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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的昨是今非-台灣的殷憂

文 / 王昭明    
1993-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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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的昨是今非-台灣的殷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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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台灣社會隨同政治改革出現了若干偏差現象,如果這只是民主改革過程中必然現象,稍過時日以後,自會得到調整,從而奠立穩固的民主基礎,躋身於現代化進步國家之林,固為國民之所願;但是否也可能因民主之長期不成熟,使台灣生活環境由安定轉為不安、社會經濟由繁榮轉為蕭條,終而步上類似菲律賓或南美若干國家的後塵,則為關懷台灣前途的人們所憂慮。

眾所周知,台灣過去四十年曾創造了輝煌的經濟成就,一個只有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蕞爾小島,在國際上居然有許多項目名列前茅。例如,外匯存底居全球第一位、國際貿易居第十三位、國民平均所得已超過一萬美元、國民平均壽命超過七十歲……。不知道是否被這些成就沖昏了頭,台灣社會,特別是政治人物,近幾年似乎出現了夜郎自大的狂妄心態,當年那種兢兢業業、如履薄冰的勤勉精神已快速消失、經濟發展已出現疲態、產業大量外移、國內投資遲滯不前、資本形成比率遠落於日、韓、星、港之後、產業升級欲振乏力。總括一句,投資環境已呈嚴重惡化。

官場混亂

我們對照過去四十年的進步和近年環境惡化的因果,可能相當複雜,不是一篇短文所能詳加分析,但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基本因素,也許是政治性的,也就是一般常用的術語 --非經濟因素的作祟。

今日政治上的現象是什麼?常見的現象有三點,而這三點又有其相互關連性:

第一、大批政客型的人物進入政治高層:這幾年透過選舉,許多地方派系頭頭和擁有資財的人物,運用他們擁有的條件,成為候選人,進而當選中央民代、地方行政首長,或取得重要的政治地位。這些人中普遍具有下述特質:缺乏政策觀念、不具專業學識,都長於手腕運用。同時為了掌握派系或區域性的群眾,不免特別重視個別利益而缺少整體觀念。

第二、國會組成分子質變的影響:民主政治體制下,國會掌握法律、預算及重要政策的決定權,同時又具有與行政部門相互制衡的功能,其重要性無法否定,因此其組成分子的良窳,對國會功能是否能正常發揮則甚具關鍵作用。

以我國當前情形觀察,國會中能對國家重要政策做深遠冷靜的探討者,似不多見,此自國會討論過程的紀錄可資引證。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不免與民代的出身有關。近來甚至對抗雙方各聚人馬至國會大打出手、血濺議場,使議事失去在自由安全環境下論辯的可能,將來國家政策與法制的品質將江河日下,是可想而知的了。

第三、政治人物以圓融處事為第一要務,能否為人民盡職、為國家盡忠,則不講求:世間本無絕對完美的事,處理公共事務但求利多於弊、害少於益,今日環境都刻意凸顯缺失,動輒以「圖利他人」課人罪責。於是明哲保身、但求無過的為官哲學大行其道,任一小事莫不遷延甚久,未能定奪,美其名日「事緩則和」。這在科技突飛猛進、時間瞬息即逝的快速時代之中,必定墜為落伍者,極可能不出數年,即自四小龍中除名,甚至淪入貧窮動亂之境。

經建成功的反思

由上述現象,反思過去四十年經濟建設之所以幸獲相當成就,就很容易找出成功的原因:

一、政治社|安定是發展的基礎:民國三十八年政府播遷來台,雖有中共侵台的壓力,但復興寶島上政治和社會均甚安定,沒有意識形態的爭論,且能在領導者帶動下群策群力、凝聚力量,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最佳的契機。

此一機會之得以存在,主要有二個因素--一是政府遷台之初,正為國家遭遇空前災難之時,許多政治人物或滯留大陸、或遠適歐美、或苟全於港澳,這些人物對台灣前途並無多大信心,不把此間的政治舞台視為堪以發展的空間,反而使台灣有一政治假期;其二是台灣歷經日本統治五十年,木土人物向少政治地位,又逢經濟衰萎,政治活動尚未萌芽,因此使台灣在發展經濟之際,不曾遭遇非經濟因素的過多干擾。

二、政府痛定思痛,認識非發展經濟不足以固存「大陸的失敗因素固多,經濟的崩潰則為致命的一擊。政府遷台時,農工生產萎縮、資金枯竭、外匯奇缺、物資匱乏,只有速謀經濟發展,否則生存難以維持,於是全國上下均以建設為第一急務,意志集中、力量集中,整個社會蔚成一個共識,和今日社會上充滿歧見和動亂鬥爭的環境大不相同。

三、運用美援發展經濟獲得成功:戰後美援在全球提供了巨額的援助,但國際間運用美援復興本國經濟的成功案例並不多見,我國在這方面有非常優越的成就。

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許多國家只運用美援來解決短期的物資不足困難,我國則能運用於長期的經濟建設;其次是能夠信任一些專業官僚的決定,不像今日專業官員的不被尊重,動輒遭受人身攻擊,甚至用「圖利他人」給負責官員亂扣帽子,從而無人願意負責多做事。記得當年的行政首長曾以「多做不錯,不做大錯」來勉勵大家,今天則恰得其反。

四、決策的把握正確:我國傳統的經濟思想傾向於計畫經濟,台灣實施四年經濟建設初期,運用美援推動建立的若干工業計畫,立即面臨「公營乎?民營乎?」的爭執,以當時的傳統觀念和公營事業擁有較多技術人力的情況下,很容易使主張公營者占上風;但是在爭議這一決策時,一方面因為美國援外機構傾向支持民營事業發展,另一方面主持經濟建設的少數官員堅持民營事業優先,終於引導社會資金投入工業部門,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政策性決定,成為台灣經濟發展的基石。

五、幾位關鍵人物的卓越貢獻:事情是靠人來做的,縱使當時湊巧有很多有利於經濟發展的機會,如果沒有優秀的人才來推動也是徒然。所以我們不能不提到幾位經濟首長的貢獻,這些人物包括尹仲容、蔣夢麟、嚴家淦、徐柏園、楊繼曾、張茲闓、沈宗瀚、李國鼎(當然不只這幾位,只是做為代表性而已),他們各具不同的經濟思想和行事風格,但卻有若干共通的特性:

(1)使命感--一種追求國家現代化的濃烈意願,可從這些人物身上覺察出來,雖然行事的方式各異,有的直率、有的委婉,但中心目標都不離進步的追求。

(2)創新--當時普遍的認識是不能「安於現狀」,因為現狀是生產力低下、經濟萎縮、生活物質條件極為貧乏,必須設法擺脫這一現狀。於是必須絞腦汁設計出無數套改善經濟的策略,許多一向所無的創新措施不斷出爐,如十九點財經措施、獎勵投資條例、開發性金融機構、加工出口區,以及外匯率、利率、進出口貿易的逐步自由他、市場化等等,沒有一件不是和傳統挑戰,但都在縝密的規畫下毅然推行。

(3)開拓精神--這一點在咱們中國最近三百年的官場來看,恐怕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因子。中國人常常存有安土重遷的思想,對一些想推陳出新的人或事,往往會鄙屑地批評為「不安於位」、「不守成規」。恰好上述幾位人物都能揚棄這種保守的心態,代之以開拓新局面的積極態度,他們不願等待事情來做,而是主動的去找事情來做,終於給他們做出了一些事情來。

最近聽到政府有「振興經濟方案」的策訂,希望藉此方案的推行,預防經濟惡化並創造經濟新境,這種期望是必要的,因為不能創造新境便難脫惡化。經濟是動態的,非進即退,不可能靜止不動,這又和我國的傳統思想,只求安於現狀是不相容的。

寄望政治人物

可是現在更糟的是,現狀被快速的摧殘消蝕,社會出現了「鬥」、「仇恨」、「亂」的火苗,天天嘴上說要為人民謀福祉、要建立安和樂利的社會,而實際的現象是到處在鬥爭,為了掌握權力,運用各種方式鬥爭;為了搶奪權力,更是鬥爭。並且強調仇恨、製造對立,似乎抄襲了當年共產禍國的一套手法,那就不是任何經濟振興方案所能為力的了。所以在結束本文時,特別提出以下的呼籲:不要讓政治的浪潮沖毀了經濟的堤防;「政治人物」不要再挖國家的牆根,陷國家於傾土之險。

(王昭明為行政院政務委員)

本文出自 1993 / 08 月號

第086期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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