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農曆年前大拍賣的季節，整個香港變成超大型購物中心，鮮艷的折扣數字，刺激遊人的視覺神經；台灣客不絕於途，想像力豐富的人形容台灣客的購買力，不知可以減輕香港陸塊多少載重量。
這不僅是買年貨的好時機，一九九二年初，似乎也是兩岸三邊互動的好開始。鄧小平南巡深圳，聲稱香港百年不變之前，三方人馬已在這塊向中國「借來的土地」上多次交手。
先是港、台、大陸幾十位導演齊聚一堂，討論三方工作制度、環境；接著中國時報在心臟地帶的中環舉辦「中國時報周刊」創刊酒會。會場內，只見新華社台灣事務部主任黃文放，和中華旅行社黎昌意穿梭四處打招呼；一些西裝革履的男士，紛紛跟身穿低胸裝的艷星合影。
幾天後，遠處一隅的沙田麗豪酒店，進行為期三天的「大中華經濟圈」研討會。香港信報記者吳麗好給予的評價是：「政治上成功了，那有經濟研討會，來這麼多政治人物。」她指的是民主基金會的關中、立法委員李勝峰、沈智慧，對岸則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為首。
八年前，決定香港命運的「中英聯合聲明」發布後，中華民國政府一方面重申主權國地位，不承認這項聲明，並擬訂輔導港澳同胞返台就業、定居的辦法；另一方面，當時的俞國華內閣，又宣示擴大貨櫃碼頭、設立境外金融中心等政策，意圖取代香港的交通、金融中心的地位。
如今，愈近香港歸還中共的「九七」大限，香港的地位不但沒有被替換，相反地，它對台灣的策略價值，愈來愈凸顯。
長期以來，台港關係只是兩岸關係、大陸與香港關係之間的附庸；港台間曾因大陸的存在而隔離，如今時勢遷移，又因大陸而親近。
這個擁有五百八十多萬人的大都會，已經成為兩岸之間的樞紐。每年旅遊人潮從香港奔赴神州，商人腳歇香江；眼望對岸，政界菁英則盤算、觀察中共將如何一國兩制。不僅如此，香港更超越日本，躍居為台灣第二大出口市場。
每個星期從台北、高雄飛出台灣的六一四次客機中，平均每三．四班，就有一班飛往香港；兩地交通之密，反映出彼此交換訊息的需求殷切；但無奈地，台灣到香港的政治距離，遠遠超過台灣到華盛頓。
沒有對台政策
去年底，國策顧問趙耀東經過三波四折後，終於拿到簽證赴港參加一場研討會，他驚訝香港的進步如此神速－－這位政壇老將，已經二十年沒踏進香港。
新任中華旅行社總經理黎昌意(政府駐港最高代表)，拿的是一年效期的簽證，黎昌意曾對香港媒體表示，這是港府「善意的表現」，因為前任代表所持的簽證，只有半年效期。
「使不上力」，是台灣內部及駐港人員感到挫折的來源，官方人員取得簽證不易，就是最明白的例子。所以一個香港商人以開玩笑的口吻說：「台灣婦女對香港的瞭解大於商人，商人又大於官員。」
在香港立法局民主派的領袖李柱銘眼裡，面對中共，香港和台灣都只是邊陣地帶的「小不點」。理論上，兩者應有唇齒相依的感覺，正如新聞綜合計畫處處長楊宗科所說：「兩個地方民主、自由，總比一個好。」
不過，基於幾個歷史因素，使得港台關係的發展，有許多先天限制。
大陸變色後，英國是第一個承認中共政權的國家；直至今日，在香港的英國政府仍非常謹慎地應付台灣事務。
一位接近決策核心的港府官員透露，港府實際上是沒有「台灣政策」，內部從未討論過與台灣的關係，「老實說，是處於真空狀態。」這位對台灣頗有感情的官員表示，香港和倫敦都覺得「台灣問題」是對方的權限，因此都不願作主，唯一的原則就是－－「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唯一合法政府」。
駐港人員難施展
換台灣的角度來看，「港英政府只希望光榮撤退，」曾做過香港研究的政治大學外交系教授金神保指出，港府的心態是，不希望台灣去「搗蛋」，把香港弄得「太熱鬧」。
大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馬英九也承認，中華民國在美國的空間比在香港大，可見政府駐港最高代表中華旅行社先天上已很難施展。
「我在香港，能做的都做了。」外交部駐港單位，中華旅行社前任總經理鄧備殷說。
現任外交部領務司副司長的鄧備殷，到香港的時候只是三等秘書的職位。當時他的長官因一宗事件被迫返國，而港府又拒絕台灣再派同級的負責人到港，從此他只好「小兵」扛大任，一待就是十八年。
識者分析，職位低，已限制鄧備殷與港府高層對話、建立溝通管道的機會，冷戰對峙的氣氛更是另外一個緊箍咒，外交部當時給他的指示很簡單－－不要對外露面。
鄧備殷回憶，有一次一位長官出國，順道經港，他教鄧備殷每天下班，最好走不同的路回家，以防不測。
種種顧忌和限制，使得中華民國政府在港一直採取極為低調的作為。工程師出身，來往大陸、台灣頻密的立法局議員李鵬飛糾正，過去台灣在香港不是沒有聲音，而是「絕對沒有聲音」。
在李總統的務實外交政策尚未大張旗鼓、對外宣揚之時，台灣商人早已默默執行多年，他們跑遍世界，唯獨忽視香港。也許因為視港商為勁敵，也許不認為香港是個潛力市場，雙方貿易額雖大，但台商投資卻不多，與外界傳言投資達百億的對岸．更是無法比擬。
左派勢力抬頭
根據正式統計，一九八０年代整整十年，台商對港投資金額累計只有五千多萬美金，九一年投資額大幅成長，光是一到九月分就高達一．六億美金。
維多利亞港邊的中國銀行高高聳立、俯瞰香港。設計人貝聿銘建築師的構想，源自竹子節節上升的造型；然而香港人卻說它像一把刀，插在香港的心臟。
從六０年代末，中共開始挹注大筆資金入港，雖然沒有正式數字，但整個香港商圈都認知，中共占外資第一位，光是中國銀行在這彈丸之地就有百餘家分行。
嚴厲批共的「百姓雜誌」總編輯胡菊人，是從大陸逃港的知識分子。他在一次座談會中指出，一九七０年代後，由於中華民國外交不斷受挫，鄧小平奪權後舉起開放政策，再加上港人認清「九七」的現實，香港有派凌駕左派的情勢，因而逆轉。
七十餘歲的右派工團聯合會會長彭震海，是這段歷史的見證人。早期，工團聯憂慮「共匪」滲透，不積極吸收會員，如今會員不但逐年老化，人數也漸減至一萬七千多人，大約只是左派工會人數的十分之一。
彭震海的辦公室簡單、寬大，辦公桌上給客人的白磁茶杯，一面印的是鮮紅雙十圖案，一面是國旗。就在樓下，來來往往的卻是對政治冷感、投票率只有三成左右的男女。面對現實的人群、現實的環境，彭震海手撫額頭坦率地表示，他們過去曾對中華民國政府期望很高，現在瞭解政府的困難，「以後只有自己努力了。」
每年雙十國慶當天，在國民黨黨營事業香港時報頭版，登報祝賀的團體雖然上千，但在這位老鬥士眼裡，這些右派、親右組織，大都面臨類似的難題－－組織老化、活動力低、活動方式囿於傳統，例如例行的雙十、元旦酒會，無法融入港人生活，擴大影響。
雖然台港關係的推展如此艱困，但兩地在環境、人事重新布局下，隱然浮現交往的新契機。敏感的普通遊客，應該可以從通俗文化中感受到暖和許多的氣氛。
巴士迂迴在往清水灣的路上，車上收音機正播著優客李林二重唱在台十分受歡迎的「認錯」。坐在「音樂工廠」的骨董會議桌前，羅大佑證實，現在香港電台播放的曲目中，台灣的創作已占三分之一。
台灣人不撤退
龍蛇雜處的旺角，是個老商業中心，不經意轉過一個街角，赫然看見一家以台灣食品做號召的商店。一些廣東老饕興致勃勃地透露，有幾家台菜餐廳已經在這個吃的天堂站穩了腳。
「當然啦，一個(中共)有權，一個(台灣)有錢。」一個商人理所當然地認為，香港之所以對台灣較友善，例如放寬觀光客及某些敏感人士的簽證，是因為「後台老闆」跟台灣的關係已緩和，而台灣持續擴張的經濟表現，漸引起港人注目。
更重要的是，台灣對港政策，有了基本的轉變。快人快語的黎昌意赴港就職不久，曾對媒體公開，過去政府對港工作態度，較為負面，重點在如何撤退忠貞人士；現在有了積極的新政策，也就是參與、促進香港繁榮。這也就是李登輝總統在就職演說中所說的「不撤退」。
在較積極的大方針下，各相關駐港單位開始嚐試以點突破的作為，教育部的作法，是新伍中的一個。
香港有十數所大專院校，長年接受教育部輔助，但經過香港明報記者在一年半前一一查訪的結果，這些號稱學院的學校，多半名不符實；許多學校是租幼稚園的教室，晚上上課、有的則暫時不開課，有的根本找不到負責人……。
府之一的中文大學人類學系主任陳其南穿針引線，計畫由台灣方面出錢設立基金會，資助台灣年輕學者到中大做短期研究。
陳其南透露，由於教育部不方便出面，案子交由台大負責，但中間缺乏良好溝通，許多技術問題有待解決。他並不樂觀，但起碼是個突破，「過去台灣要給錢，中大還不會要呢。」
昌意旋風
而新人新政最引人談論的，是香港媒體所謂的「黎昌意旋風」。
一個細雨霏霏的星期天清早，三三兩兩身著運動服的男女老少，走向香港市立足球場，參加每年兩次的「公益金百萬行」活動，健行十公里，為社會福利募款。
偌大的足球場裡，十支台灣企業(南亞、味全等)校友會組成的隊伍，共捐三十萬港幣，列入「貴賓級」行伍，高大魁梧的黎昌意也在隊伍中開步走。
以人數看，這是空前的大規模，也是香港人比較能接受、認同的曝光方式。
曝光、公開談話，與左派人物握手、接觸，使黎昌意令香港人耳目一新，「喔，原來台灣也有這樣的官，」鑪峰學會祕書長郭俊折說，黎昌意身上比較沒有官僚氣。
簡單的說，黎昌意從台北帶來的訊息及基本工作策略，是加強經貿合作，然後順勢而上，發揮影響力，「要互利，不互利不可能，」黎昌意明白指出。
在他的推動下，一些新的組織將相繼成立，其中香港總商會和台灣的工業總會將設對等機構，促進彼此交流、投資；另外，新近赴港投資的台商，也會組織類似在台美僑、日僑商會的社團，「希望能發揮集體游說的力量，為台商向港府爭取一些權益，」主要籌辦者之一的世界聯合證券總經理張炳煌表示。
其實早先香港已有一些功能相似的團體，黎昌意卻不認為新舊組織間有衝突：「各組織能不能吸引會員，要看它提供什麼服務。」語氣中，頗有任其競爭的意味。
舊有組織對黎昌意的挑戰不止於此，某些事情上，甚至有過格格不入的適應期。「這我最瞭解，自從李鴻章的總理衙門開始，中國的各駐外單位，從來沒好好統合過。」一位駐外十八年的官員，頗同情黎昌意的處境。
名義上，黎昌意現在主持各單位的業務協調會報，包括經濟部、教育部、新聞局、僑委會、救總及國民黨，負有統合權責，但事實上，面對歷史長久的組織，阻力不少。這與他個人色彩太濃和香港特有的「右派文化」有關。
突破政治心結
棄商從政的黎昌意，在台北學習到官場儀規，他的施政口號從「是，我們能」，改為「是，我們會考慮」。但去年八月上任，不久他卻又拿起初生之犢的意氣，分別召見各單位，語多批評，也想整頓人事；結果打小報告的黑函，不但寄到台北，連香港報社也收到。一位看過「檢舉信」的記者說，上面寫：「……他從事旅行社以外的業務……並企圖裁員……。」
反彈情緒的另一來源，是右派特性問題。
在香港時報工作十多年的副總經理劉文傑分析，由於香港從未斷過與大陸的接觸，對共產黨本質認識最清，持反共態度的人也最堅定。再者，台灣過去對「忠貞」的定義，只是反共，所以許多忠貞人士，非常不能接受李登輝政府「和共、處共」的新走向。
「香港人」雜誌，是國民黨駐港單位所創辦。在去年十二月號，有一篇文章得到徵文比賽社會組第二名，題目為「我對中華民國的期望」；裡面許多的文字，在台灣大概已經找不到了，例如「我們應嚴正的向中共宣示，你膽敢武力犯台，我們便要你後院起火，死無葬身之地！」
擔任中國時報駐港特派員十幾年，江素惠已十足香港化，她打扮入時，說廣東話，出門隨身帶大哥大。她對台港發展關係的機會、阻力看得很清楚，當國內第一次與她聯繫，希望她擔任新聞局駐港的「自由中國評論社」負責人時，她考慮都不考慮，一口回絕。
離開中國時報後，她在「當記者時說那麼多話，不如投入政府，直接做點事」的思考下，接下新職。在台灣國大選舉前、後，她都主動為香港媒體提供各種資料、分析稿，也獲香港各報採用，這是過去從未出現的合作。
「限制雖多，只能盡力而為。」這位放棄美國籍，也是新出爐的僑選國代說。她的心聲，也許正是許多新人、舊人的願望。
政治，阻隔了台灣、香港之間的自然交往，不論在文化、心理上，已有極深的隔閡；政治，也暗暗牽引兩地面臨相同的統一考驗。能不能透過努力，增加彼此的認識、需求，是嚴酷的挑戰，畢竟離「大限」的日子已經不遠。
九七之後
「在統一的鬥爭中，我們是主動的……定隨著整個形勢的發展變化，使國民黨當局很難再長期堅持僵化的拒和立場，在今後的一段時間內，被迫與我接觸、談判，是可能的。」
這是中共國家主席楊尚昆一九九０年十二月，在「全國對台工作會議」的談話。顯然，「九七」就是大陸迫使雙方談判的一次大好機會。
而目前台灣方面擺出來的姿態一是反對「一國兩制」，二則宣布「不撤退」，在港澳推動加強交流活動，爭取對中華民國的認同、支持。
和平演變的橋樑
香港潮流月刊負貴人丁望，是海外第一個有系統分析文革的評論家。在他眼裡，台灣既反對「一國兩制」，又要留駐香港，在理論上，是矛盾的；而一些熟悉內情的學者則指出，這個目的，是執行「只能做、不能說」的和平演變，以經濟利益，促使大陸質變變。
香港，又變成和平演變的一座橋樑。
香港亞太研究所副所長劉兆佳分析，兩岸三邊中國人的交往，充滿潛在的衝突和不穩定因素。從港台角度看，和平演變可能有效，但經濟利益提高，也可能更穩固共產黨政權，「就像國民黨因經濟成長而獲得自信一樣。」他說。
從大陸的角度看，它既希望國力增強，以經貿交流，統戰台灣，卻又擔心政革開放帶來的地方主義，升高地方對抗中央的浪潮。
在這個變數極大的格局內，政治人物的智慧受到大挑戰。「九七」後，香港視不視同大陸地區？機、船到港算不算直接通航？中共已明說，「九七」之後，香港無權決定其他航空公司可否經港飛台，台灣是否因此被迫與大陸談判？怎麼談？
基本上，陸委員會副主委馬英九透露，「國統綱領」並非沒有彈性，他們也已考慮在「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草案的實施細則中。對港澳地區研訂特別規定。但目前，尚未浮現一張清晰的藍圖。
見招拆招
政治上，大陸的確占有主動的優勢。台灣在因應台港關係上，頗有「見招拆招」的意味；經貿交流上，兩岸其實都有樂觀其成的「共識」。
台灣許多商人或許以為，「九七」或三通後，香港的轉口地位就不那麼重要了。交通部長簡又新，也曾對媒體發表過類似的談話，但這種想法過於簡化。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高級講師宋恩榮，曾舉新加坡為例：新加坡開放與大陸三通，但統計顯示，新加坡透過香港，間接與大陸做生意的金額，歷年只增無減。
這反映香港資訊集中(有大陸各省上千個外貿代表)，金融、通信、國際級碼頭，機場、高效率的行政體系，不是大陸任何一觸地方短時間內能取代的。宋恩榮因此判斷，將來兩岸三通之後，台港經貿也許短期內會萎縮，但長期看，仍是成長的局面。
「各自改善人民生活才是重點，現在談統談獨都是浪費時間，」丁望不客氣地說。
相信觀光客最認同這句話，不論「九七」之後如何，遊港或經港遊神州的台灣客確定是不受什麼影響。
