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你擔任兩年校長以來，有那些地方你感到滿意，或不滿意的？
答：我認為比較意的，是使學校的校風稍微改變。我們學校有三萬一千人，大學部就有兩萬一千人，我盡量把它變成很融洽，每天至少花一個鐘頭到教室或宿舍，去跟他們交談，來改進整個校園的氣氛。
我覺得還沒有完全令我滿意的地方，是關於多元化的挑戰。在美國大學校園裡，多元化是今後一個很重要的發展，這方面還要努力。
多元化中精益求精
問：你擔任校長以來，一直希望在多元化中精益求精，使加州大學更上層樓。「多元化」在當前的美國社會，特別是對美國的高等教育，究竟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您能否向國內介紹一下這觀念？
答：我被宣布為校長的當天，第一次發表的談話，就指出今後的目標一定要「excellence through duversity」，也就是要在多元化上精益求精。
美國在近年來談到「多元化」，多數人常認為道是一個不得已才要面對的問題，我想道是不正確的。今後的世界，尤其是二十一世紀國際化的發展，「多元化」是一個很重要的優點，我們應該多運用。
有些人認為多元化和精益求精是衝突的，我覺得沒有衝突，甚至認為要達到精益求精，多元化是必須的過程。
對多元化的定義，應該要廣一點，不祇是狹義地指少數族裔的問題，而是整個校園都要走向多元化。譬如現在有許多成年人再度回到學校念書，或是鄉下來的人、貧窮卻有心念書的人，在運動、音樂藝術方面有特別造諧的人，這樣的包羅萬象就是多元化。
問：很多人說二十一世紀時，將是美國、歐洲的德國、亞洲的日本二強競爭的局面，而美國可能會稍占上風，因為有較開放的移民政策，社會較多元化。加州可以說是美國各州中最多元化的，可否就加州大學的情況來說明？
答：我最近也曾提出來，加州的人口已成世界性人口(global population)，現在加州有將近三０%的人口為南美後裔，一０%左右的亞裔，另有約八%的非洲裔居民。
現在柏克萊加州大學學生的比例，也可說是反映出這種世界性民族的變化，尤其面對國際化趨勢的快速發展，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資產。我想這在我們學校、加州和美國都是特別重要的關鍵，在二十一世紀的國際競爭上會發揮良好的影響。
問：你被聘任為校長，當然是肯定了中國人或東方人的成就。你覺得今後中國人在美國的地位或表現會如何？
答：現在在加州，變化很大。譬如最近舊金山市長的選舉，中國人可說是發揮了關鍵性的影響。今後這一類的事情可能會很多。
在我們學校裡，大家也充分瞭解到，亞裔的教授，尤其是華裔的，影響力特別強。就台灣而言，我們學校有十幾位教授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可以說是擁有中研院院士最多的一個學府。
現在也有很多新的教授畢業自大陸的大學，一九八０年代初期到美國留學取得博士學位的一代，最近就有六位加入我們學校。以後變化還會很大，包括日本教授、俄羅斯教授也來參加，所以我們的教授群可以說是世界性的，好處很多。
大學校長去募款
問：有人表示，近幾年以來，美國生產力下降，造成經濟衰退；而美國生產力之所以下降，主要原因在教育上出了問題。當然，美國的高等教育仍令人稱道，主要問題出在中、小學教育，您的看法如何？
答：這觀點基本上不錯，但還有很多其他因素。我想教育是很重要的一環，是對未來的投資，尤其是近二、三十年來的美國中小學教育，很需要改善。至於高等教育，基本上，各國雖認為美國仍極優異，但也出現了很多挑戰，例如州政府或聯邦政府對高等教育的支持，現在正在縮減。
問：你是一個州立大學的校長，如同我們國內的公立大學校長，但我知道你花很多時間幫學校募款，聽說您在第一年校長任內，籌募了將近一億兩千萬美元，相當於三十億台幣，也等於台灣所有大學一半的預算，成績相當可觀。你能否談談，現在的美國大學校長，為什麼要花這麼多時間來募款？台灣的大學是否也需要花功夫去募款呢？
答：(笑)很好的問題。
其實可以從兩方面來看。一方面是美國大學的財政現在較有困難，使得大學校長到外面募款，成了很重要的責任。譬如我剛才提到州政府的教育經費在縮減，而聯邦政府在研究費用的抽成上也有變化，像史丹福大學最近就受到很大的影響。
另一方面，大學校長去募款，可以把大學更推近社會，經過這些接觸，就更了解許多工業、商業、人文藝術各領域上的需求，也幫助大學多盡一點責任，所以募款也具有正面價值。
問：過去一年你到過東南亞許多次，談談到那兒的經驗如何？
答:去年我一共去了亞洲七次，包括日本、韓國、台灣、香港、印尼、泰國、新加坡，其中許多經驗很有意思。
譬如去日本時，當時還是海部首相，他接見我時說，我是他在首相任內第一位接見的美國大學校長。他開玩笑說，因為他最重要的顧問是我們學校的校友，所以他非接見我不可。
他也和我談到，日本很多大學新生的日文讀寫能力都不好。我說在美國也是如此；我想在台灣或中國大陸，可能也有類似問題，對中文的造詣都需要加強。
在印尼，也碰到很多趣事。校友會招待我吃午飯時，我發現整個餐館都緊張得不得了，原來，他們有七位內閣部長在此用餐，而這七位部長都是我們學校畢業的。也就是說，柏克萊校友主控了印尼的財經大權。
前年我剛當校長時，也回過台灣，有一天李總統邀我吃飯，我們暢談了兩三個小時。
開放、包容的柏克萊
問：台灣現任的教育部長毛高文先生，當年在柏克萊唸書時曾經選過您的課；他結婚的時候，還是您把車子借給他，並當他禮車的「車伕」。您近來回台灣，他對您有沒有實際的貢獻呢？
答：(笑)我們是很好的朋友，多年來一直保持連絡。他做了教育部長後，對我們學校的交流有很多貢獻。
最近我們接受了教育部一百萬美元的專款，補助東亞研究所關於中國問題的研究。同時近來又提到台灣和柏克萊大學的交流，可能我們會得到更多的幫助。當然這和我做「車伕」沒有什麼太大關係。(笑)
問：在台灣，除了毛高文部長之外，還有不少傑出、具有影響力的柏克萊校友，如宋楚瑜、王永慶家族的子女等。為什麼這麼多具影響力的人選擇了柏克萊？或者說柏克萊為什麼出了這麼多人才？
答：我想柏克萊位在加州地區，過去經過西部開發的過程，所以對其他國家的文化，具有一種較開放、包容的精神。多年來對東方也有特別的感情。譬如一八七二年，柏克萊設立第一個講座教授時，就是東方語言文化講座。後來趙元任先生曾擔任這個講座教授。像孫科先生，還有很多東方的傑出人士都是我們這裡畢業的。
問：幾年前李遠哲教授回台灣時，常提到柏克萊的「教授治校」，希望台灣往更民主、更開放的方向走。您也曾在柏克萊當過教授、系主任和副校長，是否可談談「教授治校」的精神？
答：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台灣一、兩年前對「教授治校」也有許多討論，但有些人所瞭解的涵意，可能並不很正確。
教授治校主導學術
教授治校並不是指由教授去管理學校，而是讓教授參與－－尤其在學術性事務方面，像我們學校的「教授會」在美國各大學中可說是力量最大的，道對我們學校學術水平和學術發展，產生很大作用，因為教授可以主導學術方針。
基本上，我們把學校的管理分成兩部分：一是學術性的，例如課程、課目、教授的評議、升遷、薪資增減，這些「教授會」都有絕大的參與權；另一部分是日常的行政，仍由行政系統來進行，如校長、副校長、院長、系主任等。
問：你覺得中國的留學生，包括台灣和大陸來的研究生，和一般美國研究生比起來，優劣點何在？
答：美國研究生比較活潑，思想比較開放；台灣來的研究生，基本上訓練都相當踏實，而且工作比較努力，但也比較被動。當然這和台灣的聯考、惡補都有很大的關聯。
自我約束力是台灣學生的優點，不過，相形下就顯得不夠開放，尤其是做研究、創造性活動時，特別需要思想開放，去嘗試從來沒有嘗試過的，去想普通人不能想的事情。所以我帶台灣或中國大陸來的學生，跟帶美國研究生時，會用不同的方法，盡量讓他們發揮自己的優點。
問：那麼台灣和大陸的留學生，有何異同？
答：這也要從時間的變化來看，因為台灣的留學生，這二、三十年來稍微有點不同了。現在的台灣留學生比過去活潑許多，自信心比較強，但自我約束力也少一點；不少台灣留學生，都不願意做太多學問，而先以賺錢或其他事情為目的。這也不壞，我想整個社會需要各種各樣不同的人。
中國大陸最近來的學生，在治學、研究方面非常賣力，有點像二、三十年前台灣出來的留學生。近來我們學校請的中國教授，多半是中國大陸畢業的學生，就是因為他們在研究學術方面常更下功夫。
整體而言是各有優劣，我想也是時代演變的過程。
問：你一九七三年就到大陸做學術訪問，曾引起台灣方面一些誤解；六四之後，您個人也對大陸強烈抗議，公開表示李鵬應該下台，似乎又不被中國大陸諒解，作為一個獨立的知識分子，你如何看待這些經歷，如何看待中國的問題？中國的前途又在那裡？
在各地都一樣貢獻中國
答：作為知識分子，最重要的是要有良知，一定要講他自己的良心話。
過去我因為在美國工作，有機會到大陸講學，使得台灣對我產生誤解，但我並沒有因此對台灣有惡感；台灣是我成長的地方，有很多感情在。現在也是一樣，對大陸我一直想推動各方面的交流，天安門事件我提出非常強烈的抗議，中國大陸許多跟我熟悉的領導人當然有點不太樂意，但他們還是一直邀請我，希望我無論如何回去看看。
我想很重要的一點，也是我們需要認清楚的是，不管在美國、台灣、大陸、香港、新加坡或其他地區，我們是中國人，我們有我們的根和文化淵源，我們還是可以一樣在各地為東方文化、為我們的祖國做許多貢獻，而且對世界和平、對整個人類都有很大的幫助。
問：台灣去年通過了「國家統一綱領」，對兩岸統一擬出了各個階段，目前是近程階段，還不同意北京一直提出的「三通」，但是雙方的文化、學術交流以及間接貿易，成長都很快，因此有人提議在港、台和大陸沿海成立所謂的「經濟共同圈」，或「中華經濟共同市場」，你怎麼看這些問題？
答：我認為這是必經的、必須要有的安排，問題是今年、明年、後年，到底何時實行？我想是愈早愈好，因為這是個趨勢。我們瞭解歐洲共同市場的發展、日本的發展競爭，而美國最近受到各方面的刺激也在力求突破，以後國際市場的競爭會愈來愈大。
我想整個東南亞「中華經濟圈」共同合作，發展潛力，是必然的現象，而且我希望能盡早達成。
兩岸交流打破框限
問：香港的經濟學者常向台灣學者表示，香港沒有三民主義，也沒有國家統一綱領，但在過去的十幾年，香港的商人透過貿易和投資，把廣東變成了大陸開放、生活水平最高的一省。而台灣的中國人同文同種，又和對岸的福建講同樣方言，到底台灣的中國人對福建有什麼貢獻？這讓我想起，如果把眼光放遠一點，這方面的交流也許是一個重要的開始。
答：你講得非常正確。但我認為，台灣和香港有一點不同；香港的中小企業、商業管理高度發展，所以在這方面對廣東有很大的刺激；台灣的中小企業也非常成功，但更有一優點超越香港，即台灣的科技，尤其是高科技的根比較深厚。
所以今後香港要競爭的話，一定要走向台灣一部分的道路，例如香港現在成立了科技大學，甚至於想到要如何使高科技生根。台灣在科技這方面相當成功，但一定要打破框框，和中國大陸福建、上海等沿海鄰近地方盡量有貿易交流，才能把台灣的潛力發揮得更大。
問：三月間，台北舉行了全國經濟會議，會中于宗先教授等七位建議，應成立「中華發展基金」，由政府拿出一百億元，主要目的即促進兩岸的學術交流、文化交流等等，例如在北京大學、復旦大學成立很多講座，幫助大陸研究生來台灣研究經濟和社會發展。
另外我們也建議，台灣應當有計畫的，或小規模的，引進或借重大陸的科技人才，你對這些建議，看法如何？
答：第一個建議非常好。台灣近幾年有許多基金會，但恐怕不少基金會是和政治發展有很大關聯，我認為很需要有支持文化、社會、教育、科技各方面交流的基金會，尤其是針對海峽兩岸方面。希望造構想能夠成功。
第二個關於和大陸科技的交流，我認為是非常需要的。大陸地廣人多，人才也多，但機會和研究、生活的環境並不如其他地方完善。如果台灣能和大陸科技人員交流，對台灣和大陸都有很大的幫助，會是個了不起的資源。
問：談到台灣，我們常有一種感覺，就是大家對很多問題的看法常常兩極化，走向兩個極端。您的感覺呢？如果有的話，如何才能把這種現象沖淡？
台灣欠缺中介力量
答：從一方面來講，這是台灣政治、社會改變的必經過程，所以有時也不需太驚訝。許多人一看到台灣最近的政治發展就說：「唉呀，糟糕了。」我說：「也沒有那麼悲觀。」總結來講，我對台灣的情勢還是很樂觀。
但另一方面，我覺得台灣欠缺一個中介力量，尤其是公信力很強的，譬如一些研究團體或基金會，能把許多台灣現存的問題，像總統直選問題，分析其優缺點，把公民直選或委任直選完全分析得很清楚。一定要有公信力很強的中介團體表現出來，這樣才比較不容易形成兩極化，然後才能達到更完善的民主。
問：在台灣有人憂慮，走向民主的過程中，很多人參與政治，特別是競選立法委員。不幸的是，一旦當選後，有些立法委員常和利益團體、大企業發生密切的關聯，產生所謂的金牛立委、金權政治。所以有人建議，應仿照美國民間的做法，成立公信力強的中介團體來監督民意代表，你認為呢？
答：我覺得這構想很好。但我剛剛談的中介團體並不是只有一個團體，而是需要有好些團體，有的監督性的，透過政府以部分的稅收來成立，或是民間成立的基金會，或是由各方的學者、工商業界領袖組成，使這團體的基礎更廣闊。
對於台灣現在一些問題，如金牛政治等，我認為不須太擔憂，這都是轉變過程必經的道路，但問題是如何能教導，不要使它發生嚴重不良的影響。台灣的經濟水平提高、教育水平提高，如果能再有許多公信力很強的中介團體出來，我想這些問題慢慢會減少。
任何政治的發展，都不可能完善，即使在美國，也經常發生金牛政治這類問題，主要在如何使這些問題變得愈稀少、影響力愈小為好。
問：你現在是大學校長，也是講座教授，至少還有十多年的時間才會退休。你是否想過，也許幾年之後會到台灣或大陸辦一所非常好的大學，把加州的經驗轉移到那裡去？
答：這個想法不是完全沒有過。自己是中國人，常常會想到怎麼樣為自己的國家民族盡點貢獻，這種想法總是經常會在腦子裡轉一下，但短期內可能還不會有具體的構想。
因為在美國做校長，就是希望在任內能有特出的表現，把學校的校風建立出具永久性的影響。同時美國校長任期的壽命是愈來愈短，平均是三．七年，我常跟人開玩笑說我剩下兩年，所以需要為學校做的事還很多。
教育才是真正的投資
問：如果讓你提出一兩點最重要的建議給毛部長，以供改善台灣的教育，你會提出什麼？
答：其實台灣教育的發展一直都不錯，但最近一、兩年，教育發展有時候好像不是放在最首要的地位，譬如許多大學的研究經費、發展都碰到一些挑戰。工業社會發展到一個程度，常把教育認為不是那麼急務，我想這需要注意。
教育才是真正的投資，台灣經濟能起飛成功，教育是很大的推動因素。所以我認為不只是經費方面，各界的領導人物都應該盡量重視教育、學風和研究發展。
另外，台灣最近也在教育體制各方面進行改革，我認為讓整個教育系統走向更開放、更民主化，對台灣未來的發展可能有更大的影響。
問：你希望在校長任內留下什麼樣的成績？希望以後別人怎樣來形容你？
答：我希望留下兩點紀錄：第一，把柏克萊校園的氣氛弄得特別良好。讓教授可以安心做研究、教學，學生覺得校園很融洽，學習氣氛很好。
第二，掌握住柏克萊加州大學面向亞太地區的戰略性地位，可以對今後二十一世紀亞太地區的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
(楊孟瑜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