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碌的台灣，短短的二十四小時之內可能發生很多事。也許李先生要結婚，也許百貨公司最後一天換季大拍賣，也許調查局又發現什麼工程有弊端了。也就在這一天，事實上是每一天，都會有三十五個、平均年齡不到四十歲的人，因意外而死亡。
去年十二月八日晚上，台北市中山北路的海霸王餐廳燈火輝煌，賓客盈庭。誰也沒有料到一股濃煙，正從地下室迅速竄起。大火之後，一位天天坐公車經過現場的市民描述：「真可怕。樓被燒得黑黑的，三、四樓的窗戶都打破了；你可以想像當時逃生的人跳下來的樣子。」這場火，奪走六條生命，和六個家庭的幸福。
一年半前，一個小女孩跨過麗晶酒店樓梯護欄而摔下，剎那間結束八歲的生命。他的父親語氣平靜，但喪子的傷痛依舊藏在話語之間；「教我怎能不想她？我寫稿會想起她，吃飯、走路、洗澡，做夢也夢到她。」
這位父親不再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他認為一切都是無常；「天高難與言，莫問由天者。」
第三死亡原因
如今，意外已經是台灣居民死亡的第三大原因。僅次於惡性腫瘤和腦血管疾病。雖然每年一萬三千多宗個案，出事的原因不一而足；但真的都是天意，不能去問那個「由天者」；抑或是可以預防的悲劇呢？
事實上，交通事故、溺水、意外墜落、意外中毒和火災，是造成不幸的五大殺手。而台灣社會對生命安全的警戒程度，無論是跟「先進」的國家比，或者跟同樣列為開發中的韓國相比評，都明顯偏低(見表一)。從過去十年的趨勢不難看出(見表二)，造成意外死亡的五大原因中，交通事故和溺水，有趨緩的傾向；火災則持平。值得注意的是，意外墜落以及中毒，正逐年爬升；其中，致命的意外中毒事件在十年間增加一倍，從四百多人增至近千人，儼然是最為人忽視的安全死角。
仁愛醫院胸腔科醫師張漢權認為，意外中毒完全可以預防。他分析，致命中毒以瓦斯中毒為大宗；「在國外，瓦斯中毒有好幾個原因；但在國內只有一個，就是熱水器裝在屋內。」張漢權覺得很奇怪，避免瓦斯的一氧化碳中毒，沒有一點大學問，但年復一年，仍有許多人送進醫院急救。
不僅是一氧化碳中毒，其他如交通事故、溺水、墜落，甚至失火，許多的「意外」，其實是可以不必發生的；這樣的例子俯拾皆是。
去年台北市因車禍死掉兩百四十多個人(警政單位的統計，出事後二十四小時之內死亡的人數)；其中，八十個輪下冤魂，經鑑定為「行人任意穿越快車道」。
八月底，三個消防人員搭電梯上台北的六福大樓救火，被迎面撲來的火焰吞噬。警官學校消防系主任陳火炎無奈地說：「他們也許是救火心切。按規定，消防員是不能用電梯的。」另外，更不必提有人仗著年輕力壯，趁著颱風的風浪游泳，而遭到滅頂。
逝者已矣，卻留給專家學者一個難題－－究竟意外死亡的成本有多高呢？整個社會為此默默地付出多少代價？
每年打兩次八二三砲戰
二十四年前，一個二十歲的年輕人，因為闖紅燈被撞死。他上有高堂，十八歲的太太正懷孕。當時處理這樁車禍的李振克，當交警還不滿一星期。「這件事影響我一輩子。我想，他到底犯了什麼錯，整個家就這樣破碎？」李振克為此一夜無眠，下決心把這輩子奉獻給交通事業。他如今是台北交通大隊的大隊長。
台灣平均每兩個人就有一部車(汽車或機車)，這個數字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生活水準的提升，但駕駛人手握方向盤的時候，可能不知覺他正在打一場慢性的戰爭。在這方面，日本是前車之鑑。
二次大戰後二十年，日本政府猛然發現，在這段期間內因車禍死去的人數，比打兩次世界大戰死的人還多，因而發動交通革命，力挽大勢。以台灣來說，當年的八二三砲戰陣亡三千多人，而台灣每年等於在馬路上，打兩次八二三砲戰。(依衛生署的統計，去年台灣居民最終因交通意外死亡的，共七四三八人。)
就像李振克遇到的例子，車禍及其他意外死亡的人，以年輕男性居多，這意味著國家勞動力的損失、家庭經濟支柱的倒塌；與人因老、病而去世，對社會的負面衝擊，不可同日而語。
主計處第三局局長韋端，以死者所損失的最低平均工資概算，一年下來，台灣的經濟成長因此降低十分之一個百分點。
計算意外死亡的社會成本，在學術界尚未有定論。韋端的概估，只反映了「直接成本」，其他學者則有更複雜的公式。例如交通大學運輸工程與管理學系的系主任張新立提出，就交通事故而言，間接成本起碼包括塞車所浪費的時間、耗油量增加、空氣污染等。
制度不健全是禍首
但是，身為新竹交通事故評鑑委員會一員的張新立，最關心的後續影響，是家庭破碎帶來的問題失怙家庭的子女教養；遭遇不幸的下一代會不會因此落入貧窮的惡性循環中？也許「柯媽媽」的經驗可以作一個見證。
柯蔡玉瓊的大兒子被聯結車撞死之後，一股冤屈之氣促使她走出一成不變的生活圈，組織車禍受難者救援協會，幫助同樣遭遇的人。在創會的過程中，她拜訪了許許多多同病相憐的家庭，結果發現大部分的受難家庭只剩下寡婦、年老雙親，不論在法律、家庭財務，尤其在情緒上，幾乎沒有能力自己站起來。
「做這些事我最大的收穫是得到經驗；我從來不知道這個社會這麼惡質，制度這麼壞，」柯媽媽指陳，有些個案只賠幾萬元就了事了。
每當重大意外事件發生，首當其衝受媒體砲轟的，是大眾知之甚久，而又一直沒有改善的老問題，例如制度不健全。以站在第一線的警察來說，他們的考績與轄區發生事故(車禍、火災等)連動；因此一些學者相信，當意外發生時，警察傾向私了而不報備。再者，執勤警員素質良莠不齊，在記錄、描繪失事現場時，往往失之精確。這些因素使得統計失真，對將來在訴訟上的責任判定，都有影響。
其他常為人詬病的，還有執法不力、主管單位相互推拖。像台北的天龍三溫暖、中和的自強保齡球館，以及竹東的今夜卡拉OK，接二連三遭回祿之災，共使五十一人葬身火窟。這三家都是違規營業的商場，追究責任，恐怕是集上述原因於一爐的「代表作」。
誰是高危險族群？
「但是，有多少人到了KTV這種地方，會先去看看逃生路線？」警官學校的陳火炎認為，一般人的安全意識低，也是個幫兇。因此，若進一步瞭解那些人是最容易出意外的高危險族群，對預防的工作或許有所助益。
在意外事故的五大殺手中，交通事故的統計最齊全，較可以找出蛛絲馬跡。無情的數字顯示，雖然交通事故看起來是純粹隨機的意外，但在台灣，社會上相對弱勢的一群人，因車禍死亡的機率卻偏高。根據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督導委員會的統計分析(二十四小時之內的資料)，從七十五到七十九年連續五年，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人，職業別的排名依次是無業、工人、農礦業和學生。若以年齡層來看，比較危險的是高中職學生、剛出社會的年輕人，以及退休後的老年人。這些人罹難時，絕大多數是騎摩托車。
是這些人常常需要奔波所以機率高？還是因為年輕、社會地位低，對「安全」的體驗比較低呢？或者都不是？目前並沒有嚴謹的學術研究能解釋這個現象，但觀察一些個案，「族群」的社會次文化，可能是重要的影響因素。
深坑的東南工專今年以前，一學期總有一、兩個學生死在馬路上。訓導處的郭金鵬教官表示，學生騎機車超速，是造成不幸的主要成因。郭金鵬心直口快地說：「這些學生一騎上車就忘了我是誰；後面要是再載一個女同學，就更不得了了。」列入有車階級，已經是青年學生「有辦法」的一種象徵；有學生「威脅」媽媽，不買車，不上學。
不關注安全的次文化
建築工地的工人，是另一種「文化」。去年，一個年輕人正要拆卸工地的設施，一時用力過猛，失去重心，跌下喪命。他才十八歲，是臨時被請來幫忙的。「如果他按規定扣上扣環，就不可能出事，」太平洋建設工務部安全管理科的科長楊永傑對這種事很無奈。
從工地現場做起的楊永傑說，工人高架作業時，幾乎沒有掛扣環的工作習慣，嫌麻煩。如果要求，得到的回答常常是：「命是我的，要你管？」由於勞力短缺，管理人員也無計可施，就怕「工人老爺」情緒不爽，一走了之，耽誤進度。
根據勞委會的統計，去年營建業因墜落死亡的，有六十二人。楊永傑憑感覺判斷，建築工人多半學歷不高，在社會上不容易找到非勞力的工作；連帶地，他們對自己生活、生命的期望並不高，更少關注安全。
行政院院長郝柏村提出交通安全日零車禍、零死亡的對策，雖然難免受到「治標不治本」的批評，但台北交通大隊長李振克認為，這起碼有提醒的作用。
這位上任不到一年的新官，非常強調執法徹底；行動之一，是將欠繳罰款的「大戶」名單輸入電腦，派專人一一催收。「不這樣做，交警執法不就白做了嗎？而且養成民眾僥倖的心理。」
在防火方面也有好消息。內政部長吳伯雄，曾在一次動員月會上表示，擬升消防組為消防署。這至少可以舒緩消防人員荒的窘境。台灣現有四千多個消防員；但若以日本的水準，台灣應增加人手到一萬二千人。
設計制度提升安全意識
除此之外，利用制度的設計，提升安全意識，也是必要的。台大土木工程系教授曹壽民認為，台灣的保險制度實在十分落後；最差的設計是保費不因車主的駕駛紀錄而不同，這間接使交通安全少了一道防線。
「在防止意外這方面，我們實在可以做得更好，」曹壽民說。這句話不論對政府或者個人，都是語重心長，畢竟，意外的發生往往只是短短幾秒鐘的事；而安全意識高的人可以體會，防止意外發生的動作、習慣、念頭和心態，其實也只需要短短幾秒鐘的注意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