長馬振華表示,相較於軍人的舞台在戰場,在和平時期、治安不良時,警察反而有表現空間。

但不少身處其間的員警同時也若有所悟地點出:「光靠經濟因素或表象的憧憬,而沒有理想支持,一旦踏入警界,則是幻滅的開始。」

實然與應然的矛盾 

這群二十啷鐺,甚至不及二十歲的青年,步入社會淵藪後,首先面臨的撞擊,是理論與實際的極大落差。

學校說:執勤時要精神抖擻;見著歹徒要儘量奪刀奪槍;整頓交通時,執法要嚴……。

現實裡,員警們有無解的困惑;如果天雨,是否還要精神抖擻?多大的雨才能躲進巡邏車?當歹徒以槍相向,還要以擒拿之術奪刀奪槍?違規車輛裡,坐的是民代、官員,該如何處置?「沒有給釣竿,教我們如何釣魚?」一位曾任基層警員的巡官表示,學校教的只是「應然」,而缺少「實然」。

學校還說,管區警員的工作是服務街坊鄰居。但一位管區警員回憶,他剛畢業到派出所報到的第一天,資深警員竟領著去拜碼頭、收「節敬」。

一位嚮往霹靂小組的管區警員,投考警校前以為警察是開飛車、配手槍,穿山躍牆,飛簷走壁無所不能。但分發到派出所後,每天重覆的是查戶口、拆違規廣告、站崗、趕攤販、送役男召集令。「殺人放火的案子輪不到我管,每天反而忙著處理雞毛蒜皮的小事。」他無奈地說。

聽來,在養成教育階段似乎是「不教而驅之戰」,但警專教務主任官政哲坦言:「教育訓練不是解決所有問題的萬靈丹。學校只是提供合格的人力,資源如何運用,是另一組織的問題。」

然而警察工作也確實難為。前警政署長莊亨岱走過半世紀的警察生涯後,就形容自已的工作是「走在鋼索之上」。他表示,在群眾運動中,警察既要代表政府執法,又要紓緩民眾的情緒,常覺得兩面難為,裡外不是人。

兩年前「一百聯盟靜坐事件」中,當時的城中分局長張琪擔任現場指揮官,靜坐抗議的教授林山田曾在警官學校教過他刑法,對張琪而言,是執行上級命令?還是應尊重恩師?他進退維谷。 

「約翰韋恩症」 

處理群眾運動時,角色衝突;不規律的工作時數,更是對員警身心極大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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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警備隊員猶記得一次痛苦難當的經驗。一天清晨六點,他才拖著疲憊的身軀下班,無奈九點臨時通知「大同公司圍廠事件」必須立刻支援。「整整當了一天的拿破崙,衝動得想拿槍幹。」他激動地說。但隨即又轉念自嘲:「誰叫我當初要考警校?不想威風,只要輕鬆,每天在勤務簿上簽「無事故,退勤」就好。」

鑽研犯罪心理學的警官學校犯罪防治系主任黃富源研究發現,警察在投入工作一段時日後,易染「約翰韋恩症」。他援引美國警察心理學家柯羅士(Kroes)的研究進一步解釋,新進警員懷抱高度理想及毫無雜質的是非觀進入警界,很快地,現實的工作給他無情的壓力和打擊,開始變得過度拘謹、多疑、退縮、暴躁、權威取向……。

黃富源曾有一位生性仁厚老實的警官學生,在畢業三年後再度見面時,學生悲觀地對他說:「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在幽暗的人性面裡,都成了橫眉冷眼的諷刺。」他從學生焦慮的眼神裡,隱隱約約看到他身上印著約翰韋恩症的影子。

警察局度壓力的工作特質,似乎舉世皆然。然而在招生簡章、誘人的廣告詞中,看不到這一面。當這群警界新血漸有體悟,卻發現自己已趕不上台灣急遽變遷的步伐。

當政治威權崩解,警察的權威也相對萎縮。老一輩的警察可能都還懷念過去那段美好的日子;當警察騎腳踏車經過田埂,農人們會深深鞠躬,幾乎把頭栽到田裡;當警察喝住歹徒,對方可能立正、看齊,然後列隊向派出所齊步前進……。然而這些已成過往,如何追上社會脈動,成為現代警察新的挑戰。

戒嚴解除,「軍」與「警」也逐漸分立。警專校長呂育生因此肯定地說:「警察現在唱主角,有獨立的人格。」但是自軍中相承的高度官僚化組織卻未曾改變。

警察素質待提升 

馬振華表示,在官僚組織的設計裡,寧要造假的破案率,不要徹底為民服務、換得人民信任;重視劃一的工作紀律,輕忽地區特性的考量;成員個人生涯發展不如團體的抽象任務重要;相信快速的決策,不信任緩慢的民主決定……。

但偏偏警察處理的是多樣而異質性高的「顧客群」。「不合理但是牢牢宰制的組織,帶給基層警員極大的疏離感。」馬振華認為,高度官僚對警察工作並不合理。

一位已有十年警齡的警員,每天忙著處理街坊鄰里的垃圾糾紛、車禍糾紛、夫妻糾紛……,當他對社會上許多議題一句嘴也插不上時,赫然發現:「自已站在社會的最基層,卻對社會的變化彷彿一無所。」

其實民眾的知識及觀念,已逐漸超越警察的水準。警察在執法時,可能被熟知法律的民眾問得膛目結舌。

一位記者回憶唯一一次與警察打交道的經驗。當她遺失護照到派出所申報時,一位警員塗塗改改多次,「竟連基本的國字寫起來都有困難。」她懷疑這樣的人將來如何辦案?

曾任連江縣警察局長的馬祖立委曹爾忠不得不承認:「警察的重要性提高了,但民眾對警察的尊重都不如重要性。」

儘管近年警員的素質不斷提升,多數執教於警校的教師認為,今天警察面臨的挑戰,不只是要提高素質,還得要加快速度提升。

因此警官學校校長顏世錫致力提倡重建現有的警政教育制度,合併警官與警專,提升到大學程度。「今天環境變了,一個警察的知識程度不應低於一個小學老師。」不過他預測,重建制度至少得花二十年,如何消化現有的警察,即是一大學問。

除提升素質,警察究竟如何在現代社會網絡裡,重尋定位?在民眾的期待裡,警察究竟是「犯罪的打擊者」,還是「社會工作者」? 

偏重於服務角色 

在現實情況中,警方仍以破大案搶績效為優先。一位警員坦承,在績效掛帥的前提下,大家並不想再當「人民的保母」。因此有了竊案,他們儘量吃掉,否則會影響績效;若要處理自然死亡,大家也儘量拖班,因為這是「服務」,不算「績效」;寧可多抓幾個大陸偷渡客、非法外勞,也不願做好例行勤務……。

這樣的做法顯然不能為民眾所接受。

警政署長盧毓鈞一上任,即宣示要落實「警勤區制度」,設置「警勤區家戶服務卡」,此舉同時也定位了警察的角色,不再只是偏重犯罪的打擊者。

警政學者馬振華也認為,在現代社會中,警察應扮演的是「社區安全品質的整合者」。

他舉例,三年前北市大安區某一小社區,住戶原本不相往來,在遭幾次竊案後,住戶乃自發地組織守望相助的工作,其中管區警員在專業上,即扮演了良好的整合者。

前台北市警局局長廖兆祥曾表示,我們破案率高達七0%,卻在國際會議上不敢提。因為外人會質問民眾對警察的信任和支持有多少?在外國人的觀念裏,寧可只有二0、三0%的破案率,換取七0、八0%的信任度。

一位學者提醒,警察也來自這個社會。當多數警察擺盪在「事業」與「職業」之間,民眾也不能提供足夠的信任時,社會同時得付出相對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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