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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圖路遙-亞太營運中心

文 / 許彩雪    
1993-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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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圖路遙-亞太營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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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基本問題把台灣綁得動彈不得:

●中共始終不肯改變老大嘴臉,兩岸關係持續僵硬,台灣永遠危如累卵。

●經濟成長率雖然比許多國家高,但新興工業國尾隨在後,台灣後繼力如何頗堪擔憂。

●雖然經貿表現不弱,卻換不到國際尊嚴,國際地位仍然是靠邊站的那一個。

思考台灣內部困境的同時,向外看,世界傳統的經濟定律正在重寫、國際經貿版圖變動方酣、跨國企業勢力正在解構與重組的交替當中。這似乎為台灣的舞台照出了一道微弱曙光。

突破困局的曙光

安全、發展與尊嚴,是目前台灣最想要的。怎麼要?國防力量?外交手段?許多人毋寧相信,經濟實力或許還是比較實際的途徑。但是,怎麼做?

台灣,苦苦等待一把突破困局的利刃、一盞指向未來的明燈:一個向上躍升的契機。

有人默默挖掘眼前路上的砂礫;有人在翹首盼望答案;有人缺乏耐性失去了信心;而有一批人正要去做點燈的人。在他們的構想裡,台灣未來之鑰已然在握--亞太營運中心。

蕭萬長,經建會主委,是將亞太營運中心從經濟部層次提升到經建會,並再向上推到行政院層次的關鍵人物。

徐小波,台大法律系教授,是亞太營運中心原始構想的創建者。

薛琦,原台大經濟系教授,與徐小波等撰寫「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的可行性研究」,是理論與實際的牽線人,為了落實該項計畫,被蕭萬長延攬為經建會副主委。

徐小波結合理律法律事務所律師劉紹樑等,除了建構理念,也做外商來台的穿針引線工作。蕭萬長之下,則有一支以經濟部為主的行政隊伍正在落實該項計畫。

早在擔任國貿局局長時期,蕭萬長就因常參加經貿談判,站在面對國際壓力的第一線,而意識到台灣加速自由化、國際化的必要性。徐小波多年來則以研究僑外投資法律著稱,平日為經濟部改革僑外投資法律的諮詢顧問之一。他同時身兼太平洋盆地經濟理事會(PBEC)中華民國總會的理事。薛琦在擔任教職時,就曾研究外人投資對我經濟發展的影響,並給予正面的肯定。

由這些人建構的「亞太營運中心」,究竟有什麼意涵?想要達成什麼標的?又如何落實?

四重意義

薛琦分析,外資近幾年來利用台灣地理位置、生產條件、穩定的物價、國內市場潛力等因素,有將其在台灣的投資,發展成為包括生產、研發、人力支援等的亞太地區營運中心的趨勢。以此為基礎,目前的政策目的,是要外商更進一步將此區域營運中心的範圍擴大到管理、行銷、融資、.訓練、資訊蒐集、決策等多重功能。

在薛琦看來,推動「亞太營運中心」至少有四重意義:

(一)進一步吸引外資及其技術,有利產業升級;

(二)國外人員、資訊、商品自由進出,可讓台灣經濟更國際化、自由化;

(三)外資作為催化劑,刺激國內投資環境改善,能有效地將國內產業根留台灣;

(四)台灣可藉此做為北美、歐洲經濟體與東南亞、中國大陸經濟體之間的中介傳承角色。

「說穿了,它就是徹底的國際化、自由化,」理律的劉紹樑一語中的,他更道出經濟目的之外的政治意義;「最核心的意義在於,愈國際化,台灣愈安全。」

亞太營運中心的本質與政治目的設計,其實並非全然創新。事實上,台灣經濟追求自由化、國際化,可溯自民國六十七年中美斷交時期。「當時政府不斷透過本國企業向外借美元,企圖借此牽住國際視線,而一度使當時的外債達到高峰。」一位會計師回憶。

民國七十一年中,延續這樣的心理狀態,加上我國對外貿易持續出超,受到美方壓力愈來愈大,當時行政院曾經在研究半年之後,通過一份「提高我國在遠東地區經貿地位方案要點」,決定以簡化出入境手續、籌設台北市貿中心.自由貿易區、增闢空運航線、建立海運倉儲轉運中心、籌設金融中心等措施來促進台灣與國際間的密切往來,建立我國在國際間的新形象。

而方案中的自由貿易區,被單獨拿出經年討論,一直到民國七十三年底,在當時資金、貨物流通、人員出入、通訊皆無法做到全面自由化的考慮下,被當時經建會的審議結論「終結」掉了。依照當年的方案,除世貿中心、國際機場免稅商店、中正機場二期工程等硬體建設陸續完成外,「軟體的改進太過緩慢。」一位民間業者早有多次抱怨。

民國七十三年上任行政院長的俞國華喊出經濟自由化、國際化、制度化,之後政府已與愈來愈多學術界人士達成共識,認為自由仇、國際化是台灣唯一可走的路。而政府也陸續在產業保護政策、匯率及金融管制方面,逐步解除限制。

但是,「不可諱言,許多法規、作法或行政效率,和一個開放的經濟或工業先進國的標準,仍有一段距離。」薛琦自嘲未能避免做為學者的批判色彩。他指出,訂出一個具體目標,落實自由佔、國際化的構想,便成為他們在制定下一階段政策時的思考方向。

各方質疑多

然而,以時間為尺,以往談得多、做得少的自由化、國際他,這次換了新衣,又將會邁步多遠?

另一方面,用空間來審度,要做亞太營運中心,台灣的競爭對手之一新加坡,早在一九八六年就高舉「成為亞太金融中心」旗幟;香港更是先行了好幾步;馬來西亞、菲律賓、大陸主要城市都在尋找躋身的空隙。許多人質疑,相關條件缺憾仍不少的台灣,有機會嗎?(表一)

政策被賦予的意涵太繁複,規模牽涉太廣,使得這項政策邁出經濟部大門時,來自各方的質疑盈尺,引發若干迷思。

有人把它當作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夢想、口號,「真正做的事很少。」一位財政部官員就私下認為。有人則直接把它當成「換個名字的外人投資條例」。

不僅在亞太營運中心的意義上意見相左,落實到執行面,多數人也用問題去挑戰政策設計者。雖然許多外商對政府部門端出「亞太營運中心」這道大餐都表現高度興趣,卻也無法不提實際面的諸多缺憾。事實上,根據經濟部委託的評估報告,基礎設施、財政金融制度、經貿法規中,需要修改增、訂的就有五十項之多。(表二)

許多外商表示,這個策略的主要障礙,在於政府各部門的協調溝通有待改進。

全世界最大的航空貨運公司 美國飛遞航空,三年前就開始向交通部申請成立輻軸轉運中心,交通部和說在今年才正式收到申請書。「我們已經送過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次了。」遠在日本的飛遞航空北太平洋地區法律咨商總經理米勒(George L. Miller)透過電話再三強調,然後自我解嘲:「問題可能出在換了三次部長吧。」

心態保守

「金融自由化,頭腦要先自由化。」身處政府部門,財政部金融局副局長陳沖也深有所感。他舉例,金融要自由化,就是要讓外人感覺願意來。但是目前卻規定外商銀行分行每年只能開放三家。

「有些限制是花了一大堆文字,徒遭責罵,自己也解釋不出為什麼。」陳沖從外商銀行跳入政府單位,一路觀察出部分官員的保守心態。

有多次與國際企業聯盟經驗的神通集團董事長苗豐強,對亞太營運中心更抱持悲觀。「人力素質、土地成本、環境、生活品質……問題,都不是短期內可以解決的。」苗豐強斂起笑容,嚴肅地說。

但政策設計者似乎並非不瞭解現實面的障礙重重,他們卻選擇更凌空的思考。而對大部分人而言,這都是一次對慣性思維的挑戰。

決策者傾向由外部環境的機會點看台灣。台商在東南亞、大陸所建立的產業網路,變成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的重要資產。加上優越的地理位置,「台灣如果不做,真是浪費。」薛琦在對海峽交流基金會的演講會上急急宣揚理念。

面對各方質疑,薛琦引述一位退休的政府官員的話提出答辯:「美國政府的壓力一來,我們政府的勇氣就來。」他認為亞太營運中心的積極意義,正是要藉此機會檢討國內的法令規章、硬體設施、居住及人文環境等,一舉將台灣建設成更開放、符合國際規範的經濟社會。

亞太營運中心因此不只是一個目標,更被賦予「手段」的意義。「做不到,不是答案。」徐小波更直接了當地說,很多法令修改只在一念之間。

執行指令須清楚

最近內政部決定將公有土地、農地釋出;財政部接連宣布將放寬外人投資國內金融業及上市公司,一位投資處官員就認為是「逼」出來的結果。「大家都需要口號來喚醒。」這位官員認為標舉亞太營運中心政策,有重燃政府官員鬥志的現實考慮。

另一方面,目前正在規畫中的落實方案,也基於現實面的考量,而多所轉折。

原本政策構想企圖藉亞太營運中心來改善全台灣投資環境,但依經建會目前的規畫,都可能縮小為在全省設立營運特區,並且考慮運用單行法規給予外商優惠。立委彭百顯批評這是開倒車。

「全島改善,花費的金錢、人力、時間太長。」投資處黃志鵬組長則不諱言是為了追求時效。計畫中,經建會要在八個月內提出具體方案,之後就要正式推動。

另外,外商關切的是,要成為亞太營運中心,兩岸三通的問題遲早要浮上檯面,政策怎麼應對?一些外商認為如以目前僵滯情況,跨國公司對台灣難有突破性的行動。但是一位官員則透露,政策制定者在評估這項變因時,最後仍持正面看法,理由是「以兩岸現有經貿基礎,三通並非嚴重阻礙,可以繞過這個問題去做。」

面對諸多疑慮,證諸過去自由化、國際化進展緩慢的經驗,如何避免理念宏遠的亞太營運中心執行腳步踉蹌?

「現在怎麼做?幾年後要達到什麼地步?需要高層次、跨部會共同推動,誰來做規範、分配工作?」交通部航政司空運科科長林信得認為:「指令要清楚,否則很容易做虛工。」交通部目前正在推動台灣成為西太平洋轉運中心的目標。

「先從小的慢慢建立,台灣成為center of something應該是有可能的。」迪吉多電腦台灣分公司總經理林榮生則建議。

「做比不做好,做,可變成一種推力。」一位前資深財經記者、現為民營企業的專業經理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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