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者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於一九八七年出版「世界強權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洛陽紙貴，名噪一時，在全美暢銷書榜上名列前茅，歷久不衰。
由於甘迺迪談到美國在跨進二十一世紀之際，其雄踞世界霸主的優勢將面臨「相對衰落」，意含「美國世紀」已到黃昏時分，此一論斷觸及美國人的神經，引起了正反兩面的強烈回應，更成為一九八八年總統競選時的熱門話題。
「創世紀」寫作緣起
甘迺迪是英國出生，受教牛津的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者，他的歷史專業是近代戰略與國際事務，在「世界強權的興衰」之前，已經是十本書的作者，而「世界強權的興衰」則使他的名字從學院黌宮進入大眾媒體市場。
今年初，甘迺迪教授又出版了「創世紀」(Prepar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幾乎是可以預見的，他的新書再一次引起廣泛的反應。此書距「世界強權的興衰」的出版約五年時間。這本書之寫作，據作者自述，多少有些偶然因素。一九八八年春，他在華盛頓的布魯克斯研究院與一群經濟學者討論他當時出版不久的「世界強權的興衰」，其中有一位提出尖銳的批評，指他此書太過傳統式，依然把民族國家作為世界事務的中心主角，而事實上型塑全球變他的力量，如人口膨脹、科技革命、環境破壞、國際移民，無一不是跨國家和超國家性質的。
就這樣，甘迺迪教授了無懼色的航向另一片知識大海，開始系統地閱讀人口問題、溫室效應、機械人、自動化、生化科技等浩瀚而生疏的資料，藉著五位耶魯學生的幫助，經過了五個寒暑，他終於完成了這部接近四百頁的新作。在知識極度專門化的今天，甘迺迪願意作跨學科的探索，為我們提供一個下一世紀中葉前人類將面臨的新問題、新圖象、新挑戰，實在不只展現了他的知識勇氣，而且顯示了他令人激賞的綜合能力。
「世界強權的興衰」與「創世紀」是兩本主題旨趣迥然有別的書：前者以「民族國家」，特別是以美、蘇、日、中及西歐諸國之興衰為主，著重於經濟與軍事力的剖析；而後者則以超國家、跨國家的促使全球變化的新力量為主，著重於這些力量對整個人類的影響。前者分析民族國家上升與下沈的歷史動向(不是「規律」)，多少有「二十一世紀誰主大地」的意味；後者則考量人口爆炸、通訊與金融革命、生化科技、機械人、自動化以及生態環境對全球造成的威脅與新機會，這裡的問題不是「二０二五年是誰家天下？」而是在一個變化多端難以預料的時代，一個民族國家最需要的是那些特性、那些實力，才能為二十一世紀做最妥善的「準備」。
從歷史到預測
誠然，甘迺迪的這兩本書，都是從大處遠處著墨，屬於宏觀歷史，或藍德士(Daneil Landes)所謂的「大歷史」。但「世界強權的興衰」所綜論的是一五００年以來五百年的「歷史」，而「創世紀」則是探討於二十一世紀地球上幾大區域可能面臨的種種衝擊。後者不是「歷史」，而是「預測」。歷史雖有規律，預測更難言必有中。身為歷史學者，甘迺迪深知對未來的預測是一樁十分冒險的事，他認為討論跨國趨勢或個別地區的展望，只能以三十年為期，超過三十年以上的預估則不太可信，所以他的預測是以二０二五年為基準的。
預測二十一世紀的書，甘迺迪的「創世紀」不是第一本，也不會是最後一本。本書的許多見解，尤其是關於人口、科技革命等看法，不必是作者的獨見或創見。但甘迺迪在取材、判斷上，展顯了出色的技巧與智慧，而他行文落筆清晰而有邏輯性，滔滔雄辯，特別有說服力。
甘迺迪指出，全球性的變遷，使地球成為「沒有國界的世界」，民族國家的功用已大滋疑問。有些問題，民族國家太大，而不能有效處理；有些問題則它又太小，而無法施展，以此，今日已出現許多超國家的組織、跨國公司，此固世所熟知，歐洲共同體更具畫時代意義。不過，蘇聯與東歐共產主義崩解之後，取而代之的是民族主義，在二十一世紀初葉，乃至中期，我看不到有什麼集體性組織可以取民族國家而代之。甘迺迪雖正確地指出民族國家不足以有力地回應全球性的變遷，但他也承認沒有東西足以代替民族國家的角色，以此，他認為民族國家的政治領袖如何為人民準備肆應二十一世紀的挑戰，是極端重要的。
人口壓力
在甘迺迪的眼中，二十一世紀人類所受最大的威脅是人口壓力。十八世紀英國學者馬爾薩斯是第一位提醒我們人口問題的先知，他在「人口論」中指出人類所面臨最大的問題是：「人口的力量永遠超過地球供養人類的能力」。誠然，馬爾薩斯所指，世界將出現「不可避免的大規模饑荒」的悲觀論調是被證明為錯了。這是因為他未預料到「科技的神力」。但是，甘迺迪認為馬爾薩斯的理論今天更像是暮鼓晨鐘，因為地球再次面臨人口爆炸，並且情形比以前遠為嚴重。
在十八世紀，全球人口每七十五年增加二億五千萬，現在則每三年就增加那麼多。在一九三０年，全球人口約二十億，但六十年後的今天，世界人口已逾五十億，我們已經是一個達到百分之百居住率的地球，到了下個世紀中葉，則可能超過一百億。屆時地球將會是什麼樣子？
甘迺迪說，今天與明天的人口問題比昨天的嚴重，不止因為人口數量更多，而且是人口的分布與十八世紀不同。今日人口出問題的都不在西北歐等「第一世界」，而是在非洲、中美洲、中東、印度與中國等「第三世界」。今日的圖像是：地球的第三世界發生了人口爆炸；地球的「第一世界」產生了科技爆炸。這可說是最壞的錯配。第三世界的資源根本承擔不了人口的急速膨脹；而第一世界的新科技不僅不能夠救第三世界過剩的人口，反而可能因新技術淘汰的經濟活動，而傷害到貧窮國家。總之，今日的「科技神力」不一定會再次證明馬爾薩斯的理論是錯了。
中國人必須認真思考
甘迺迪對二十一世紀的變化並不企圖提供技術性的應變之道，他只想增加讀者瞭解地球正面臨什麼樣的變局，然後思考如何應對。其實，沒有人可以正確地預測未來，對未來惟一可以確定的事是未來仍充滿不確定者。
對於中國讀者而言，甘迺迪如何預測中國在二十一世紀的新局，應該是最感興趣的。毫無疑問，相信「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者一定會失望，因為從甘迺迪的分析中無法得出這樣的結論。他對中國未來三十年的前景的預估，顯然與最近美國「時代雜誌」(一九九三年五月十日)、「商業周刊」(一九九三年五月十七日)以及國際貨幣基金會等把中國看作已經是或將要成為世界第三、世界第二，甚至是世界第一的經濟超強的說法，大異其趣。
誠然甘迺迪看到「太平洋環區」的升起，並瞭解如果中國大陸能將國民所得提高到今日南韓的水平。中國即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他認為「這很難想像，但理論上是可能的」。
不過，甘迺迪指出中國到二０二五年的人口將增至十五億，而中國像印度一樣，很難跳出「馬爾薩斯的陷阱」，人口與資源的「差距」將愈來愈大，以是，在二十一世紀初期將會見到持續性的衰落與病弱。中國為二十一世紀準備的中心計畫是工業化，但中國有二億二千萬的文盲，而沒有普及的教育，更無法培育足夠的技術人才，很難在科技工業上有突破性的發展。更大的困境是，即使中國在工業化上有飛躍發展，並提高了人民生活水準，這都必然會對環境產生驚人的危害。
總之，甘迺迪認為中國為二十一世紀大轉變的準備，在最好情形下，也是喜憂參半，成敗同在的。
用智慧寫歷史
我們對於甘迺迪的分析與預測，不必不高興，他無意讓中國讀者不高興，正如他無意傷害美國人的自尊心一樣。甘迺迪當然不是樂觀論者，但他也非悲觀論者，他只是一位「實在論者」。他對中國雖有悲觀色彩的分析，足以使我們產生更多的警惕。他對中國不樂觀的預測，當然不一定會應驗。其實，甘迺迪並不信奉經濟或人口決定論，雖然他認為促使全球變化的新力量是一種趨勢，他仍相信「人類雖受歷史的影響，但也創造歷史」。
中國人一直是「人定勝天」的信仰者。決定中國在二十一世紀的命運者，有太多的因素不能預斷，如另一位預測二十一世紀的學者托佛勒(Alvin Toffler)所說的，中、港、台等結合的巨大的儒學經濟體之是否出現，便不易說，而科技革命所能帶來之新效應，更非今日所可想像。說到底，這還要靠中國人如何用智慧去寫歷史。
(金耀基為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