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是否參加美國SSC(超導超能對撞機)研究計畫所引發的爭議，可以說是台灣科學社群四十年來極罕見、特殊的一個例子。它所以「罕見」，乃是它代表本地科學家比較自主地反省重大的科學政策；而它的「特殊」，則與九０年代的台灣經濟風貌息息相關。當我們被認為有實力回饋或挹注像美國這樣的科學中心時，社會資源的合理分配，自然會成為本地科學家優先關注的焦點。
不容諱言，政府在八０年代以來比較積極(或寬裕)的科學政策，的確提供了差強人意的研究環境，讓本土科學家在很多領域中，逐漸取得國際性的發言位置與自信。如今情勢大好而可以放手一搏之際，卻眼看六年國建的財政緊縮，以及這幾年內大批回流人才一今年就高達二百三十多位一來分占有限資源，本土科學家最近所表現的「憂患意識」，其實是很容易理解的。
正反雙方各執一詞
儘管SSC事件在台灣道個特定的時空脈絡下，呈現了頗為「個別的」特色，但它仍然是「科學爭議」的一個典型例證，因為它明顯地涉及科學發展的「優先性」或「急迫性」。與科技政策的「民主性」等科技與社會互動所產生的爭論。
譬如說吧，主張積極參與SSC計畫的人士就大聲疾呼良機稍縱即逝。必須儘早儲訓二十一世紀科學的金牌隊伍。而反對者則振振有辭指出，更有優勝機會的領域應該是混沌、複雜系統與凝熊科學，而非高能物理。此外，反對參與SSC計畫者也質疑此一「打算參與」決策的社群共識(或同儕評估)與程序民主化問題；贊成者則辯說不宜以民主程序來輕易否定科學專業權威。
總之，目前台灣有關SSC計畫的爭議，雖然僅止於科學社群中不同團體的對話，但因龐大的研究經費全數由政府負擔，所以，應該參加與否，當然也就仁智互見了。
解決兩大物理之謎？
平心而論，這次爭議的正反雙方都據有相當說服力的立足點，我們可以預見，最後的「解決」一定是共識下的妥協產物。這樣的結果其實也是科學爭議的常態，因為SSC計畫一如其他科學爭議，根本不可能化約成邏輯問題，所以，它的最後「解決」，也並不表示科學的理性或客觀獲得再一次的尊重、安頓或伸張。
我想本土科學家也不致相信，類似這種爭議可以訴諸科學理性而獲得解決。不過，SSC爭議真正的核心，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那就是：SSC建造完成之後，讓高能粒子對撞以模擬宇宙初生情形，如此「製造」的大量物理現象，是否一定可以幫助我們解決二十世紀粒子物理兩大謎題－－「宇稱不守恆」與「看不見的夸克」？如果我們同意科學史上的重大科學突破，並不完全取決於實驗數據的增加，而更多基於科學家典範(paradigm)的遷移，也就是基本觀念的改變，那麼上述這個問題的答案，就只有仰賴九０年代科學家的「信心」或「直覺」來提供了。
對於這樣的科學知識成長的哲學爭議，尚未成熟的科學社群是難以顧及的，台灣自不例外。事實上，公元二０００年之後，SSC即使不能協助解決上述兩大物理謎題，它仍然會創造無數的博士論文，屆時科學發展可能是另外一種風貌。當下一代的科學家忙得不可開交時，我們這一代將如何「回首當年」，它的答案看來只有交給時間了。
(洪萬生為台灣師大數學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