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基本問題把台灣綁得動彈不得：
●中共始終不肯改變老大嘴臉，兩岸關係持續僵硬，台灣永遠危如累卵。
●經濟成長率雖然比許多國家高，但新興工業國尾隨在後，台灣後繼力如何頗堪擔憂。
●雖然經貿表現不弱，卻換不到國際尊嚴，國際地位仍然是靠邊站的那一個。
思考台灣內部困境的同時，向外看，世界傳統的經濟定律正在重寫、國際經貿版圖變動方酣、跨國企業勢力正在解構與重組的交替當中。這似乎為台灣的舞台照出了一道微弱曙光。
突破困局的曙光
安全、發展與尊嚴，是目前台灣最想要的。怎麼要？國防力量？外交手段？許多人毋寧相信，經濟實力或許還是比較實際的途徑。但是，怎麼做？
台灣，苦苦等待一把突破困局的利刃、一盞指向未來的明燈：一個向上躍升的契機。
有人默默挖掘眼前路上的砂礫；有人在翹首盼望答案；有人缺乏耐性失去了信心；而有一批人正要去做點燈的人。在他們的構想裡，台灣未來之鑰已然在握－－亞太營運中心。
蕭萬長，經建會主委，是將亞太營運中心從經濟部層次提升到經建會，並再向上推到行政院層次的關鍵人物。
徐小波，台大法律系教授，是亞太營運中心原始構想的創建者。
薛琦，原台大經濟系教授，與徐小波等撰寫「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的可行性研究」，是理論與實際的牽線人，為了落實該項計畫，被蕭萬長延攬為經建會副主委。
徐小波結合理律法律事務所律師劉紹樑等，除了建構理念，也做外商來台的穿針引線工作。蕭萬長之下，則有一支以經濟部為主的行政隊伍正在落實該項計畫。
早在擔任國貿局局長時期，蕭萬長就因常參加經貿談判，站在面對國際壓力的第一線，而意識到台灣加速自由化、國際化的必要性。徐小波多年來則以研究僑外投資法律著稱，平日為經濟部改革僑外投資法律的諮詢顧問之一。他同時身兼太平洋盆地經濟理事會(PBEC)中華民國總會的理事。薛琦在擔任教職時，就曾研究外人投資對我經濟發展的影響，並給予正面的肯定。
由這些人建構的「亞太營運中心」，究竟有什麼意涵？想要達成什麼標的？又如何落實？
四重意義
薛琦分析，外資近幾年來利用台灣地理位置、生產條件、穩定的物價、國內市場潛力等因素，有將其在台灣的投資，發展成為包括生產、研發、人力支援等的亞太地區營運中心的趨勢。以此為基礎，目前的政策目的，是要外商更進一步將此區域營運中心的範圍擴大到管理、行銷、融資、．訓練、資訊蒐集、決策等多重功能。
在薛琦看來，推動「亞太營運中心」至少有四重意義：
(一)進一步吸引外資及其技術，有利產業升級；
(二)國外人員、資訊、商品自由進出，可讓台灣經濟更國際化、自由化；
(三)外資作為催化劑，刺激國內投資環境改善，能有效地將國內產業根留台灣；
(四)台灣可藉此做為北美、歐洲經濟體與東南亞、中國大陸經濟體之間的中介傳承角色。
「說穿了，它就是徹底的國際化、自由化，」理律的劉紹樑一語中的，他更道出經濟目的之外的政治意義；「最核心的意義在於，愈國際化，台灣愈安全。」
亞太營運中心的本質與政治目的設計，其實並非全然創新。事實上，台灣經濟追求自由化、國際化，可溯自民國六十七年中美斷交時期。「當時政府不斷透過本國企業向外借美元，企圖借此牽住國際視線，而一度使當時的外債達到高峰。」一位會計師回憶。
民國七十一年中，延續這樣的心理狀態，加上我國對外貿易持續出超，受到美方壓力愈來愈大，當時行政院曾經在研究半年之後，通過一份「提高我國在遠東地區經貿地位方案要點」，決定以簡化出入境手續、籌設台北市貿中心．自由貿易區、增闢空運航線、建立海運倉儲轉運中心、籌設金融中心等措施來促進台灣與國際間的密切往來，建立我國在國際間的新形象。
而方案中的自由貿易區，被單獨拿出經年討論，一直到民國七十三年底，在當時資金、貨物流通、人員出入、通訊皆無法做到全面自由化的考慮下，被當時經建會的審議結論「終結」掉了。依照當年的方案，除世貿中心、國際機場免稅商店、中正機場二期工程等硬體建設陸續完成外，「軟體的改進太過緩慢。」一位民間業者早有多次抱怨。
民國七十三年上任行政院長的俞國華喊出經濟自由化、國際化、制度化，之後政府已與愈來愈多學術界人士達成共識，認為自由仇、國際化是台灣唯一可走的路。而政府也陸續在產業保護政策、匯率及金融管制方面，逐步解除限制。
但是，「不可諱言，許多法規、作法或行政效率，和一個開放的經濟或工業先進國的標準，仍有一段距離。」薛琦自嘲未能避免做為學者的批判色彩。他指出，訂出一個具體目標，落實自由佔、國際化的構想，便成為他們在制定下一階段政策時的思考方向。
各方質疑多
然而，以時間為尺，以往談得多、做得少的自由化、國際他，這次換了新衣，又將會邁步多遠？
另一方面，用空間來審度，要做亞太營運中心，台灣的競爭對手之一新加坡，早在一九八六年就高舉「成為亞太金融中心」旗幟；香港更是先行了好幾步；馬來西亞、菲律賓、大陸主要城市都在尋找躋身的空隙。許多人質疑，相關條件缺憾仍不少的台灣，有機會嗎？(表一)
政策被賦予的意涵太繁複，規模牽涉太廣，使得這項政策邁出經濟部大門時，來自各方的質疑盈尺，引發若干迷思。
有人把它當作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夢想、口號，「真正做的事很少。」一位財政部官員就私下認為。有人則直接把它當成「換個名字的外人投資條例」。
不僅在亞太營運中心的意義上意見相左，落實到執行面，多數人也用問題去挑戰政策設計者。雖然許多外商對政府部門端出「亞太營運中心」這道大餐都表現高度興趣，卻也無法不提實際面的諸多缺憾。事實上，根據經濟部委託的評估報告，基礎設施、財政金融制度、經貿法規中，需要修改增、訂的就有五十項之多。(表二)
許多外商表示，這個策略的主要障礙，在於政府各部門的協調溝通有待改進。
全世界最大的航空貨運公司 美國飛遞航空，三年前就開始向交通部申請成立輻軸轉運中心，交通部和說在今年才正式收到申請書。「我們已經送過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次了。」遠在日本的飛遞航空北太平洋地區法律咨商總經理米勒(George L. Miller)透過電話再三強調，然後自我解嘲：「問題可能出在換了三次部長吧。」
心態保守
「金融自由化，頭腦要先自由化。」身處政府部門，財政部金融局副局長陳沖也深有所感。他舉例，金融要自由化，就是要讓外人感覺願意來。但是目前卻規定外商銀行分行每年只能開放三家。
「有些限制是花了一大堆文字，徒遭責罵，自己也解釋不出為什麼。」陳沖從外商銀行跳入政府單位，一路觀察出部分官員的保守心態。
有多次與國際企業聯盟經驗的神通集團董事長苗豐強，對亞太營運中心更抱持悲觀。「人力素質、土地成本、環境、生活品質……問題，都不是短期內可以解決的。」苗豐強斂起笑容，嚴肅地說。
但政策設計者似乎並非不瞭解現實面的障礙重重，他們卻選擇更凌空的思考。而對大部分人而言，這都是一次對慣性思維的挑戰。
決策者傾向由外部環境的機會點看台灣。台商在東南亞、大陸所建立的產業網路，變成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的重要資產。加上優越的地理位置，「台灣如果不做，真是浪費。」薛琦在對海峽交流基金會的演講會上急急宣揚理念。
面對各方質疑，薛琦引述一位退休的政府官員的話提出答辯：「美國政府的壓力一來，我們政府的勇氣就來。」他認為亞太營運中心的積極意義，正是要藉此機會檢討國內的法令規章、硬體設施、居住及人文環境等，一舉將台灣建設成更開放、符合國際規範的經濟社會。
亞太營運中心因此不只是一個目標，更被賦予「手段」的意義。「做不到，不是答案。」徐小波更直接了當地說，很多法令修改只在一念之間。
執行指令須清楚
最近內政部決定將公有土地、農地釋出；財政部接連宣布將放寬外人投資國內金融業及上市公司，一位投資處官員就認為是「逼」出來的結果。「大家都需要口號來喚醒。」這位官員認為標舉亞太營運中心政策，有重燃政府官員鬥志的現實考慮。
另一方面，目前正在規畫中的落實方案，也基於現實面的考量，而多所轉折。
原本政策構想企圖藉亞太營運中心來改善全台灣投資環境，但依經建會目前的規畫，都可能縮小為在全省設立營運特區，並且考慮運用單行法規給予外商優惠。立委彭百顯批評這是開倒車。
「全島改善，花費的金錢、人力、時間太長。」投資處黃志鵬組長則不諱言是為了追求時效。計畫中，經建會要在八個月內提出具體方案，之後就要正式推動。
另外，外商關切的是，要成為亞太營運中心，兩岸三通的問題遲早要浮上檯面，政策怎麼應對？一些外商認為如以目前僵滯情況，跨國公司對台灣難有突破性的行動。但是一位官員則透露，政策制定者在評估這項變因時，最後仍持正面看法，理由是「以兩岸現有經貿基礎，三通並非嚴重阻礙，可以繞過這個問題去做。」
面對諸多疑慮，證諸過去自由化、國際化進展緩慢的經驗，如何避免理念宏遠的亞太營運中心執行腳步踉蹌？
「現在怎麼做？幾年後要達到什麼地步？需要高層次、跨部會共同推動，誰來做規範、分配工作？」交通部航政司空運科科長林信得認為：「指令要清楚，否則很容易做虛工。」交通部目前正在推動台灣成為西太平洋轉運中心的目標。
「先從小的慢慢建立，台灣成為center of something應該是有可能的。」迪吉多電腦台灣分公司總經理林榮生則建議。
「做比不做好，做，可變成一種推力。」一位前資深財經記者、現為民營企業的專業經理人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