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科技日新月異的時代，許多公共政策都必須應用專業知識，而不再能以簡單的原則或是直覺好惡遽下判斷；舉凡發展航太工業、興建核能電廠，或是保護智慧財產權等，都是典型的例子。
急迫性政策無「法」推動
專業政策在制定時需要考慮民情，在執行時需要有理性的監督，這些目標都需要有專業人員參與，方能達成；民意代表動輒主張公民投票，企圖以「流動」的「民意」取代專家意見，其實是非常不負責任的作法。
由於台灣已不再擁有低廉工資與和諧的企業環境，為保持國家的競爭力，發展科學與技術是一條重要的出路。雖然工商業者與行政部門均已有此體認，但除非國會也能積極配合，力求提高立法品質，否則許多具急迫性的政策與措施，仍將面對無「法」推動的窘境。
在各種專業公共政策中，科技政策一直是民意代表極感吃力的一環。近年來國家各項重大建設陸續推動，行政部門延攬專家學者參與擘畫，政策品質已有長足的進步；相形之下，立法機構對專業事務就更顯得心餘力絀。
有人說科技是中性的，不應與政治混為一談。這應是針對單純的科學與技術而言。科技一旦涉及應用，不可避免會因資源分配而與政治產生交集。由於科技資訊的來源與判斷很難做到絕對的公正與客觀，因此科技政策常潛伏著許多被政治化的機會。
以美國為例，油價下跌雖對東部工業州有利，卻與盛產石油的德州利益相違背。類似的衝突近年也出現在國內，例如興建石化工業區或廢物掩埋場的爭執，均有賴專業知識，才能釐清問題的本質及糾葛。
讓公正的第三者參與斡旋與遊說專業政策，在國外有明確的制度可循；這套制度需要透過專業，以團隊力量長期運作，而非聘用一、兩位顧問，做些蜻蜓點水式的指導便能成功。對於習慣示威抗議的民眾，這麼做似乎緩不濟急，但它能讓有科技「意識」卻無科技「知識」的立法者迅速進入狀況，不但有助解決紛爭、尋求妥協，也是民主政治長治久安的基礎。
學界菁英協助政策諮詢
美國國會堪稱是成功運用這套制度的典範。僅眾議院「科學太空與技術委員會」即擁有八十位專職助理，其中三分之一具備理工科系碩士以上學位；他們接受全美各學術機構贊助薪資，負責評估、彙整科技公共政策，以供議員問政使用。
該委員會每年平均交出逾三千頁的文字報告，對一般法案的科技意見簽註，也多達五百件以上。
這個委員會最值得稱道的地方，是它分散經費來源，並且維持組織的超然獨立。委員會的創始者是美國國會的「技術評估辦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簡稱OTA)。
OTA早年即為了斷絕利益團體干擾，率先接受公益社團「美國科學進步促進會」(AAAS)所設的「國會科技獎助金」，用以支付議員助理的薪給。這項贊助因成效良好，第二年即擴大為徵召休假中的大學教授與高級研究人員，接受各學術團體補助，進駐華府為國會議員從事政策諮詢服務。二十年來，響應這項計劃的學術機構，專業領域自機械、物理到心理與兒童教育，大家的共同理念都是希望藉提供專業知識，確保公共政策的立法品質。
被徵召的專家，雖都是產、學、研各界的資深菁英，但徵召期間一律定居華府，且年薪僅及大學新進助理教授水準，目前猶不足三萬美元。服務任滿的專家，多數返回學校或產業界，少數留在行政機關主導科技政策的規畫，對累積經驗幫助極大。研究公共政策的社會學者均極稱許此一制度，並肯定其對高難度的科技政策在立法階層所累積的貢獻。
專業倫理加團隊力量
美國的經驗證明，專家問政絕非空中樓閣，但務必徹底擺脫利益干擾，透過專業倫理與團隊力量，才能步上正軌。「政客為贏得下一次的選舉，政治家關心下一代的福利」，我們看到這些專業人員願意擱置個人工作，以服兵役的心情投入複雜的政治運作，放下身段，遵守團體紀律，其事業格局已然浮現出政治家的恢宏氣度。
德國國會多年前倣效美國的作法，也與民間專責機構簽約，嘗試科技政策的外部評估作業；英國則起步較遲。三年前才開始急起直追。
去年五月，美、英、德三國的主事官員，應我國行政院科技顧問組邀請，來台參加一項「科技計畫評估研討會」。主辦單位原期望藉此喚起立法院對科技政策的重視，所以事前曾廣泛徵詢立委對成立類似機構的需求及興趣，可惜當時的國會根本無暇思及公共政策，不但研討會所邀立委無一到場，國內的與會代表更完全來自行政部門與執行單位，終使研討會的美意大打折扣。
若說立法院全然不關心科技政策，或許未見公平，但目前我國立委僅有兩位助理可領取公費協助問政，人力與素質都不易維持，財團與利益團體因此有機會，以支持助理的名義與立委建立關係，表面上雖是政治捐獻，實則難免在重要關頭干預立法。立法委員犧牲公信力換取問政資訊，看在選民眼中，其是一種「養癰貽患」的短視作法。
正因為目前這種困境，立委對科技事務往往只能做原則性的發言，上焉者偶爾挑剔細目，下焉者鎮日無的放矢，稍涉爭議便以召開公聽會的方式蒐集民意。事實上，公聽會在國外僅是建立書面記錄的一項公開活動，議員及幕僚在公聽會前均早已充分了解雙方意見。反觀國內，舉辦公聽會卻成為撿取現成問政資源，甚至借題作「秀」的捷徑，委實令人搖頭嘆息。
為避免利益衝突，對國會進行遊說與協助評估政策的機構，當然不宜由行政單位代為催生；但在目前的國會生態下，要寄望立法院主導推動，不僅機會渺茫，即使僥倖成功，也難逃利益團體的干擾。因此如何借重民間學術團體，透過專業倫理與團隊精神，建立制度，是非常值得思考的問題。
提升公共政策品質
優秀的民意代表，首在有能力凸顯問題，但在修正政策的優先次序與方向等方面，則應仰賴具備專業知識的幕僚人員。隨著社會日趨專業化與多元化，決策錯誤的代價已愈來愈昂貴，納稅人要求決策過程公開透明的呼聲也日形高亢；此時此刻，組織公益性基金會，為國會進行科技政策外部評估，其必要性已十分明顯。
當然，我國因國情不同，先導性科技研究與美國不能相提並論；由民間力量建立科技政策評估制度，仍應將重點放在科技應用與相關的產業發展及社會政策上。總之，在發展經濟與保護環境的大前提下，妥善規畫的科技政策不僅是創造第二個「台灣經驗」的保證，更可因此提升公共政策品質，建立議會尊嚴及秩序，使我國邁向高品質的民主社會。
(蔣重光為工研院材料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