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分證上若取消本籍欄，我不能接受。」
「在辦公室聽到有人講台語，我還是會起反感。」
「國民黨是不爭氣，但萬一有另一次二二八(這次角色易位)，也只有它會保護外省人。」
「我父親前半輩子在大陸，後半輩子在台灣度過，我可能會相反。」
四十年了，縱然人們常說「經過交友、工作和通婚，省籍界線已漸淡化」，但關起門來，某些「生於斯、長於斯」的外省二代子弟，依舊難掩對腳下這個島嶼若即若離的心情。近年來，政治紛爭挑起的省籍糾葛，更加深了他們對未來的惶惶不安。
他們的「鬱卒」心事，固然有大時代和小際遇的背景，不過，也有另一群他們的兄弟姐妹，不管名叫台生、念祖或建國，已漸漸擺脫外省子弟「邊緣人」的宿命，不等四年後身分證上「出生地」取代「本籍」，他們已是落地扎根的「第一代台灣人」。
從市聲喧嚷的台北街頭，到豔陽潑灑的南台灣，這群大約二十五歲到四十出頭的第一代台灣人，正是社會中堅階層。
有的才脫離校園，有的是行色匆匆的上班族，或是報端、螢光幕上的名角，也可能正默默做著基層服務，不少人更在政治領域為不同的理念打拚。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源於不同的家庭環境、成長經驗和性情，他們融人本土的歷程也各有不同。
回歸本土，重新定位
自幼生長在天然無遮的土壤中，最容易適應台灣的風水。
台北市議員賁馨儀，在苗栗苑裡的海邊小鎮長大，與閩南人、客家人比鄰而居。父母都受過大學教育的她，羨慕的是農家生活；最愛豐富熱鬧的大灶，常用家裡的白米換別家的蕃薯；別人沒鞋穿，她也樂得做赤腳大仙，騎牛抓魚。直到上大學，做夢都常回苑裡。
一口字正腔圓國語主持節目的李濤，自稱是高雄人。生長在大街上唯一的外省家庭裡，李濤和附近玩伴從「我們去「剃頭」(玩耍)」開始結緣。唸海軍子弟中學時，外省同學當他是台灣人。
「直到今天，上市場買菜、路上碰到阿公阿婆，開口說台語根本是我的反射動作，」李濤用他慣有的連珠炮語調說。
而對於許多外省爸爸、台灣媽媽孕育出的「半山」，大陸情懷和本土風情並行不悖地貫穿了他們的成長經驗，也豐沛了他們的人生內涵。
在過去「重中原、輕本土」的失衡教育模式下，有些外省子弟對台灣社會的認同，是年歲漸長後，經由理性的認知和反省，逐漸成形。
眷村籬笆內成長的孩子，離家五百哩後遇到的很可能是文化震撼。
中國論壇總編輯蔡詩萍(他的父親自覺身世如飄萍，故名之)，頭一回擠在群眾裡傾聽反對運動者高聲吶喊被壓抑的憤怒，從他不熟悉的語言中察覺，「做為一個外省第二代，我忽略了多少生活世界中想當然耳的訊息。」他從此努力跳脫出原有的框架，尋找新定位。
新國會聯合研究室的鍾佳濱，由大學社團的激盪中，才「理論上」意識到台灣的省籍問題。當兵時更發現，「原來外省人這麼少」，自己過去身處的是「相對較封閉、平穩的圈子」，而他的台籍袍澤可能才比較是社會其實面的代表。
從外省豬變成台灣人
「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都在燈火闌珊處。」也有一些二代外省人，歷經一番迂迴頓挫，終於回歸本土。
「我的愛國情操碰上人道主義，轉化為愛鄉愛土。」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張茂桂，坐在頗具民俗風味的研究館裡，精確地描繪他的心境轉折。
年少時的張茂桂，有同情弱者的人道情懷，更有浪漫的愛國熱情；高三時加入國民黨，曾是人生中慎重莊嚴的抉擇。
但隨著負岌海外、台灣政治解嚴等經驗，張茂桂對國民黨的觀感轉變，也覺得過去虛幻的國家意識很難發揮力量，人道精神催使他轉向與台灣的土地人民結合。
今年才從政大歷史研究所畢業的王凌霄，有另一番故事。他的台語很瞥腳，當兵時發現，「怎麼搞的，連買張車票都會害怕，用英語好像都流利些。」
去年夏天赴新疆、青海，對王凌霄是趟震撼之旅。三天三夜的火車行，滿臉滿嘴的沙；放眼看去，除了電線桿，只有無盡的荒涼。他碰到很多西藏人、維吾爾人，他們想獨立，因為漢人不見得能幫助他們。
王凌霄抬抬眉頭說：「統一後，台灣不可能消化那麼多不同的人，那麼大片的貧窮，一定馬上拖垮了。」遠行歸來，他第一次確定，「我應該把台灣當自己的家，不再離開。」應該學台語，嘗嘗檳榔的滋味；有人問路時，儘可能用台語回答……。
童年時懵懵懂懂被叫做「阿山」、「外省豬仔」，數十年後說出：「我是台灣人。」他們走的路也許不同，但在交會點上聚首時，會發覺心境相彷彿。
為求生存，學說台語
第一步，撤除心靈的籬笆，用平等的眼光看待各族群；甚而能夠坦然接受「外省人已成少數民族」的現實。
外省子弟不等於權貴子弟，但是，早年隨政府來台的外省軍公教人員，待遇福利確實較優渥。任職於高雄中興銀行的許元常記得，當年本省小孩下田放牛、收甘蔗，大陸籍公務員則在家中等著牛車送來配給米。
加上「尊國語、抑方言」的教育政策，外省小孩憑著語文的優勢，學業上較易出人頭地；即連本省孩子也以「國語說得真好，一點不像本省人」而沾沾自喜。
早年若隱若現的優越感，在本土化的浪潮中已沖刷殆盡。今天外省二代無祖產、欠人脈，經商從政都相對受限(極少數承父蔭者除外)，真心要融入這個社會的，必須克服心頭「相對受剝奪」的危機感。
「外省人以後在政商方面必處於配角地位，這是非常正常的現象。」高雄市議員賈先德，是四十三位市議員中唯二的外省人之一。但他相信，「就算本省人把外省人都壓迫掉了，對他們又有何好處？本省人不會這麼做的。」
個兒高高、活躍在地方的國民黨屏東市民眾服務分社主任李守道，透露外省籍貫時，前來敬酒的餐廳老闆大呼「看不出」；他得意地笑笑：「若要生存，你必須調適自己，不可能要求別人調適。」
掌握本地語言當然是最重要的調適。「沒有省籍問題，只有語籍問題。」學美術的徐正明，國台語雙頻道滾球似地轉換自如。他擔任立委王志雄的公共政策研究主任，為KTV進駐住宅區、高雄市民群情嘩然一事，忙著四處協調。
他的太太陸曉春，也是國台語雙聲帶的好手；他們正打算把五歲的兒子送到離家較遠、本省孩子為主的小學，趁早學台灣話。
共通的語言的確是人與人間的黏著劑。三年前中研院的張茂桂為尤清助選台北縣長；有回在瑞芳，面對多是阿公阿媽的群眾，破題兒第一遭用台語演講。
「講得很破，但感覺真好，我覺得自己是當中的一分子，而其實這社會包容力也很大，」他帶著滿足的笑回憶這段難忘經驗。
讓時間化解統獨糾結
二二八事件刻下了省籍隔閡，但在多年隱諱下，大部分的外省子弟「似乎晚知道了些。」他們同情本省受難者及家屬，主張政府應儘速道歉撫卹，但也顧及當時遇害的外省同胞；畢竟在那戰亂流離的時代，每一家都從苦難中走過。
「以現在的眼光看當時，是不公平的，」中國農民銀行屏東東港分行副理王鴻屏表示。作風爽快的她，父親是河南人，母親鹿港人，在兩族群間左右逢源。
台灣的水親土親，那片父母曾日夜懸念的秋海棠呢？除了曾填寫無數次的籍貫、幼時朦朧中配戴的黑紗、歷史地理課的必考題，似乎很難有更真切的牽連。
李濤為公為私去過大陸好幾回，但每回「能少待一天，就少待一天，很明確地知道自已不屬於那地方。」中興銀行的許元常表情驚異地說：「那邊的人連長相都和我不太一樣了。」
對學建築的王蘋而言，澎湖別具風味的民宅，門口坐有老太太聊天，才是真實的情境，不似天壇、頤和園那樣遙遠空洞。而每逢年節媽媽努力做出的安徽菜，也只象徵著她和媽媽之間的連結。
至於政壇中爭得你死我活的統獨問題，這「第一代台灣人」都各有一套言之成理的主張。
有人以理性判斷台獨行不通；有人表示若能確保安定、提高國際地位，台獨也沒什麼大不了的；有人索性投身支援台獨運動；但更多的人贊成維持現狀，讓時間化解千千結。
統獨無定見，確定的是人生規畫將與台灣前途密密編結在一起。
李濤「不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離開台灣，所有錢也都投在這裡的房地產上。」
曾寫過「咱攏馬是台灣人」的丁庭宇，做民意調查、教書，忙得不亦樂乎。他很實際地估量，「我們最容易在台灣得到一點成就，」是在大陸、國外都不及的。
「二千萬分之一」
從「外省第二代」到「第一代台灣人」，是個人的抉擇，是身心的重新安頓，但絕不是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也不意味著和「父親的文化」全然決絕。
然而，一些存心接納本土的外省子弟，卻察覺到外省朋友眼中閃爍的責怪不滿，也遭到本省族群的懷疑排拒。
不久前，蓋洛普公司的調查結果或許可佐證；七成五的台北市眷村民眾主觀上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但認為本省籍的朋友同事也接受他們是台灣人的，卻降到五成四。
一位生長於台中、台語流利的傳播界人士，向來「不太意識到自己是外省人」，但這幾年政爭扯出省籍問題，使她突然發現到自己不同的身分，而台語也在許多場合(如大學同學會)成了強勢語言，她不免自覺是「弱勢、犧牲者」。「如果這種感覺愈來愈強烈，我對台灣的認同可能會愈來愈淡。」
寫散文、文學評論的蔡詩萍，對此也深有所感。在他作品集的扉頁上，已略去作者本籍，只列出生地；他確知未來人生將以台灣為思考重心，但他的外省朋友不諒解他，本省朋友也怪他「靠得不夠過來」。
「外省人當然該努力，本省人也該創造客觀的情境，不讓我們覺得被排斥，」蔡詩萍垂眼攪著咖啡說。
外省人，本省人。對第一代台灣人而言，唯有當這兩個帶有明顯區隔意味的名稱消逝時，才是真正水乳交融的一天。
曾有一位台籍老先生赴大陸觀光，下飛機後發現：「哇！大陸都是外省人。」
這位阿公隨即又發現，在大陸人眼中，不論「台灣的本省人」或「台灣的外省人」，統統是「台胞」。
這個島上的人，無論是否有朝一日將成為「十一億分之一」，可以確定的是，眼前唯有互相接納、扶持，把握當下，做個「二千萬分之一」，最具真實意義。
容滋浩:外省人不要自畫門檻
籍貫對我的意義不大。屏東市人口二十一萬，外省人只占兩成，其餘是閩南人和客家人。閩南人認為我是閩南人(因為我會說道地流暢的台語，生活方式也和他們融合);客家人認為我是客家人(因為我籍貫是廣東)；而外省人也當我是外省人。
我還是贏了
政治活動將人際關係和種族歧視拉到表面張力。但民國七十五年。我脫離國民黨參選屏東市長，擊敗了國民黨提名的候選人；七十九年再度競選，國民黨和民進黨兩黨夾殺，我還是贏了。純以民眾支持而當選的外省籍市長，我是唯一的例子。
這裡的投票行為很好玩，外省人投給本省籍候選人(因為我不是國民黨提名的)，本省人反而投給我，證明他們肯定我是其中一分子。
外省人從政，態度要改變，是為民眾服務，而不是出來拯救他們、統治他們；也要開拓票源，不能只著眼外省票源，這會把自已困死。
我不贊成「外省子弟聯誼會」這類組織，這是自畫門檻，你為何不參加社會團體？今天要有世界觀，本國裡為何還要分？我也反對什麼「外省子第台獨支援會」，你若支持台獨，就參加台獨聯盟嘛！何必外省人自組團體？
統獨是次要問題，重要的是將來的坐活方式。台灣揉合了各種文化，現在已是一種台灣新文化，台北就是很好的例子。
即使將來成立台灣國，也不可能回歸原始文化，只講台語；那樣不只外省人會抗拒，本省人也不能接受，因為經過四十年的融合，兩邊早已難割難捨了。
(林蔭庭採訪整理)
殷唯一：下一代就會好了
國中時，外省人會有些優越感，似乎較聰明，家境較好，後來往下滑，現在整個顛倒過來了。
這不是外省人的危機，而是這一代要承受上一代的後果。以前外省人位居要津，掌握實質利益，如今本省人要拿回來，把怨氣出在外省第二代。但這只是過渡現象，到了下一代就會好了。
我常聽中廣的「尖峰對話」，發言的很多是外省第一代，言之有物的很少。有時碰到一些外省人，擺弱者姿態，都又強求，講話不理性，連我要同情他們都很難。
有些本省人談起二二八，或國會老賊的問題，會有強烈的排斥外省人心態，我就對他們說：「你看我是那樣的外省人嗎？」
只要是好的，都喜歡
大陸回去過，風景很好，管理很差，對我沒有什麼家鄉或根的感覺。至於台灣的前途，我不拘型式，只要不影響我的生活就好了。牛肉麵和蚵仔麵線，只要煮得好，我都喜歡；平劇和歌仔戲，我都不喜歡。
我承認現階段有省籍問題，但不要挑明，默默地撫平。希望我們的下一代，不會再有人採訪這題目了。
(林蔭庭採訪整理)
朱天心：我不寫台灣，寫那裡？
我生在眷村，從小看著父親的鄉愁，對大陸自然也有種抽象的感情；但母親是客家人，我的母語是客家話，所有叫得出的親戚都是客家人，小時候每年暑假回外婆家，不乏本土經驗。後來嫁的又是宜蘭人。
原來不覺得省籍是問題，但這幾年政治鬥爭，也蔓延到文藝圈。譬如，近年來我寫了不少政治社會批判的題材，某些文藝界的本省人都認為我侵犯了他們對台灣本土的解釋權；以他們的標準看，也「罵」得不夠兇。
我從小認同的是中國文化中好的那一部分，原以為國民黨就等同這些。但經過長時間的閱讀和觀察，發覺國民黨並不等於中國文化，我也夢醒了。
今天本省人認同台灣、恨國民黨，用感官就可以做得到；但對我們外省子弟而言，批判國民黨需要更大的勇氣，更多理性思考的力量。
可是，有些人似乎要我像共產黨入境時，先宣告脫離共產黨般，公開切斷和國民黨的關係。人總有幾分骨氣，這我做不到。
憂心「大閩南主義」
我的新書「想我眷村的兄弟們」，本來我不想用這作書名，果然書還未上市，就有台灣口音的人打電話來罵：「你們要組眷村黨是不是？」幸好出這本書的蘇拾平(曾是新潮流系的人)堅持我用這書名，使我恢復一些信心。
個人的情緒波動只是一時的，我憂心的是這種非理性的「大閩南主義」現象。
對於認同台機，我很怕說出「噁心」的話。但是，我不生此地，生何地？我不寫台灣，寫那裡？只有關於台灣的題材，我最有把握寫，也最想寫。
(林蔭庭採訪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