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悠閒的周日，在一幢幽暗的公寓樓梯間裡，林姓管區警員手捧厚重的戶籍名冊，正執行著兩小時的「戶口查察」。不巧，這天他從一樓爬到五樓，都吃了閉門羹。「戶口」一項他早被記多次申誡，眼看時間已到，預定查訪的戶數還不及十分之一，他不得不擱下手邊工作，趕回派出所執行下兩小時的勤務－－警網巡邏。
當年人警校，他曾滿懷雄心壯志，嚮往背著「魔鬼剋星」中的驅鬼槍，橫掃賭窟。畢了業，才知道不是所有警察都那麼神氣。「也許警匪片看多了！」他吞口菸，喪氣地說：「曾經把警察當事業，現在最多當職業看。」才畢業兩年，年齡不過二十初頭，距離退役還有四年，他自認為鬥志早已磨耗殆盡。一輩子當警察？他不甘心。
情雖俏士氣低
這位警員的心情，足以印證不久前研考會出爐的一份「基層員警專案調查」報告。調查發現，有四成六三的員警表達了轉業的意願。在員額近八萬的警界，基層警員(警佐職位)占九成，依此推估，約三萬五千人在遇有適當工作時，會另謀高就。
這樣的調查對警界似乎是一道警訊，然而警察卻也是近年突然熱門的行業。
培育基層警員的警察專科學校，自八十年起，報考青年不斷湧進，截至八十二年止，人數達顛峰一萬五千人，幾乎呈倍數成長，錄取率也從每兩人取一人，降到每百人取二十三人。而警專的老大哥「警官學校」，去年更破紀錄地創下最低錄取率－－三．八九%。相較於國軍去年需求一千五百名軍官，都只招到六百人，警察顯得炙手可熱。
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連夜趕科場。「投身警界與遠離警界在數字上顯現的落差，足以反映近年台灣迅速變遷的社會脈動。」一位高階警官分析。
距今不過四、五年前，股市狂飆、聚眾活動也達到解嚴後的顛峰。一位警專教師承認，當時警察社會行情過低(警校畢業生的薪水一個月僅萬把塊錢)，危險性高，願意投身警界的優秀青年偏低。
隨著股市低迷、經濟寒冬逼近、群眾運動也逐漸沈寂，警察的薪資早已水漲船高，一個剛畢業的警員底薪加超勤津貼，往往超過四萬，相形之下，已凌駕多數同齡的大學畢業生。
「這些年來，警察有很多表演舞台。」擁有社會學博士頭銜的台北市少年警察隊隊長馬振華表示，相較於軍人的舞台在戰場，在和平時期、治安不良時，警察反而有表現空間。
但不少身處其間的員警同時也若有所悟地點出：「光靠經濟因素或表象的憧憬，而沒有理想支持，一旦踏入警界，則是幻滅的開始。」
實然與應然的矛盾
這群二十啷鐺，甚至不及二十歲的青年，步入社會淵藪後，首先面臨的撞擊，是理論與實際的極大落差。
學校說：執勤時要精神抖擻；見著歹徒要儘量奪刀奪槍；整頓交通時，執法要嚴……。
現實裡，員警們有無解的困惑；如果天雨，是否還要精神抖擻？多大的雨才能躲進巡邏車？當歹徒以槍相向，還要以擒拿之術奪刀奪槍？違規車輛裡，坐的是民代、官員，該如何處置？「沒有給釣竿，教我們如何釣魚？」一位曾任基層警員的巡官表示，學校教的只是「應然」，而缺少「實然」。
學校還說，管區警員的工作是服務街坊鄰居。但一位管區警員回憶，他剛畢業到派出所報到的第一天，資深警員竟領著去拜碼頭、收「節敬」。
一位嚮往霹靂小組的管區警員，投考警校前以為警察是開飛車、配手槍，穿山躍牆，飛簷走壁無所不能。但分發到派出所後，每天重覆的是查戶口、拆違規廣告、站崗、趕攤販、送役男召集令。「殺人放火的案子輪不到我管，每天反而忙著處理雞毛蒜皮的小事。」他無奈地說。
聽來，在養成教育階段似乎是「不教而驅之戰」，但警專教務主任官政哲坦言：「教育訓練不是解決所有問題的萬靈丹。學校只是提供合格的人力，資源如何運用，是另一組織的問題。」
然而警察工作也確實難為。前警政署長莊亨岱走過半世紀的警察生涯後，就形容自已的工作是「走在鋼索之上」。他表示，在群眾運動中，警察既要代表政府執法，又要紓緩民眾的情緒，常覺得兩面難為，裡外不是人。
兩年前「一百聯盟靜坐事件」中，當時的城中分局長張琪擔任現場指揮官，靜坐抗議的教授林山田曾在警官學校教過他刑法，對張琪而言，是執行上級命令？還是應尊重恩師？他進退維谷。
「約翰韋恩症」
處理群眾運動時，角色衝突；不規律的工作時數，更是對員警身心極大的考驗。
一位警備隊員猶記得一次痛苦難當的經驗。一天清晨六點，他才拖著疲憊的身軀下班，無奈九點臨時通知「大同公司圍廠事件」必須立刻支援。「整整當了一天的拿破崙，衝動得想拿槍幹。」他激動地說。但隨即又轉念自嘲：「誰叫我當初要考警校？不想威風，只要輕鬆，每天在勤務簿上簽「無事故，退勤」就好。」
鑽研犯罪心理學的警官學校犯罪防治系主任黃富源研究發現，警察在投入工作一段時日後，易染「約翰韋恩症」。他援引美國警察心理學家柯羅士(Kroes)的研究進一步解釋，新進警員懷抱高度理想及毫無雜質的是非觀進入警界，很快地，現實的工作給他無情的壓力和打擊，開始變得過度拘謹、多疑、退縮、暴躁、權威取向……。
黃富源曾有一位生性仁厚老實的警官學生，在畢業三年後再度見面時，學生悲觀地對他說：「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在幽暗的人性面裡，都成了橫眉冷眼的諷刺。」他從學生焦慮的眼神裡，隱隱約約看到他身上印著約翰韋恩症的影子。
警察局度壓力的工作特質，似乎舉世皆然。然而在招生簡章、誘人的廣告詞中，看不到這一面。當這群警界新血漸有體悟，卻發現自己已趕不上台灣急遽變遷的步伐。
當政治威權崩解，警察的權威也相對萎縮。老一輩的警察可能都還懷念過去那段美好的日子；當警察騎腳踏車經過田埂，農人們會深深鞠躬，幾乎把頭栽到田裡；當警察喝住歹徒，對方可能立正、看齊，然後列隊向派出所齊步前進……。然而這些已成過往，如何追上社會脈動，成為現代警察新的挑戰。
戒嚴解除，「軍」與「警」也逐漸分立。警專校長呂育生因此肯定地說：「警察現在唱主角，有獨立的人格。」但是自軍中相承的高度官僚化組織卻未曾改變。
警察素質待提升
馬振華表示，在官僚組織的設計裡，寧要造假的破案率，不要徹底為民服務、換得人民信任；重視劃一的工作紀律，輕忽地區特性的考量；成員個人生涯發展不如團體的抽象任務重要；相信快速的決策，不信任緩慢的民主決定……。
但偏偏警察處理的是多樣而異質性高的「顧客群」。「不合理但是牢牢宰制的組織，帶給基層警員極大的疏離感。」馬振華認為，高度官僚對警察工作並不合理。
一位已有十年警齡的警員，每天忙著處理街坊鄰里的垃圾糾紛、車禍糾紛、夫妻糾紛……，當他對社會上許多議題一句嘴也插不上時，赫然發現：「自已站在社會的最基層，卻對社會的變化彷彿一無所。」
其實民眾的知識及觀念，已逐漸超越警察的水準。警察在執法時，可能被熟知法律的民眾問得膛目結舌。
一位記者回憶唯一一次與警察打交道的經驗。當她遺失護照到派出所申報時，一位警員塗塗改改多次，「竟連基本的國字寫起來都有困難。」她懷疑這樣的人將來如何辦案？
曾任連江縣警察局長的馬祖立委曹爾忠不得不承認：「警察的重要性提高了，但民眾對警察的尊重都不如重要性。」
儘管近年警員的素質不斷提升，多數執教於警校的教師認為，今天警察面臨的挑戰，不只是要提高素質，還得要加快速度提升。
因此警官學校校長顏世錫致力提倡重建現有的警政教育制度，合併警官與警專，提升到大學程度。「今天環境變了，一個警察的知識程度不應低於一個小學老師。」不過他預測，重建制度至少得花二十年，如何消化現有的警察，即是一大學問。
除提升素質，警察究竟如何在現代社會網絡裡，重尋定位？在民眾的期待裡，警察究竟是「犯罪的打擊者」，還是「社會工作者」？
偏重於服務角色
在現實情況中，警方仍以破大案搶績效為優先。一位警員坦承，在績效掛帥的前提下，大家並不想再當「人民的保母」。因此有了竊案，他們儘量吃掉，否則會影響績效；若要處理自然死亡，大家也儘量拖班，因為這是「服務」，不算「績效」；寧可多抓幾個大陸偷渡客、非法外勞，也不願做好例行勤務……。
這樣的做法顯然不能為民眾所接受。
警政署長盧毓鈞一上任，即宣示要落實「警勤區制度」，設置「警勤區家戶服務卡」，此舉同時也定位了警察的角色，不再只是偏重犯罪的打擊者。
警政學者馬振華也認為，在現代社會中，警察應扮演的是「社區安全品質的整合者」。
他舉例，三年前北市大安區某一小社區，住戶原本不相往來，在遭幾次竊案後，住戶乃自發地組織守望相助的工作，其中管區警員在專業上，即扮演了良好的整合者。
前台北市警局局長廖兆祥曾表示，我們破案率高達七０%，卻在國際會議上不敢提。因為外人會質問民眾對警察的信任和支持有多少？在外國人的觀念裏，寧可只有二０、三０%的破案率，換取七０、八０%的信任度。
一位學者提醒，警察也來自這個社會。當多數警察擺盪在「事業」與「職業」之間，民眾也不能提供足夠的信任時，社會同時得付出相對的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