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布魯塞爾的歐市議會廳外，今年三月出現了一群身分特殊的抗議者－－來自德國各地餐廳的大廚。抗議布條舉得比白帽子還高：「餐飲藝術的尊嚴遭到迫害！」當時議場中的歐市各國代表，正在品嘗生物科技生產出來的農產品。
美國的一位摩爾先生在兩年前因為癌症割除了脾臟。洛杉磯醫學中心從割除的脾臟組織中分離出某種基因，打算用來做治療愛滋病與癌症的實驗。現在，摩爾先生訴諸法院：凡是因這項實驗帶來的藥品利潤，都應該分一部分給他，因為：「那是我的脾臟。」摩爾先生說。
更早，加州兩位製造出植物抗霜菌的生物學家，向美國衛生部申請田間試驗。當地的居民以「必須先確定抗霜菌不會影響空氣濕度」這個八竿子打不到一塊兒的理由，讓實驗拖了兩年之久。
三個不同層面的爭議，可以用美國副總統高爾的一句話來說明：「我們還沒準備好面對生物科技帶來的困境。」
誰能預測？
生物科技帶來的第一個困境是：誰能預測？
生技學家說，生物技術帶來新的綠色革命，將來不再有饑餓；胚胎移植可以延續並保護瀕臨絕種生物。環保人士卻擔憂，隨意運用生物科技創造物種、修改自然法則，將使生態變得面目全非；基因被修改過，又肥、又壯、繁殖力特高的生物，將來會不會有難以收拾的惡果？
阿根廷政府就曾下令宰殺四十頭基因試驗牛隻，因為發現它們身上的抗體竟莫名其妙地轉移到試驗人員身上；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於一九九０年核准「牛生長激素」(BST)的使用，BST可以提高三０%的牛乳產量，可是消費者對其充滿了疑慮；接受藥物注射的乳牛所生產的牛奶會不會有問題？
德國的環保團體目前正在醞釀立法，規定所有使用生物技術的農、牧產品都必須特別標示，使消費者有權做選擇。
誰來做決定？
生物科技帶來更進一步的困境是：誰來做決定。
每年全球有幾萬人死於敗血症，針對這種病的基因療法已經出現，只是，衛生單位如何決定人體試驗的時機？當年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因為擱置TPA藥品的上市，還被華爾街日報指為「殺手」，因為每個禮拜可能有一百個美國人因此失去救命的機會。
面對基因醫學時代的來臨，美國政府委派哥倫比亞大學的偉斯勒博士組成一個「生命倫理委員會」。他提出的重點問題包括：
．當父母從基因測試得知胎兒更多先天疾病，合法墮胎的範圍是否要擴大？
．人們可不可以被迫進行基因測試？
．保險公司能否由基因測試而認定某些人為高危險群，因而提高保費？
法國最近則制定了「生命倫理三法案」，正在國會進行審查。其中第一條規定：人體的臟器、組織、精子、卵子都視為人權保護的範圍。另一個原則是人體的任何一部分，都不是本人可自由處分。
誰有權決定？生物科技使人有神奇的技術，卻不見得使人更有能力解決複雜的非技術性問題。
前年底，在一次大型的生物科技會議上，美國科學家分特當眾宣布，他和該研究機構的主持人，已經把他們找到的三百多個人類基因申請專利，往後凡是別人要利用這些基礎再進一步研究，都必須先得到授權。
立法遠落後於科技
這一席話引起舉世譁然，也暴露了生物科技的另一個難題：有關人類生命的知識，可以成為個人的智慧財產權嗎？投資生物科技研究的企業認為可以，因為他們單是為了找尋一項有用的基因組合圖，就可能花上十至十五年，三十億美元以上的經費。反對的人認為不可以，因為人類共同的利益不能由一人或一個團體獨占。
由於有這許多無解糾結，導致各國的立法規範遠遠落後於一日千里的技術。
過去人們相信物競天擇，現在究竟是要「物競」，還是「人擇」？生物科技給人的，似乎並不是二選一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