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三年，台灣社會隨同政治改革出現了若干偏差現象，如果這只是民主改革過程中必然現象，稍過時日以後，自會得到調整，從而奠立穩固的民主基礎，躋身於現代化進步國家之林，固為國民之所願；但是否也可能因民主之長期不成熟，使台灣生活環境由安定轉為不安、社會經濟由繁榮轉為蕭條，終而步上類似菲律賓或南美若干國家的後塵，則為關懷台灣前途的人們所憂慮。
眾所周知，台灣過去四十年曾創造了輝煌的經濟成就，一個只有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蕞爾小島，在國際上居然有許多項目名列前茅。例如，外匯存底居全球第一位、國際貿易居第十三位、國民平均所得已超過一萬美元、國民平均壽命超過七十歲……。不知道是否被這些成就沖昏了頭，台灣社會，特別是政治人物，近幾年似乎出現了夜郎自大的狂妄心態，當年那種兢兢業業、如履薄冰的勤勉精神已快速消失、經濟發展已出現疲態、產業大量外移、國內投資遲滯不前、資本形成比率遠落於日、韓、星、港之後、產業升級欲振乏力。總括一句，投資環境已呈嚴重惡化。
官場混亂
我們對照過去四十年的進步和近年環境惡化的因果，可能相當複雜，不是一篇短文所能詳加分析，但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基本因素，也許是政治性的，也就是一般常用的術語 －－非經濟因素的作祟。
今日政治上的現象是什麼？常見的現象有三點，而這三點又有其相互關連性：
第一、大批政客型的人物進入政治高層：這幾年透過選舉，許多地方派系頭頭和擁有資財的人物，運用他們擁有的條件，成為候選人，進而當選中央民代、地方行政首長，或取得重要的政治地位。這些人中普遍具有下述特質：缺乏政策觀念、不具專業學識，都長於手腕運用。同時為了掌握派系或區域性的群眾，不免特別重視個別利益而缺少整體觀念。
第二、國會組成分子質變的影響：民主政治體制下，國會掌握法律、預算及重要政策的決定權，同時又具有與行政部門相互制衡的功能，其重要性無法否定，因此其組成分子的良窳，對國會功能是否能正常發揮則甚具關鍵作用。
以我國當前情形觀察，國會中能對國家重要政策做深遠冷靜的探討者，似不多見，此自國會討論過程的紀錄可資引證。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不免與民代的出身有關。近來甚至對抗雙方各聚人馬至國會大打出手、血濺議場，使議事失去在自由安全環境下論辯的可能，將來國家政策與法制的品質將江河日下，是可想而知的了。
第三、政治人物以圓融處事為第一要務，能否為人民盡職、為國家盡忠，則不講求：世間本無絕對完美的事，處理公共事務但求利多於弊、害少於益，今日環境都刻意凸顯缺失，動輒以「圖利他人」課人罪責。於是明哲保身、但求無過的為官哲學大行其道，任一小事莫不遷延甚久，未能定奪，美其名日「事緩則和」。這在科技突飛猛進、時間瞬息即逝的快速時代之中，必定墜為落伍者，極可能不出數年，即自四小龍中除名，甚至淪入貧窮動亂之境。
經建成功的反思
由上述現象，反思過去四十年經濟建設之所以幸獲相當成就，就很容易找出成功的原因：
一、政治社|安定是發展的基礎：民國三十八年政府播遷來台，雖有中共侵台的壓力，但復興寶島上政治和社會均甚安定，沒有意識形態的爭論，且能在領導者帶動下群策群力、凝聚力量，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最佳的契機。
此一機會之得以存在，主要有二個因素－－一是政府遷台之初，正為國家遭遇空前災難之時，許多政治人物或滯留大陸、或遠適歐美、或苟全於港澳，這些人物對台灣前途並無多大信心，不把此間的政治舞台視為堪以發展的空間，反而使台灣有一政治假期；其二是台灣歷經日本統治五十年，木土人物向少政治地位，又逢經濟衰萎，政治活動尚未萌芽，因此使台灣在發展經濟之際，不曾遭遇非經濟因素的過多干擾。
二、政府痛定思痛，認識非發展經濟不足以固存「大陸的失敗因素固多，經濟的崩潰則為致命的一擊。政府遷台時，農工生產萎縮、資金枯竭、外匯奇缺、物資匱乏，只有速謀經濟發展，否則生存難以維持，於是全國上下均以建設為第一急務，意志集中、力量集中，整個社會蔚成一個共識，和今日社會上充滿歧見和動亂鬥爭的環境大不相同。
三、運用美援發展經濟獲得成功：戰後美援在全球提供了巨額的援助，但國際間運用美援復興本國經濟的成功案例並不多見，我國在這方面有非常優越的成就。
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許多國家只運用美援來解決短期的物資不足困難，我國則能運用於長期的經濟建設；其次是能夠信任一些專業官僚的決定，不像今日專業官員的不被尊重，動輒遭受人身攻擊，甚至用「圖利他人」給負責官員亂扣帽子，從而無人願意負責多做事。記得當年的行政首長曾以「多做不錯，不做大錯」來勉勵大家，今天則恰得其反。
四、決策的把握正確：我國傳統的經濟思想傾向於計畫經濟，台灣實施四年經濟建設初期，運用美援推動建立的若干工業計畫，立即面臨「公營乎？民營乎？」的爭執，以當時的傳統觀念和公營事業擁有較多技術人力的情況下，很容易使主張公營者占上風；但是在爭議這一決策時，一方面因為美國援外機構傾向支持民營事業發展，另一方面主持經濟建設的少數官員堅持民營事業優先，終於引導社會資金投入工業部門，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政策性決定，成為台灣經濟發展的基石。
五、幾位關鍵人物的卓越貢獻：事情是靠人來做的，縱使當時湊巧有很多有利於經濟發展的機會，如果沒有優秀的人才來推動也是徒然。所以我們不能不提到幾位經濟首長的貢獻，這些人物包括尹仲容、蔣夢麟、嚴家淦、徐柏園、楊繼曾、張茲闓、沈宗瀚、李國鼎(當然不只這幾位，只是做為代表性而已)，他們各具不同的經濟思想和行事風格，但卻有若干共通的特性：
(1)使命感－－一種追求國家現代化的濃烈意願，可從這些人物身上覺察出來，雖然行事的方式各異，有的直率、有的委婉，但中心目標都不離進步的追求。
(2)創新－－當時普遍的認識是不能「安於現狀」，因為現狀是生產力低下、經濟萎縮、生活物質條件極為貧乏，必須設法擺脫這一現狀。於是必須絞腦汁設計出無數套改善經濟的策略，許多一向所無的創新措施不斷出爐，如十九點財經措施、獎勵投資條例、開發性金融機構、加工出口區，以及外匯率、利率、進出口貿易的逐步自由他、市場化等等，沒有一件不是和傳統挑戰，但都在縝密的規畫下毅然推行。
(3)開拓精神－－這一點在咱們中國最近三百年的官場來看，恐怕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因子。中國人常常存有安土重遷的思想，對一些想推陳出新的人或事，往往會鄙屑地批評為「不安於位」、「不守成規」。恰好上述幾位人物都能揚棄這種保守的心態，代之以開拓新局面的積極態度，他們不願等待事情來做，而是主動的去找事情來做，終於給他們做出了一些事情來。
最近聽到政府有「振興經濟方案」的策訂，希望藉此方案的推行，預防經濟惡化並創造經濟新境，這種期望是必要的，因為不能創造新境便難脫惡化。經濟是動態的，非進即退，不可能靜止不動，這又和我國的傳統思想，只求安於現狀是不相容的。
寄望政治人物
可是現在更糟的是，現狀被快速的摧殘消蝕，社會出現了「鬥」、「仇恨」、「亂」的火苗，天天嘴上說要為人民謀福祉、要建立安和樂利的社會，而實際的現象是到處在鬥爭，為了掌握權力，運用各種方式鬥爭；為了搶奪權力，更是鬥爭。並且強調仇恨、製造對立，似乎抄襲了當年共產禍國的一套手法，那就不是任何經濟振興方案所能為力的了。所以在結束本文時，特別提出以下的呼籲：不要讓政治的浪潮沖毀了經濟的堤防；「政治人物」不要再挖國家的牆根，陷國家於傾土之險。
(王昭明為行政院政務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