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是否參加美國SSC(超導超能對撞機)研究計畫所引發的爭議，可以說是台灣科學社群四十年來極罕見、特殊的一個例子。它所以「罕見」，乃是它代表本地科學家比較自主地反省重大的科學政策；而它的「特殊」，則與九０年代的台灣經濟風貌息息相關。當我們被認為有實力回饋或挹注像美國這樣的科學中心時，社會資源的合理分配，自然會成為本地科學家優先關注的焦點。
不容諱言，政府在八０年代以來比較積極(或寬裕)的科學政策，的確提供了差強人意的研究環境，讓本土科學家在很多領域中，逐漸取得國際性的發言位置與自信。如今情勢大好而可以放手一搏之際，卻眼看六年國建的財政緊縮，以及這幾年內大批回流人才一今年就高達二百三十多位一來分占有限資源，本土科學家最近所表現的「憂患意識」，其實是很容易理解的。
正反雙方各執一詞
儘管SSC事件在台灣道個特定的時空脈絡下，呈現了頗為「個別的」特色，但它仍然是「科學爭議」的一個典型例證，因為它明顯地涉及科學發展的「優先性」或「急迫性」。與科技政策的「民主性」等科技與社會互動所產生的爭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