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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陷阱-意外

文 / 李慧菊    
1992-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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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陷阱-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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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的台灣,短短的二十四小時之內可能發生很多事。也許李先生要結婚,也許百貨公司最後一天換季大拍賣,也許調查局又發現什麼工程有弊端了。也就在這一天,事實上是每一天,都會有三十五個、平均年齡不到四十歲的人,因意外而死亡。

去年十二月八日晚上,台北市中山北路的海霸王餐廳燈火輝煌,賓客盈庭。誰也沒有料到一股濃煙,正從地下室迅速竄起。大火之後,一位天天坐公車經過現場的市民描述:「真可怕。樓被燒得黑黑的,三、四樓的窗戶都打破了;你可以想像當時逃生的人跳下來的樣子。」這場火,奪走六條生命,和六個家庭的幸福。

一年半前,一個小女孩跨過麗晶酒店樓梯護欄而摔下,剎那間結束八歲的生命。他的父親語氣平靜,但喪子的傷痛依舊藏在話語之間;「教我怎能不想她?我寫稿會想起她,吃飯、走路、洗澡,做夢也夢到她。」

這位父親不再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他認為一切都是無常;「天高難與言,莫問由天者。」

第三死亡原因 

如今,意外已經是台灣居民死亡的第三大原因。僅次於惡性腫瘤和腦血管疾病。雖然每年一萬三千多宗個案,出事的原因不一而足;但真的都是天意,不能去問那個「由天者」;抑或是可以預防的悲劇呢?

事實上,交通事故、溺水、意外墜落、意外中毒和火災,是造成不幸的五大殺手。而台灣社會對生命安全的警戒程度,無論是跟「先進」的國家比,或者跟同樣列為開發中的韓國相比評,都明顯偏低(見表一)。從過去十年的趨勢不難看出(見表二),造成意外死亡的五大原因中,交通事故和溺水,有趨緩的傾向;火災則持平。值得注意的是,意外墜落以及中毒,正逐年爬升;其中,致命的意外中毒事件在十年間增加一倍,從四百多人增至近千人,儼然是最為人忽視的安全死角。

仁愛醫院胸腔科醫師張漢權認為,意外中毒完全可以預防。他分析,致命中毒以瓦斯中毒為大宗;「在國外,瓦斯中毒有好幾個原因;但在國內只有一個,就是熱水器裝在屋內。」張漢權覺得很奇怪,避免瓦斯的一氧化碳中毒,沒有一點大學問,但年復一年,仍有許多人送進醫院急救。

不僅是一氧化碳中毒,其他如交通事故、溺水、墜落,甚至失火,許多的「意外」,其實是可以不必發生的;這樣的例子俯拾皆是。

去年台北市因車禍死掉兩百四十多個人(警政單位的統計,出事後二十四小時之內死亡的人數);其中,八十個輪下冤魂,經鑑定為「行人任意穿越快車道」。

八月底,三個消防人員搭電梯上台北的六福大樓救火,被迎面撲來的火焰吞噬。警官學校消防系主任陳火炎無奈地說:「他們也許是救火心切。按規定,消防員是不能用電梯的。」另外,更不必提有人仗著年輕力壯,趁著颱風的風浪游泳,而遭到滅頂。

逝者已矣,卻留給專家學者一個難題--究竟意外死亡的成本有多高呢?整個社會為此默默地付出多少代價?

每年打兩次八二三砲戰 

二十四年前,一個二十歲的年輕人,因為闖紅燈被撞死。他上有高堂,十八歲的太太正懷孕。當時處理這樁車禍的李振克,當交警還不滿一星期。「這件事影響我一輩子。我想,他到底犯了什麼錯,整個家就這樣破碎?」李振克為此一夜無眠,下決心把這輩子奉獻給交通事業。他如今是台北交通大隊的大隊長。

台灣平均每兩個人就有一部車(汽車或機車),這個數字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生活水準的提升,但駕駛人手握方向盤的時候,可能不知覺他正在打一場慢性的戰爭。在這方面,日本是前車之鑑。

二次大戰後二十年,日本政府猛然發現,在這段期間內因車禍死去的人數,比打兩次世界大戰死的人還多,因而發動交通革命,力挽大勢。以台灣來說,當年的八二三砲戰陣亡三千多人,而台灣每年等於在馬路上,打兩次八二三砲戰。(依衛生署的統計,去年台灣居民最終因交通意外死亡的,共七四三八人。)

就像李振克遇到的例子,車禍及其他意外死亡的人,以年輕男性居多,這意味著國家勞動力的損失、家庭經濟支柱的倒塌;與人因老、病而去世,對社會的負面衝擊,不可同日而語。 

主計處第三局局長韋端,以死者所損失的最低平均工資概算,一年下來,台灣的經濟成長因此降低十分之一個百分點。

計算意外死亡的社會成本,在學術界尚未有定論。韋端的概估,只反映了「直接成本」,其他學者則有更複雜的公式。例如交通大學運輸工程與管理學系的系主任張新立提出,就交通事故而言,間接成本起碼包括塞車所浪費的時間、耗油量增加、空氣污染等。

制度不健全是禍首 

但是,身為新竹交通事故評鑑委員會一員的張新立,最關心的後續影響,是家庭破碎帶來的問題失怙家庭的子女教養;遭遇不幸的下一代會不會因此落入貧窮的惡性循環中?也許「柯媽媽」的經驗可以作一個見證。

柯蔡玉瓊的大兒子被聯結車撞死之後,一股冤屈之氣促使她走出一成不變的生活圈,組織車禍受難者救援協會,幫助同樣遭遇的人。在創會的過程中,她拜訪了許許多多同病相憐的家庭,結果發現大部分的受難家庭只剩下寡婦、年老雙親,不論在法律、家庭財務,尤其在情緒上,幾乎沒有能力自己站起來。

「做這些事我最大的收穫是得到經驗;我從來不知道這個社會這麼惡質,制度這麼壞,」柯媽媽指陳,有些個案只賠幾萬元就了事了。

每當重大意外事件發生,首當其衝受媒體砲轟的,是大眾知之甚久,而又一直沒有改善的老問題,例如制度不健全。以站在第一線的警察來說,他們的考績與轄區發生事故(車禍、火災等)連動;因此一些學者相信,當意外發生時,警察傾向私了而不報備。再者,執勤警員素質良莠不齊,在記錄、描繪失事現場時,往往失之精確。這些因素使得統計失真,對將來在訴訟上的責任判定,都有影響。

其他常為人詬病的,還有執法不力、主管單位相互推拖。像台北的天龍三溫暖、中和的自強保齡球館,以及竹東的今夜卡拉OK,接二連三遭回祿之災,共使五十一人葬身火窟。這三家都是違規營業的商場,追究責任,恐怕是集上述原因於一爐的「代表作」。

誰是高危險族群? 

「但是,有多少人到了KTV這種地方,會先去看看逃生路線?」警官學校的陳火炎認為,一般人的安全意識低,也是個幫兇。因此,若進一步瞭解那些人是最容易出意外的高危險族群,對預防的工作或許有所助益。

在意外事故的五大殺手中,交通事故的統計最齊全,較可以找出蛛絲馬跡。無情的數字顯示,雖然交通事故看起來是純粹隨機的意外,但在台灣,社會上相對弱勢的一群人,因車禍死亡的機率卻偏高。根據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督導委員會的統計分析(二十四小時之內的資料),從七十五到七十九年連續五年,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人,職業別的排名依次是無業、工人、農礦業和學生。若以年齡層來看,比較危險的是高中職學生、剛出社會的年輕人,以及退休後的老年人。這些人罹難時,絕大多數是騎摩托車。

是這些人常常需要奔波所以機率高?還是因為年輕、社會地位低,對「安全」的體驗比較低呢?或者都不是?目前並沒有嚴謹的學術研究能解釋這個現象,但觀察一些個案,「族群」的社會次文化,可能是重要的影響因素。

深坑的東南工專今年以前,一學期總有一、兩個學生死在馬路上。訓導處的郭金鵬教官表示,學生騎機車超速,是造成不幸的主要成因。郭金鵬心直口快地說:「這些學生一騎上車就忘了我是誰;後面要是再載一個女同學,就更不得了了。」列入有車階級,已經是青年學生「有辦法」的一種象徵;有學生「威脅」媽媽,不買車,不上學。

不關注安全的次文化 

建築工地的工人,是另一種「文化」。去年,一個年輕人正要拆卸工地的設施,一時用力過猛,失去重心,跌下喪命。他才十八歲,是臨時被請來幫忙的。「如果他按規定扣上扣環,就不可能出事,」太平洋建設工務部安全管理科的科長楊永傑對這種事很無奈。

從工地現場做起的楊永傑說,工人高架作業時,幾乎沒有掛扣環的工作習慣,嫌麻煩。如果要求,得到的回答常常是:「命是我的,要你管?」由於勞力短缺,管理人員也無計可施,就怕「工人老爺」情緒不爽,一走了之,耽誤進度。 

根據勞委會的統計,去年營建業因墜落死亡的,有六十二人。楊永傑憑感覺判斷,建築工人多半學歷不高,在社會上不容易找到非勞力的工作;連帶地,他們對自己生活、生命的期望並不高,更少關注安全。

行政院院長郝柏村提出交通安全日零車禍、零死亡的對策,雖然難免受到「治標不治本」的批評,但台北交通大隊長李振克認為,這起碼有提醒的作用。

這位上任不到一年的新官,非常強調執法徹底;行動之一,是將欠繳罰款的「大戶」名單輸入電腦,派專人一一催收。「不這樣做,交警執法不就白做了嗎?而且養成民眾僥倖的心理。」

在防火方面也有好消息。內政部長吳伯雄,曾在一次動員月會上表示,擬升消防組為消防署。這至少可以舒緩消防人員荒的窘境。台灣現有四千多個消防員;但若以日本的水準,台灣應增加人手到一萬二千人。

設計制度提升安全意識 

除此之外,利用制度的設計,提升安全意識,也是必要的。台大土木工程系教授曹壽民認為,台灣的保險制度實在十分落後;最差的設計是保費不因車主的駕駛紀錄而不同,這間接使交通安全少了一道防線。

「在防止意外這方面,我們實在可以做得更好,」曹壽民說。這句話不論對政府或者個人,都是語重心長,畢竟,意外的發生往往只是短短幾秒鐘的事;而安全意識高的人可以體會,防止意外發生的動作、習慣、念頭和心態,其實也只需要短短幾秒鐘的注意而已。

本文出自 1992 / 11 月號

第077期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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