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流過境，陳先生卻熱汗直流，他剛從泰國度假回來，已經連續一個月不斷地發燒、頭痛、忽冷忽熱，換過幾家醫院，做過脊椎穿刺、電腦斷層掃描，還是毫無起色。
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態，他到市區一家半歇業的診所求治。當老醫生口中迸出「瘧疾」兩字時，他幾乎無法相信自己的耳朵，瘧疾，不是老祖母的時代才有的傳染病嗎？
事實上，像陳先生這種例子已經愈來愈多。不單是瘧疾，一個世紀以前橫掃全世界的肺結核、霍亂，都已捲土重來，入侵非洲、東南亞、南美洲甚至已開發國家。在非洲，每年有兩百萬人死於瘧疾，百分之五的兒童挨不到上小學；在秘魯，二十七萬人飽受霍亂大流行的肆虐；而在美國，至少有一千萬人感染肺結核。
人口快速流動、都市化，為這些傳染病鋪設了有效的流通網。當觀光客穿梭在飲水、衛生條件差的落後地區，當移民一波波湧入大都市時，各種病菌、病媒早已占據一隅，搭上全球化的便車。
就像國際衛生組織(WHO)的一位官員形容的：「這是一個失控的全球化時代。」
病原體愈來愈難對付
然而在五十年前，國際衛生組織卻信誓旦旦：要在一九五五年，讓瘧疾從地球上消失。他們在第三世界大量噴灑DDT，剷除瘧蚊，在各醫療站廣發奎寧，對抗寄生在人體內的瘧原蟲，只是不久之後，瘧蚊、瘧原蟲就對DDT、奎寧產生了抵抗力，瘧疾反而被鍛鍊得愈來愈難對付。
現在，全世界每年大約有二億七千萬人感染瘧疾，九０%集中在瘧疾的大本營－－非洲，另外，南美洲、中南半島由於熱帶雨林加速開發，瘧疾的病例也在急速回升，甚至出現無藥可救的超級瘧疾。
巴西和泰國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一九五０年，巴西只有五萬個瘧疾病例，一九七０年代，巴西政府用貸款、減稅的方式，鼓勵人民開發亞馬遜流域，大批對瘧疾毫無抵抗力的農民，開始深入瘧蚊出沒的熱帶雨林。今年，巴西已有六十萬人感染瘧疾。
泰國則是另一個故事。泰國、緬甸、高棉邊境是毒性最強的惡性瘧(falciparum)的發源地，長久以來，難民、游擊隊員和寶石礦工，便零星的穿過三角地帶，把瘧疾帶入泰國。在泰國北部的許多部落，平均每兩人就有一人得瘧疾，嬰兒的死亡率也經常高達三０%。
一九八八年，高棉開放紅寶石礦，泰國礦工開始成千成萬地湧入瘧疾疫區。為了阻止瘧疾大流行，泰國政府採用高壓政策，在礦區投下大量的醫療設備和藥物，沒想到鎮壓成功了，瘧疾卻變得愈來愈頑抗，許多在其他地區仍然奏效的抗瘧藥，在泰國已形同廢物。
美國國家健康研究院(NIH)主管瘧疾研究的米勒博士不禁感歎：「我們現在的情形比一九五０年還糟。」
肺結核也是如此。治療肺結核就像長期抗戰，患者必須連續六個月，服用多種副作用強、又容易反胃的藥，在美國，只有一０%的人能夠堅持到底。但是，如果半途而廢，情況往往比不服藥還糟；倖存的結核菌產生抗藥性，劑量不斷地加重，惡性循環之下，很容易變成藥石罔效的抗藥性肺結核。
問題不在技術，在環境
在美國，這種抗藥性肺結核的比例在過去十年，就增加了一倍。去年，抗藥性肺結核侵襲紐約、佛羅里達的兩所監獄和數家醫院，還奪去了一名警衛、數十名囚犯和病患的生命。
肺結核再度肆虐，愛滋病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愛滋病患者對結核菌幾乎不設防，一般人感染肺結核需要每天八小時、長達半年的空氣接觸，感染後也只有十分之一的機會發病，變成具有傳染力的開放性肺結核；但對愛滋病患者而言，發病只是遲早的問題。舊金山的一家愛滋病療養院，就有在短短五個月內，半數病人罹患開放性肺結核的記錄。
人群聚集、空氣不流通的密閉空氣，也是肺結核的傳播溫床。隨著都市遊民，吸毒者，罪犯逐漸增多，各種收容所，戒護所，監獄早已人滿為患，等於為肺結核大開方便之門。
「肺結核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社會病態的表徵，從愛滋病、貧窮到無家可歸，孕育這些問題的環境已經愈來愈惡化，」一位流行病學家提出諍言。
事實上，很多人認為傳染病的起落是慣性使然，就像一條U型曲線。流行高峰期，有關單位全力打壓，落入谷底時又漠不關心，以致另一波流行再起。
以肺結核為例，一九六九年，美國的防疼預算是兩千萬美元，一九八二年，預算刪為七百萬，到了一九九二年，肺結核開始反撲，預算又增為兩千八百萬。
「很少有人可以從歷史中得到教訓，」美國疾病防治中心(CDC)的一位官員語重心長。
也有人把傳染病防治，比喻成人與病菌的武器競賽。就像瘧疾，人類最早的武器是奎寧，奎寧用了兩百年逐漸失效之後，換成氯奎因，現在，氯奎因撐不到三十年，又得再開發新型的武器。
最近，國際衛生組織就從西元四世紀的中國古醫書中，找到一種草藥，提煉出比奎寧、氯奎因更有效的成分，另外一些科學家則嘗試分析瘧原蟲的構造，製做出一勞永逸的疫苗。
有趣的是，傳染病防治最近也有一股復古的潮流。美國許多大型醫院打算仿照十九世紀的肺結核療養院，設立隔離病房；防瘧專家也開始提倡中國古老的驅蚊措施－－蚊帳和蚊香。
傳染病無常，藥物卻有時而窮，在快速流通的現代化社會，最古老的防治方法，往往也是最好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